齐晓红：大众与语言：作为“斗争之场”——大众语·拉丁化·方言·国语

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编者按

对于1930年代围绕大众语及大众文艺的讨论，历来研究者多将其置于文艺论争的叙述框架中加以考察，多少忽略了其中所蕴含的政治能动性。齐晓红博士将大众语运动激荡出的话语空间视为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之场”，在晚清以降语言改革运动的历史脉络中，深入探讨大众语与拉丁化、方言和国语等不同语言观念及实践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大众语想象与构建新的社会关系和共同体的政治潜能。本文初刊《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2期，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大众与语言：作为“斗争之场”——大众语·拉丁化·方言·国语

齐晓红

内容提要：大众和语言的结合在1930年代的语境中是非常独特的现象，因而也需要在1930年代的具体社会关系的中找寻阐释的可能性。大众语诉诸大众日常所说的话，注重语言学中的“言说”功能，这是对大众进入具体的语言交流的呼唤，同时也是以大众为主体希图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世界的努力。大众语讨论中所呈现出来的大众语与拉丁化、大众语与方言、大众语与国语之间的争论，昭示了大众语作为一种社会语言的能动性，它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充当了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之场”。

引言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的第三章“大众文艺问题及语文改革运动”是距离事件最近的对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总结性论述。此后的文学史叙述大多延续了他的模式：文艺大众化运动是由三次论争所构成的，前两次是关于大众文艺的合法性以及操作性的讨论，后一次是关于大众语言的争论。[1]也就是说，李何林以及由其奠定的现代文学史的叙述都是把文艺大众化运动看作是一个包容了大众文学和大众语在内的左翼内部的文化运动。有研究者指出，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李何林用一种“内部论争模式”来论述三十年代几场以文艺为名的不同论争。所谓的“内部论争叙述模式”，即将“‘论争’设定为在一个对‘革命文学’有着相同或相近看法的‘阵营内部’展开的论争，因而无论其激烈程度如何，都不会超出‘误会’或‘策略’分歧的范围；随着共同对手的出现，‘内讧’结束，‘一致’对外。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有‘史’以来，对‘革命文学’论争最基本的叙述模式。[2]李何林的叙述奠定了现代文学史上对1930年代文学论争最基本的叙述模式。然而近几十年来，在“重写文学史”等思潮的影响下，很多研究将文学、语言的阶级性、政治性从这些论争中抽离出来，形成了另一种类似“纯文学”或“语言工具说”的叙述模式；不过这种抽离和排斥，又从相反方向上巩固了以前那种模式的“内部的共同性”。因此，要重新思考这种模式，还必须要对1930年代大众语运动发生的社会机制和政治意识之间的关系做出重新解释。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1948年版

李何林是如何看待“大众语”运动的呢？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他将大众语运动追溯到“革命文学”发生之初，并引用了成仿吾的一段话：“我们远落在时代的后面；我们在以一个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为主体，以它的意德沃罗基为内容，创制一种非驴非马的‘中间的’语体，发挥小资产阶级的恶劣的根性……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并据此认为“这可以说是‘大众语’意识的萌芽”。[3]因此，大众语是左翼文艺运动自然而然发展到一个阶段上的结果，也就是说，语言问题和阶级意识的获得问题是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此后大众语论争中，左翼知识分子一直坚持的语言观念。与李何林的看法恰成对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形成的语言“工具”说，这种学说受斯大林的语言“工具论”的影响很大。1950年6月20日，斯大林的《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在苏联《真理报》发表，该文主要批驳了马尔的语言理论，指出“在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阶级上，语言是交际、交流思想和互相了解的工具”，语言“不是上层建筑”，“语言的阶级性公式是错误的”等。[4]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民日报》随即便翻译、介绍了此文，并随之将其作为语言学研究的纲领性文件。不过有意思的是，上述李何林和斯大林对语言属性的看法，在大众语运动中恰恰是“大众语”的阶级性和“国语”对国民的统合性作用之间就语言本质问题所发生的主要争论之点，也就是说，在当时对于语言的“阶级性”和“工具说”的看法背后包含着强烈的现实政治意味，即它们都是1930年代互相冲突和矛盾的紧张关系的呈现。

因此，在本文看来，大众语虽然是一个诉诸于语言改革的运动，但是它的提出不是要大众接受一种现成的语言结构和系统，而是对大众进入现实的语言交流的邀请，只有大众能够进入这种具体的语言之流中，它才有获得自觉的可能，也就是说，大众语的提出是通过语言和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关联而达到对一种不同于现时的社会关系的想象和重构的目的。后来的研究者，喜欢用大众语最终的昙花一现来指出它的乌托邦性质，如：“这种天真的乌托邦式的语言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显然是无法实行的，而且也从未有效地实行过。拉丁化的文本充其量也只是阅读汉字的语音手段，不能替代汉字。”[5]但是历史并非完全都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作为语言学历史上的一个异数，大众语作为一种具体的语言交流的“工具”也许是“失败的”（如果我们可以暂且对拉丁化运动推行的实践结果熟视无睹的话），但是如果能对1930年代那些不断相互冲突且发展变化着的历史主题和社会历史背景有所重视的话，那么我们所发现的将不再是“语言”和“社会”的二分法，而是大众语作为一种能动的社会语言，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是如何充当了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之场”[6]的。因此，也可以说大众语表达的不仅是一种冲突的社会现实，同时它也是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努力。

近代拼音文字运动始末

在近代中国的大众启蒙运动中，改革汉字使其简单化、拼音化一直是使大众和语言文字接近的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径。实际上，汉字的拼音化在中国也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从最早期的教会罗马字运动，切音字运动，国民政府推行的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一直到本文所要触及的拉丁化运动，这近百年的汉字拼音化的历史，皆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相伴随。

关于之前的汉字注音拼音的历史，陈望道认为其胚胎于三百年前，并将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段为西人自己计划便于学习汉字的时期；第二段为随地拼音，专备教会中人传道给不识字人之用的时期；第三段为用作普及教育的工具的时期。”[7]

第一个时期是发生在明万历年间，1605年中国第一份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读音的方案《西字奇迹》（原书已失传），由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制成。后来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将利玛窦的方案加以扩充，于1625年写成一部专书《西儒耳目资》。第二个时期教会罗马字运动时期。传教的事业盛行于十九世纪的后半纪，事业的中心人物换成了基督教徒，他们为了将耶稣的福音普及到一般民众中去，就希望将圣经译成中国文字，于是就用罗马字拼音的方言拼圣经，这便是所谓的“教会罗马字”。第三个时期是切音字运动时期。卢戅章是中国第一个有拼音文字概念和创制拼音方案的人。他的《一目了然初阶》于1892年出版，它以南京话为主脑，以讲述厦门音为主，因其简易在当时颇受欢迎。此后，清末又有王照模仿日本的假名，采取汉字的偏旁或字体的一部分，制作了“官话字母，专拼白话，不拼文言。1900年，王照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官话合声字母》，因为“官话字母”只能拼北方话，劳乃宣根据王照的方案，加入了南方话的音素，另创“宁音”（南方话）和“吴音”（苏州话）两谱，并在1905年出版了《增订合声简字谱》（宁音谱）和《重订合声字谱》（吴音谱）两书。

综观这些文字改良运动，它们基本上都是在汉字而外所实行的一种注音符号的改革，其直接的目的都是在欧风美雨的现代化刺激下企求大众教育的普及和国家的强盛，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汉字的拼写系统。也就是说，一方面，他们的方言方案和清王朝的同文政策相矛盾，因此得不到清政府的青睐，另一方面，文字的隔阂根本上是社会结构关系上的隔阂所造成的，因此无论这些拼音文字如何简易，仍然只能停留在民间教育启蒙的层面，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关系上的分立状态，用胡适批评王照、劳乃宣二位的话来说：“‘他们’提倡拼音文字，只是要为汉字添一种辅助工具，不是要革汉字的命。……他们的心理的基础观念是把社会分作两个阶级，一边是‘我们’士大夫，一边是‘他们’齐氓细民。”[8]

拼音文字改革真正脱离以上个别人的倡导而转入国家政府机构的操作，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1912年7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集“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方案，同年又制定了《读音统一会章程》。章程规定：一，审定一切字音的法定国音；二，将所有国音均析为至单至纯之音素，核定所有音素总数；三，采定字母，每一音素均以一字母表之。至此，清末的“切音字”运动就转变成了“注音字母”的推行：确定统一的标准音，制定用以标注国音的“注音字母”。关于这个转变，黎锦熙所记载的此次会议的副会长王照的反应非常有趣：“时王照受聘为会员，自南京返，闻之不悦，谓此乃议行拼音文字，为普及白话教育之用，应属社会教育司，今属专门司，是已入韵学范围，抹煞本旨矣。”[9]社会教育司在民国的国家机构中是主掌民众教育的，而专门司则是属于国家的学术机构，从王照的“不悦”可以看出，他所谓的拼音文字原应为一种启蒙教育大众的手段，而非是文字改革的最终目的，而将注音文字改革纳入到国家专门的学术机构的操作之中，也就意味着对汉字的改革不再只是一种“流惠下民”的手段，它同时也成为对一个基于“统一体”的现代国家的想象媒介。换言之，此时的语文教育成为和国家这一有机体统一的重要方式，而不仅仅只是晚清王照等人的简字运动所诉诸的社会层面上的启蒙运动。

“读音统一会”于1912年5月闭会，但是教育部在1918年11月才宣布确定了注音字母39个（声母、韵母、介目三种），同时将用以推行的民族共通语定名为“国语”：“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用以注音的字母，是古体篆文，而非拉丁字母或汉字偏旁。1920年，各地陆续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教科书都在汉字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1919年，教育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永久性附属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这就使语文改良运动进入了国家固定职责的范围（早在1916年，由黎锦熙、陆基、朱文熊、汪懋祖等人倡议在北京成立了非官方组织“国语研究会”，并提出了“言文一致”和“统一国语”两大口号）。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写了《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重新提出清末无政府主义曾经提过的“废除汉语”，“改用世界语”[10]的主张，同年胡适、陈独秀发起了文学革命运动，于是文字改革和文学革命合流，汉字改革运动也由此进入社会关注的视野。1926年11月9日，“国语统一筹备会”正式公布了赵元任、钱玄同等人编制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钱玄同后来总结说：“这真是在中国新文字运动史上第一件值得特书的大事。”[11]1928年随着国民革命军统一南北，到9月26日大学院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明言定位其为国音字母第二式，于是国音字母便分为两式：第一式为注音符号，第二式为国语罗马字，二式同时并存。

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即国音字母第二式）

自国语罗马字运动开始，中国的拼音文字运动由“符号”的阶段进到“文字”的阶段，它是中国第一份“拼音文字”的方案。[12]不过国语罗马字公布之后，处境却非常寂寞。直到拉丁化运动提出的前夕，也就是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已经公布的五年后（教育部已经在此前公布了“国音常用字汇”并通令全国，凡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要拼罗马字的名字都要依照“国音常用字汇”的拼法），“很多人还是不懂，以为是外国字”。[13]从以上可以看出，民国的“读音统一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与清末王照、劳乃宣不同的是，他们不仅是把汉字注音字母作为教育救国的手段，而且也是在国家统一层面上通过注音字母确定“国音”，其所谓的“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的主张都是和国家统一的建设相配合的。

“国语”这个概念本身导源于清末，比如1903年京师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等六人在上书袁世凯的呈文中说：“请奏明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学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14]国语的提倡和普及作为一个正式的运动还要等到民国成立以后，黎锦熙等人所提倡的国语运动将统一语言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连接起来，国语教育因此成了创制国民的重要手段。不过胡适所提出来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却并不必然与国语运动相关，因为白话文相对于文言仍然是基于汉字这种书写系统的文体方面的改革，并不关涉当时基于注音字母的“国语”的书写标准问题，而在五四文学革命退潮之后，国语罗马字运动的主张者们还一直在坚持着。

大众语与拉丁化运动

作为拉丁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瞿秋白的拉丁化思想是希望以拉丁化方言和大众的密切关系为基础，创造出广大的无产阶级的大众语运动，它和清末王照、劳乃宣的拼音文字改革是致力于社会层面上的启蒙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同时也是对国民政府力图通过国语运动所配合的统一国民的创造的抵制；瞿秋白的拉丁化思想和他所定义的“绅商就是民族”[15]是一致的，是对国民党所代表的国家/人民的正当性的对抗。不过拉丁化所采取的方言或地方文化虽然最终要在统一化和民族化的压力下屈服于后者，但与“国语”所代表的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性相比，它是人民大众的，代表着新的革命力量。因此，我们在拉丁化的大众语运动中看到的就是以拉丁化方言为基础创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和以国语为基础创造出同质化的国民的民族主义的斗争。

瞿秋白的拉丁化思想是来自于苏联无产阶级国家建设的实践。十月革命之后，国家的统一需要语言的统一作为媒介。但是当时苏联的总人口中有72%是文盲，因此苏联政府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即罗马字母）给这些民族和部族创造或改革了文字以进行扫盲，这个工作从1922年开始，1937年结束，形成了一个文化革命运动，称为“文字拉丁化运动”，列宁非常重视这个运动，称之为“东方伟大的革命”。[16]在拉丁化运动的这15年中，苏联有70个民族和部族实现了文字拉丁化，有2500万人学会这种拉丁化的民族文字和部族文字。

当时的苏联远东地区有十多万的中国劳工，他们也成为了苏联拉丁化运动扫盲的对象。1928年2月，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开始研究中文是否也可以拉丁化，用以帮助中国工人扫盲。当时留苏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王长希、许之侦、李唐彬、张成功等，便会同苏联汉学家郭质生、莱赫捷和史萍育进行这个工作。1929年2月，瞿秋白在郭质生的协助下拟订了第一个中文拉丁化方案，并在10月写成一本《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的小册子。瞿秋白的拉丁化方案经过修订后于1931年5月经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批准，同年9月留苏的中国共产党员们修改了瞿秋白的方案，正式制定了“拉丁化中国字”方案，并于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拉丁化中国字”的原则和方案。此后，由此次会议成立的“远东新字母委员会”编辑了课本、读物、工具书，举办了各种学习班、补习班、短期学校、识字学校等，组织中国工人学习。从1931年到1934年，编辑出版了47种课本、教材、读物和工具书，印了十万多册，还创办了报纸《YngXu Sin Wenz》（《拥护新文字》）六日报。中国在苏联的劳工学习了此种文字并因此脱盲的很多。

1932年10月，天津《四海杂志》第3卷第6期发表了《苏俄成功之中国语拉丁文》一文，初步介绍了一下苏俄的拉丁化运动。1933年，汉口的中国世界语者焦风（方善境）从世界语刊物La Nova Etapo（《新阶段》）上看到萧爱梅（萧三）的《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于是把它译成中文，在这年3月4日中外出版公司出版的《国际每日文选》第12号上发表，这是把苏联远东拉丁化中国字运动的情形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篇文章。1933年10月，上海世界语协会会刊《La Mondo》（《世界》）增出附刊《言语科学》，转载了这篇文章，并用世界语刊登一条启事，要求苏联的世界语同志提供这方面的材料。这个启事很快得到苏联乌克兰世界语者的响应，寄来了拉丁化新文字门方案、检字、课本、读物、写法、文法、辞典等。

在大众语讨论中，较早主张用拉丁化新文字书写大众语的是张庚，他在1934年6月24日的《中华日报·动向》发表了《大众语的记录问题》。文中说，方块字：“记录不了大众语这丰富活跃的语言。……苏俄创行了一种中国语拉丁字，推行得很广，而且出版了很多书报，这我们也可以拿来研究。”[17]1934年8月，叶籁士等在上海成立“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开始了拉丁化新文字在国内的推行，第一件事情就是编辑出版了一本介绍拉丁化新文字的小册子《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这个小册子初版一千册，很快售完后又加印了六次，共出版了九千多册。1935年8月，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创刊了国内第一份新文字刊物《Sin Wenz月刊》，后来各地也纷纷成立了拉丁化团体，清华大学6个学生最早成立了“清华拉丁化研究会”，并在《清华周刊》上展开了相关讨论，接着北京大学等也相继成立了新文字团体。[18]据《读书生活》上叶籁士所做的介绍，截止到1935年底，拉丁化已经从知识者店员推移到文盲的农工大众去了。在上海、北平、河北、河南，太原、东北、贵州等地都有工人识字班、平民学校等推行新文字的措施。已经用铅字排印出版的书本有：叶籁士编《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拉丁化概论》、《拉丁化课本》、应人编《拉丁化检字》、鲁迅著《门外文谈》、叶籁士编《文盲用的拉丁化课本》、清华大学研究会编《北方话拉丁化》，此外还有《政治经济学ABC》、《拉丁化论文集》正在印刷中。[19]由此可见，拉丁化的推行在当时的确是形成了一个不小的规模。

叶籁士编《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扉页（中文拉丁化研究会1935年版）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语罗马字以统一的国语为基础，其主旨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统一必须依赖语言的统一而实现，也就是说，与政治上的建国运动相配合的是国民对整个统治体系的认同问题，而语言的统一在造成同质的国民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拉丁化方案根据不同的方言来制定，初衷是想由多元的方言拉丁化发展到统一的大众语，从而创造大众为独立的无产阶级，其最终的导向虽然也是语言的统一，但却是在世界无产阶级民族解放的范畴内，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部分，因此拉丁化与国语在外在方向上也是不同的。另外一方面，国语运动是由学者专家们制定出的一套统一的语言标准，并借助了国家的强力予以实施；拉丁化却是由共产党人根据苏联拉丁化成功的先例而推行的，它植根于大众的口语，希图通过对大众日常生活的把握，在一个国家内造成独立的无产阶级，其在根本旨归上也是与国语对抗的。在二者都承认的“言文一致”的建构性上，国语默认的是讲国语的人即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背后体现是国家规训的政治意图，而拉丁化则在方言和大众的天然关联上做文章，这实际上也就打破了国语建构上的不证自明性。这里面所揭示的就是国语和拉丁化的大众语这两种以语言为媒介对国民/大众作为不同主体的想象的过程。在具体的讨论中，国语拥护者通过强调语言的独立性和工具性这种去政治化的方式来体现国语无处不在的统摄力，而拉丁化则力图重新阐释语言与阶级、社会关系的特质，通过将“言文一致”的诉求重新政治化来建构无产阶级意识。

大众语与方言

叶籁士是拉丁化新文字在中国的力倡者，他针对拉丁化和国语罗马字的对比以及拉丁化拼写方言时说：“‘拉丁化’不但废去四声，而且声母（子音）单独也能发音”，[20]因此它比注音符号和国语罗马字运动简单易学。不过拉丁化的废除四声主要是适应于不同方言中同一个字的声调变化不一而来的，大众语的最终形成依赖于土话文字：

“土话文字”的发展，不但决不阻碍大众语（普通话）的形成，而是提高了各地大众的文化水准，给与他们直接参加创造大众语的可能，促进了统一全国的大众语的完成：所以“土话文字”是消灭文盲的利器，非但和大众语并行不悖，而且是大众语创造中必要的步骤。[21]

“土话文字”最重要的特质是它是人民大众的语言，因此它和大众语并不发生矛盾。但是方言口语的运动并不是想用它来改造书面语，而是想通过创造新的发音系统，以配合一种新的统一的书面语的形成，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普遍语言——大众语的普通话。

叶籁士（1911-1994）

不过土话方言也因为其“封建性”而遭到指责，针对这些对方言和方言文学的批评，胡绳对这种方言和统一语的关系有一段描述：

有些人以为方言土话是代表封建性的，拿方言土话写文学创作会加强了中国底封建割据，这话骤看似有理，其实也是不对的：第一，语言文学只是社会构成中间的上层建筑，国家的统一决不是靠了有统一的言语的，正相反，只有在经济基础的变动，交通便利了……的时候语言文学也才能自然地统一起来。第二，民族语必然是在各地方言土话融合的中间才能成立的，发展方言土话文学既然是有着净化，提高土话的能力，那就正是帮助了统一的民族语的建立。——在口语上有了统一的民族语的时候，在文学用语上自然也不再利用方言土话了，所以方言文学决不会使乡村间的封建势力格外加强的。……

我们底文学创作中的用语应该是根据于口头话的——就是要用方言土话来写文学创作；这被运用的方言土话是要经过了“选择”跟“批判”的作用的，它是有充分的，具体的表现能力，能够表现出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大多数的人民的意识与思想的；而这一种方言土话的文学写出来时，必然是要用了“拉丁化”的拼音文字的。

……方言土话文学并不是有永久的生命的，各地的方言土话将在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的统一起来成为“民族语”，于是民族语的文学也将扬弃了方言土话的文学而生长起来。——这所谓“民族语”其实就是范围较大的方言土话；它决不是所谓白话，也更不是什么国语。

这所谓自然统一起来的民族语也可以就说是形成了的“大众语”；但是在现阶段上的“大众语”却不能不只是分区的方言土话。[22]

方言不是形成民族语的最终目标，毋宁说克服方言之间的差异才是民族语最终得以成立之鹄的。与国语定制一种统一的标准音用以统合和建构民族的同一性不同，大众语则是在大众方言的基础上自然融合而成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以大众为主体的共同体的成立提供语言上的依据。唐纳说：“现在我们的大众语建设运动的任务，一定不是建立一种一元的‘国语’式的‘大众语’，而是提高方言土语的多元的发展，使它们在发展中溶化出一种统一的语言来。”[23]不过在胡绳看来，语言的统一并不必然导向民族国家的统一，而是因为经济基础变动，交通的便利才形成了统一的语言。因此大众语力图消解国语在统一性上的这种建构性，同时将大众语的形成放入具体的言语之流之中，方言土话作为人民大众的语言，自然在形成大众语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与国语对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构性相比，大众语力图建构的是大众作为一个阶级的同一性，即要使大众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在这个共同体的内部也需要有统一的语言来支撑，这个统一的语言就是大众语。因此无论是大众语还是国语都是基于不同的共同体想象和建构出来的产物，无论他们诉诸的是方言的利用还是标准语的建立，这些都只不过是其政治共同体得以成立的外壳。简而言之，语言的问题最终都不能化约为一个固定的学术性的系统，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阐释上——而不是它的抽象的形式上的符号，不同的阐释最终产生了不同的主体，并且在某种意义上由它建构和归类，因此借助方言而形成的大众语其背后指向的正是大众作为阶级主体的新的语言政治。

关于共同语的普遍性和方言的地方性之间的张力在民族共同语的建构中一直存在着，也就是说方言多样性的现实都是民族共同语形成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清末的时候，方言被称为“方音”“闰音”以与“国音”“官话”相对，关于二者的关系，当时人如是说：

国音务求其简，闰音不厌其繁，国音乃统一全国之音者，闰音乃会通各省之音者。推行国音，属于强制的行为，故必假诸功令，习练闰音，乃自修之行为，故必朂以褒奖。诚使国音丛脞而但功令以强之使行，则天下将仇视国音矣。鄙意以为应择全国公有之音定为国音，各地特有之音定为方音。所谓国音者即与向之官音相类，而方音即今之所谓闰音。[24]

此处作者在国音统一的前提下鼓励方言的发展，其原因是“吾国之大，病在不通”，而“文字、语言不通为诸不通之源”，因此方言的运动是为了改变中国当时存在的上下不通的状况，并非是代国音以方言，其背后仍然是为了在民族危机的状况下通过方言的利用以造成国民的凝聚力。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方言的价值又被提出，胡适说：“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文学。……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25]1923年冬，北大歌谣研究会编印《歌谣》周刊，为了工作需要，又继续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和风俗调查会。因为歌谣是“方言的诗”，它和方言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在1922年关于民众文学的讨论中，作为参与者之一俞平伯也提出了方言文学和民众文学的关系问题，认为方言和方言文学是民众文学家们“降心从人”[26]的决心的体现，因此极力提倡方言文学。

综观这个时期围绕方言和方言文学的讨论，“方言”和“方言文学”的发现是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提供质料的，它从来不是对方言和方言文学价值的单纯的学术上的评估和肯定。到大众语讨论中，方言拉丁化的提出就不再是和国语相辅相成的关系了，转而因为其和大众语的关系与国语成为了敌人。大众语时期对方言的关注是因为它和大众的亲近关系，它是大众语形成的基础，其最终目标是造成一种与国语对立的统一的、国际化的无产阶级语言共同体。

此后，方言问题又在抗战时期所爆发的“民族形式”和“地方形式”的论争中再一次被提出，汪晖通过对这一论争中的“地方形式”“方言土语”和“民族形式”之间的关系的考察指出：“‘地方形式’和‘方言土语’的问题最终只能构成‘民族形式’讨论中的附属性问题”，因而“在寻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普遍的民族语言和超越地方性的民族形式始终是形成文化同一性的主要方式。”[27]这也就是说，对方言土语问题的关注从来也不是语言运动的最终诉求，它总是包含了对一个统一的共同体的想象。

国语与大众语之辩——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序》解析

在大众语运动讨论日渐深入之时，黎锦熙也打破了运动开始时的沉默状态，出版了他的《国语运动史纲》，并且把序言题名为《建设的“大众语”文学》作为单行本出版，其中收录的各章节均以短论的形式在当时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过。黎锦熙是中国很重要的语言文字学家，1915年他受聘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审员，1916年在他及同仁的倡议和组织下，成立了“中华国语研究会”。他为该会拟定的宗旨是：一、国语统一，即规定标准语。二、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话文。1920年及以后的几年里，他促成了教育部改定小学和中学的“国文科”为“国语科”，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与此同时，他还与友人先后创办了《国语月刊》和《国语周刊》，讨论文字改革、国语建设等问题。1926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方式》就是黎锦熙、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6人组成的“数人会”共同拟定的。黎锦熙长期担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他与赵元任、钱玄同等人确定了北京话为国语标准音，他是国音字母二式“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的主要制定者和提倡者，可以说，黎锦熙在中国现代的国语运动中是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物。

1934年，面对“大众语”的异军突起以及和国语运动明显的敌意态度，黎锦熙依托于他的《建设的“大众语”文学》一书，通过反方向的推理提出了“大众语”“应该”有的定义：

“大众语”者，是一种有建设性而不具阶级性的标准方言，与其他异于标准的各种“母语”方言并行不悖；随时代而演进，依交通而扩大，应文化而充实，藉文艺而优美：这都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从教育的意义上建设“大众语”，就是把落后的“大众”和前进的“大众”所有的意识间的冲突，的矛盾，统一起来，使这种标准方言成为“一国全民族大多数的人同时彼此都能听得懂、说得出”的“普通话”。[28]

接着，黎锦熙没有忘记为大众语给出如下的结论：“‘大众语’的定义果然是这样了，那我们终于不知道它和‘国语’或‘白话’有什么异同了”；在他看来，大众语和国语或白话只不过是“同实而异名”[29]，因此，“大众语”的提出完全是搬弄异名，与国语和白话并无实质区别。黎锦熙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呢？他又是如何对“大众语”这个名词进行解构的呢？在文中，他从大众语的“阶级性”、大众语与“方言”以及大众语与“标准国语”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对大众语的命名进行了一一批驳。

首先在阶级性上，黎锦熙针对有些论者所提出的“大众语”是无产阶级的语言的看法，用王照的“官话”是为了提高“下等人”的意识为例，说明大众语是无产阶级的语言只是王照的旧说，因此也便存在着和王照把社会分为“我们”和“他们”同样的谬误。在他看来，语言（工具）和它的内容（意识）是整个的，语言中的单位分子是词，新词的分量增加，语言的程度自然提高，阶级性也因而被打破了，所以大众语不是把“落后的大众意识，变换成前进的大众意识”，而是“把那些落后的大众和前进的大众所有意识间的冲突，的矛盾，统一起来的”。[30]对黎锦熙来说，对大众语是否有阶级性的看法是和对语言的看法有关系的，在他那里：“四十年来的国语运动，是把‘工具’的改进问题作中心的”，因而“语言自是工具”。[31]也就是说，黎锦熙的语言工具说背后暗示着的潜在含义是把语言视为一套具有统一的含义和主题思想的系统，而国语就是志在用这种统一的语言造成一种统一的世界观和永恒的价值，因而它应该具有一种超阶级的永恒的含义，在根本上与大众语的阶级性定位是扞格不入的。另一位国语运动的主张者何容也有如下主张：“语言只是一种工具。人们可以用这种工具来表现某种意识，传授（或者说‘启发’）某种意识，工具的本身并不代表某种固定的意识。截至现在似乎还没有一种代表某种意识的字典或代表某种意识的文法。……‘有些’提倡大众文学的人觉得大众文学应该代表大众意识，便以为大众文学应该用‘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写，而想‘建设’这么一种语言，这都是妄想”[32]。在这里，何容也将语言具化为一套固定的系统，语言和意识是“表现”或“传授”的关系，因此语言是被动的被利用的，是一种单面的行为，而不是一种能动的社会性的语言。因此，无论是黎锦熙还是何容，这些国语运动家们对语言的这种去政治化去阶级化的论说背后，建构的是一种语言在社会关系中的稳固不变的看法，而对大众语论者来说，言语的互动才是语言存在的基本事实，大众语就是力图通过大众对语言的把握来实现大众之间的交流，从而形成一个阶级统一的事实。

黎锦熙《建设的“大众语”文学——<国语运动史纲序>》，具体出版地不详，1934年版

接着，黎锦熙又对大众语和方言的关系做出了一番论述。他引用劳乃宣在提倡合声简字运动时所提出的“文字简易”和“语言统一”的渐进模式，来说明大众语所谓的“方言的大众语”和“统一的大众语”的两分法，在现代科技发达，交流日益频繁的状态下是不适用了：“‘统一的大众语’已经成为了现阶段急切的需要，这是由社会生活变动所成之自然的趋势。‘方言的大众语’，我们只可认为‘小众语’了”。因此，现在应该是“以国语为主，方言为辅”，[33]用拼音文字统一“方言的大众语”和“统一的大众语”之间的一切冲突和矛盾。在这里，黎锦熙完全消泯了“大众”的阶级性，只以其多数性来解，国语的目标是统一语言，因此对于大众语的目标是造成大众一个阶级的语言的这种分裂的做法自然是不能容忍的。在这里国语和大众语的根本矛盾就在于，一个是以国家统一的共同体所要造成一种民族共通语的想象为目标，一个则是要以阶级意识的建构为旨归，通过语言和具体社会关系的关联来造成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二者根本的分歧不在于是否承认方言在统一语建设中的地位，或者是否要造成一种语言同一的事实，而是以何种政治共同体作为想象的对象，语言只不过是其媒介。

紧随其上，大众语和“标准国语”的关系就成了黎锦熙要批驳的对象。他以瞿秋白提出的“普通话”为批判目标，认为民国以来“普通话”的三派：以当时的国音国语校改而成的《国音字典》，新文学运动时期的“白话”以及“欧化的语体文”，这些毫无疑问都失败了。关于失败的原因，黎锦熙总结为：“语言是自然的，决不是人造的。”[34]也就是说，“普通话”是一种人造的语言，是“空中楼阁”，自然形成不了统一的国语。他所谓“自然”条件是指：（一）现代，（二）一定的地方，（三）活动于这地方的一个“活”社会，（四）生长于这个社会里的许多“活”人（至少要在五十万以上）。这些人在这个社会里彼此交谈毫无隔阂的地方话，就是自然的语言，而符合这个条件的就是北京话，因此北京话就自然应是标准国语。在这里黎锦熙坚持了他在国语运动中的一贯看法，即通过制定出统一的标准语从而使得言语得以普及，国家得以统一。他与瞿秋白的“普通话”的区别在于对这个标准的看法不同。应该说，瞿秋白的普通话概念基本上符合他的四项标准，只不过普通话是以无产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和现代化的工厂里所产生的语言作为标准，它虽未形成但也并非虚构，而国语则是以北京话的实存为标准造出同质化的国民。也就是说，如果照黎锦熙的看法，瞿秋白的普通话是人造而非自然的话，那么他所谓的作为国语的标准的北京话虽则符合“自然”标准，但是却也不得不依靠国家强力这种“人为”的行为加以推行，因而也并非完全“自然”。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所谓的语言标准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与其在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建构中的作用密不可分的。

不过尽管黎锦熙力图从纯粹学术性的角度对大众语所包容的“社会、政治、经济之时代意义”提出批判，但是他所提出的“国语”的确立也从来不单是以实用为目的的，事实上，在语言的建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总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众语是如此，国语的建构就更是如此，如果依据胡绳对国语运动的批评来看：

倘然我们不承认国语运动家底拿一个地方的方言强制地认作全国的国语这样的办法，那末这包括了汉满蒙回藏苗猺（“傜”——笔者注）许多民族的这样大的国家中间，国语的建立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多，我们只能承认，在汉族中间是需要一种统一的民族语的，但这一种民族语，在现在，事实上却也并不存在。[35]

这也就是说，国语的创造不仅是对各个方言的强制，并且它也不能涵盖广义的中国多民族语言存在的事实；就目前国语的情形来看，它也只不过是汉族一个民族的语言——虽然它的合法性还有待确证。如此观之，黎锦熙所理解的“自然”的国语的形成过程中不唯是不可能的，并且也有以超阶级性、超民族性压抑了隐身其后的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嫌疑。

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国语形成的过程都向我们表明了国语的这种压抑性和建构性的事实。子安宣邦在对近代日本国语问题的批判中，借用柳田国男的所谓“平常讲日语的人，便是作为国民而讲国语者”所隐含的这种“将日常说日语视为国民，从而说国语者之国家权力上的政治意图及其实现过程”，指出了国语这种建构性的事实，然而讲日语的大众根本不是作为自明的国民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作为“国语”的日语和作为“语言”的日语是有着根本不同的。因此“国语教育”变成了最重要的创造国民的政策。[36]另外，小森阳一在《日本近代国语批判》一书中，认为日本的“国民”是在将西南战争中与“官军”相对的同为日本人的“敌军”排斥出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国语的阶层化的事实；不仅如此，作为国语的日语还不断地被天皇制所利用，成为对内展开战争的动员和对外推行“皇民化”的工具。也因为如此，在日本近代历史上曾经诞生了“国语”和“日本语”的问题，就是为了试图解决日本在对内战争动员和对外侵略上的矛盾。[37]霍布斯鲍姆在对奥匈帝国，哈布斯堡帝国等国国语产生的事实也得出：“国语乃是人为建构出来的事实，是人们借着附会历史或发明传统所创造出来的”[38]的结论。从以上可以看出，国语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早已经不是新鲜事，而试图将国语的建立学术化、实用化的做法都不过是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国语形成中意识形态上的建构性，而与对大众语的建构性的忽略也与此同理。

余论

“大众语”不是一个纯粹的学理性问题，大众和语言的结合在1930年代的语境中是非常独特的社会现象，它由复杂的一系列话语构成，这些话语涉及不同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因而也需要在1930年代的具体社会关系的“斗争之场”中找寻阐释的可能性。讨论中所呈现出来的大众语与拉丁化、大众语与方言、大众语与国语之间的争议，昭示的是大众语作为一种社会语言的能动性。大众语诉诸大众日常所说的话，注重语言学中的“言说”的功能，这是对大众进入具体的语言交流的呼唤，同时也是以大众为主体希图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世界的努力。拉丁化以拼音文字为旨归，其所依据的是阶级性、国际化的原则，这在本质上与国语罗马字由声音中心主义所推导出来的民族主义不同，大众语则坚持的是对另外一种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同体的想象。

注释：

[1]如文振庭：《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等等都是延续的李何林的叙述模式，此模式应该也是由于各次论争中左翼内部的纠偏以及统一战线等思想有关系。

[2]参见赵寻：《文学与阶级意识：“革命文学”论争中阶级问题的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页。

[3]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355页。

[4]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5页

[5]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页。

[6]此处“斗争之场”的说法借用自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不过她是针对于殖民地人民对英语的态度，也就是说，英语是一种“压迫者的语言”，但是这种语言同时必须被被殖民的人们所掌握、使用，成为斗争之场。见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语言，斗争之场》王昶译，刘健芝校，见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15页。

[7]陈望道：《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具体出版地不详，1939年版，第4页。

[8]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影印本），陈家璧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9]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0页。

[10]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第350-356页。

[11]钱玄同：《十八年来注音符号变迁的说明》，《国语周刊》第一期，1931年9月5日。

[12]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8年版，第113页。

[13]温锡田：《什么是国语罗马字？（1934年元旦晚九时在北平广播无线电台放送）》，《国语周刊》第一一九期，1934年1月6日。

[14]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0页。

[15]瞿秋白：《学阀万岁！》（1931年6月10日），见《论中国文学革命》，香港海洋书屋，1947，第29-61页。

[16]列宁：《给中亚细亚地区拉丁化运动的主持人Agmaly-Ogly的信》，转引自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17]张庚：《大众语的记录问题》，《中华日报·动向》，1934年6月24日，见任重编：《文言·白话·大众语论战集》，上海：民众读物出版社，1934年版，第47，48页。

[18]以上对苏联拉丁化运动史实材料方面的介绍，参见倪海曙的两本书：《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8年版；《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19]叶籁士：《一九三五年的中国语文运动》，《读书生活》第三卷第五期，1936年1月10日，第226-227页。

[20]叶籁士：《大众语·土话·拉丁化》，《中华日报·动向》，1934年7月10日，见文逸编著：《语文论战的现阶段》，上海：天马书店，1934年9月版，第275页。

[21]同上。

[22]胡绳：《文学创作的上用语——大众语：方言拉丁化》，《清华周刊》第42卷第9、10期，1934年12月27日。第7，8页。

[23]唐纳：《中国语写法拉丁化》，《社会月报》第一卷第四期，1934年9月15日，第42页。

[24]马体乾：《谈文字》，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86-87页。

[25]胡适：《吴歌甲集》序，《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97页。

[26]俞平伯：《民众文学的讨论》，《俞平伯全集》第三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05页。

[27]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见《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4-375页。

[28]黎锦熙：《建设的“大众语”文学——<国语运动史纲序>》，具体出版地不详，1934年版，第18页。

[29]同上，第18-19页。

[30]同上，第11页。

[31]同上，第75，76页。

[32]老谈（何容）：《国语漫谈（三十九）——语言和意识》，《国语周刊》第一五三期，1934年9月1日。

[33]黎锦熙：《建设的“大众语”文学——<国语运动史纲序>》，具体出版地不详，1934年版，第14页。

[34]同上，第16页。

[35]胡绳：《文学创作的上用语——大众语：方言拉丁化》，《清华周刊》第42卷第9、10期，1934年12月27日。，第6页。

[36]参见[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下编之“八、一国民俗学的成立”，第133-165页。

[37]参见[日]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陈多友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上引子安宣邦书下编之“十、置‘国语’于死地，‘日本语’就诞生了吗？”，第200-221页。

[38][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来源：论文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