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娜：与子同袍：美军延安观察组的酝酿及中共与美国的合作
1944年夏，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他们的核心使命在于考察中共抗战效能及潜力，争取中共军事合作，为美国未来战略调整提供参照。在观察组成员的推动及中共支持下，双方展开了愉快、顺利的军事合作。学界关于美军观察组的研究极为丰硕。在前人基础上，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美国政府为何要派遣延安观察组？该计划基于怎样的前期认知，又是如何酝酿筹备的？美军与中共的军事合作是如何开展的？对今天的中美关系而言，这段历史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秋以为期：美国对中共的前期认知
及观察组的酝酿
美军延安观察组的派驻并非偶然，是经过前期考察认知，最终做出的战略决策。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一些美国观察家沿着斯诺的足迹来到根据地。他们对中共的统一战线主张、敌后建设，以及抗战努力都进行了思考与分析。如果说斯诺的红都之旅吸引的是舆论界的兴趣，那么1937年6月《美亚》小组的延安考察，则标志着精英界对中共关注度的提升。小组中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托马斯·毕森(Thomas Bisson)都是远东问题专家，尽管他们在延安停留时间有限，但却同中共领导人就统一战线、民族抗战前景，以及中国革命前途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美亚》小组到访时，正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共建设统一战线的热忱以及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令《美亚》小组深受感动。针对当时舆论界的质疑，拉铁摩尔旗帜鲜明地表示，中共统一战线主张并不是空洞虚假的口号，也绝非骗取民众支持的伎俩。恰恰相反，这是在“对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综合分析后提出的”。中共是“怀抱着诚心与决心，希望同国民政府达成真正和解，共御外侮”。作为智库成员，《美亚》小组的记录引起了美国政府对中共的初步注意，也为埃文斯·卡尔逊(Evans. F. Carlson)的敌后壮游埋下了伏笔。卡尔逊的考察几乎踏遍了整个华北根据地每一块土地。他的记录为美国高层展现了中共与八路军在炮火中的生聚教训。他在寄往白宫的信中，信心满满地写道，中共将成为抗战的全新力量。他提醒罗斯福，中国战场尤其是敌后战场对支撑美国战略安全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未来可能爆发的美日对决中，中共将是美国坚定的盟友。卡尔逊与罗斯福私交甚佳，他的感观毫无疑问引起军政高层对中共与敌后战场的瞩目。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与限制不断加剧，外国人士很难再与延安方面直接联系。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升级，美国公众与政府对中国战场的关注持续增加，他们对统一战线的存续与坚挺寄予厚望。皖南事变后，观察家们纷纷立言，谴责国民政府同室操戈，盛赞中共是中国抗战“最美好的希望”(China’s best hope)。在他们的推动下，美国舆论界掀起了声援中共的浪潮。“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前线报告中充斥着“纪律废弛，伤亡过重，疲弱无力”，甚至“未战先逃”等情况，这引起美国政府精英的极大不满。史迪威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John P. Davies)措辞尖锐地写道：“中国政府已暗暗调整了政策。名义上，他们仍在作战，这是为了日后在谈判桌上作为胜利盟友颐指气使、讨价还价。然而背地里，他们却不愿做任何努力，不愿付出丝毫牺牲；而是寄望于盟国尤其是美国，来打败日本。”与前方溃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游击队都积极觅战，与敌伪军交火，收复失地。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精英对中共的重视持续提升，他们开始将争取合作的希冀投向遥远、神秘的陕北。最早正式提出同中共建立联系的便是戴维斯，以及他的同事兼好友——美国大使馆第三秘书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尽管他们级别不高，但长期的远东工作经验以及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刻了解，赋予他们对时局清晰睿智的认知能力与分析能力。
谢伟思对中共抗战的关注由来已久，深知同中共合作的战略价值。早在1943年1月23日，他在给时任驻华大使克拉伦斯·爱德华·高斯(Clarence Edward Gauss)的备忘录中，便分析了中共控制区及武装力量的战略意义。他写道：“从中共控制区可纵深进入内蒙、东北及华北日军据点；一旦苏联对日出兵，该区域的战略重要性将更进一步提升。”他提出，美国军事观察员应在中共统治区做长时间、全方位的深入考察，以获得最真实的信息。高斯对此表现出很大兴趣。与此同时，戴维斯也将目光投向了黄土高坡上的“禁忌之地”。在战时所有“中国通”中，戴维斯战略思维之超前几乎首屈一指。1942年夏至1943年春，戴维斯同中共人士、左翼精英，以及国民党开明力量进行过密切沟通。他先后会见了周恩来、孙科、冯玉祥、《新华日报》主编章汉夫，以及“战国策”派元老林同济等人。与各派人士的沟通使他对中国抗战形势、国共两党政治主张，以及错综复杂的中、苏、美关系有了清晰认知。这最终促成了他派遣军事代表同中共建立合作的设想。
在美国政界精英考虑与中共加强合作之时，中共也在不断扩大宣传，向美方表达同样意愿。1942年6月，戴维斯曾探望病中的周恩来，双方谈及中共与美国能否实现军事合作。周恩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假如蒋介石允许，自己将亲率所有中共武装开入缅甸，服从史迪威调遣。彼时史迪威正在酝酿缅甸反攻计划，周恩来这番话令他喜出望外。时隔大半年，戴维斯再次会见周恩来。两人关于加强联系的态度都进一步明朗具体化。周恩来建议美国派遣官方代表团赴晋陕两地考察。当然，这一提法有现实的目的：争取美国帮助，为中共在华北修建几座机场。周恩来委婉地表示：“如果中美希望在华北同仇敌忾，那么现在对山西、陕西、河北与山东等地展开考察，寻找适宜机场修筑的地点；收集第一手情报信息，并不为时太早。”此次会谈令戴维斯深受鼓舞。他向史迪威递交备忘录，力陈派遣军事代表考察延安的必要性。
美国政府精英之所以积极推动同中共的联系与合作，完全基于政治与军事的双重考虑。1943年夏是反法西斯战争殊死时期，军事目的无疑是首要因素。中国远征军在缅北的英勇拼杀令世界瞩目。白修德曾评论，入缅军的战绩是“当时暗无天日的亚洲战场上唯一的光明”。戴维斯与史迪威认为，中国士兵具有如此过人的勇气与毅力，如果加以整训并配备精良武器，战斗能力将更加不容小觑。过去数年中共展现出的作战效能也令他们充满信心，希望说服美国政府争取中共武装，充分发挥八路军、新四军的潜能。除军事因素外，另一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局发展的思考。
政治经济的重重危机使美国政府开始怀疑国民党政权的稳定性。1943年12月31日，戴维斯在史迪威的授意下，向白宫发去一封中国问题备忘录。他详细分析了中国当前政局，并发出警告：“蒋介石未来一年可能面临政治生涯中最严酷的危机”。戴维斯分析，诸种危机中最重要的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自觉愈加明朗”。其次，国民政府经济状况急遽恶化。再次，“一些地方派系军队的不满情绪日渐增长。这三者中的任何一点恶化或其合力，都足以导致蒋介石垮台。”戴维斯提醒美国政府，中国政治前景波谲云诡充满变数，不应将蒋介石作为唯一支持对象。戴维斯认为，蒋介石也许会做出一些变通，来度过危机，如“改革国民政府十六年来的政策，真诚地领导统一战线”。但这种革新只会停留在表面，因为蒋介石其实“也反制于自己的政权，是腐败统治集团的可悲傀儡”。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政府与公众普遍存在一大误解，即以为蒋介石代表着中国”。事实上则不然，“他仅是一个派系的领导”。对美国人的执念，戴维斯不无嘲讽地写道：“恐怕全中国只有蒋介石本人认同。”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切忌对国民党政权投入过多，从而丧失回旋余地”；相反应审时度势以应对未来变局。戴维斯强调，这种现实主义外交会推动美国实现在华战略目标，即“最大限度发挥中国抗战效能”。而究竟如何施展此理念，戴维斯旗帜鲜明地指出：“美国应做好准备，支持一个强有力的，能与美国合作并实现互利的新团体。”他断言，“更民主自由、更朝气蓬勃、更愿与盟国积极合作的中国，只能在国民党高层外找到”。因而，更胜一筹的办法是在与国民政府保持联系的同时，尽快与中共建立有效合作。罗斯福外事顾问哈利·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深感赞同。立刻将报告转呈罗斯福，罗斯福虽表现出浓厚兴趣，却仍有些举棋不定。
1944年1月24日，深感局势危重的戴维斯再次致函史迪威，重申派遣华北观察组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此时，史迪威和蒋介石关于军事领导权的矛盾不断升级，蒋介石拒不配合令史迪威极其恼火。而延安方面表现出的积极态度赋予他极大希望，令他更迫切地想争取中共力量。在史迪威支持下，戴维斯将这封报告上呈至国务院，题名即为《向华北派遣观察组》。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美国关于中共的官方信息“仅来自卡尔逊的报告，而那已是六年前的明日黄花”。如今，政府仅能依靠“褒贬不一、两极分化”的二手传闻来认识中共及其武装，这显然远远不足。戴维斯分析道，当此之时与延安建立直接联系“明智且必要”。因为中共敌后战场具有六大战略意义：“第一，中共敌后根据地同日本第二大工业基地的范围基本重合；这里也是日本兵力最集中、分布最多的区域。第二，美军在中共控制区任何地方都能获得最丰富的日军情报。第三，中共是中国最具凝聚力、纪律性最强，最斗志昂扬的抗日政权。第四，中共政权是蒋介石政府最大的、唯一的挑战。第五，假使苏联对日出兵，必将取道中共控制区。第六，中共是战后中苏关系的关键因素。”
鉴于如此重要的价值，派驻于此的观察组有望完成四重使命，即营救美国飞行员、收集日军情报，为美军在广大纵深的敌后开展军事行动做准备；发挥震慑与监督作用，使国民党军队不敢进攻边区；密切观察苏联动向，以免其未来对日出兵时，分裂华北与东北。更重要的是，观察组还能获取中共力量的确切情况，评估中共战略潜能。戴维斯催促美国政府，务必“抓住延安抛来的橄榄枝”，同中共建立正式联络与合作。他殷切地写道：“中共多次表示欢迎美国观察员到来。但未来局势变幻莫测，他们的态度有可能发生转变。趁现在中共还欢迎我们，必须尽快派出军事观察组，前往华北根据地深入考察。”这份报告一经呈交，立刻在美国高层激起千层巨浪。霍普金斯对此信服不已，转陈罗斯福时，他特意附加了备忘短笺：“我认为戴维斯的提议堪称精彩，我由衷希望您按照该提议发出这样一封电报。……军方及政府派遣合适人选，赴此重任极为重要。”为尽快推动计划落实，霍普金斯还当场草拟了发给蒋介石的电报。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派遣观察组的要求。与此同时，戴维斯、谢伟思与史迪威也努力运作，同高层诸多人士联系，请他们以各种方式向国民政府施压，敦促蒋介石妥协。在经过长达半年的的激烈争论与博弈后，蒋介石最终同意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6月23日，中缅印战区副参谋长本杰明·G.费里斯(Benjamin G. Ferris)致电林伯渠，通知他观察组预备成行，希望林“以十八集团军指挥当局名义，给予我们合作与帮助”。翌日，林伯渠回电表示欢迎，承诺“十八集团军会给你们充分的合作，……协助你们任何活动的计划，以便迅速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日寇”。尽管观察组的筹划时间并不太久，其基础却是美国观察家对中共与敌后战场长期以来的认知与思考。
二、与子协作：营救飞行员与布置情报网
1944年7月22日，美军延安观察组第一批成员飞抵延安，第二批成员也于两周后到来。此时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同中共建立联系的价值已不仅限于宏观层面，更具有迫切、具体的现实意义。在欢迎宴会上，包瑞德由衷地表示：“你们坚持在日军背后成功抗争了七年之久，希望向你们学习。”为推进合作，包瑞德和谢伟思拜会了周恩来。周恩来满怀信心地说：“观察组顺利成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现在门被打开了一条缝，经过缓慢、谨慎的过程，最终一定会实现通力协作。”
最初，美国仅仅是希望中共能为美军飞行员提供救助。因为正是自这一年起，第十四航空飞行队对华北及东北南部的日军据点展开猛烈打击。同时，随着太平洋上夺岛战役的进展，美国海军也需要详细了解太平洋诸岛地貌地形，连同海滩港口条件。大量精确的航空摄影势在必行，以便海军绘制图表进行作战部署。不论是轰炸还是勘探，飞行任务需要确切的天气、地面情报，营救迫降或坠机的飞行员也需要大量人力，而这都需要当地中共力量的配合。临行前，包瑞德收到指示，“观察组主要目的是收集敌我情报，搜救飞行员”。该工作由威特利斯主持。9月，威特利斯仔细勘察了延安周边地形、环境等条件。他得出结论，美军完全可以将延安作为空地救援中心。事实上早在两年前的4月，空军中将詹姆斯·哈罗德·杜立特(James Harold Doolittle)指挥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实施首次空袭时，中国军民便已自发救助美军飞行员。就在观察组到来之前的5月5日、5月7日，中共华南方面又报告称，“游击队与新四军各救护P－51式驱逐机之美籍飞行员二人”。他们都是在空袭汉口日军后遇险迫降的。
尽管有这样的前期合作基础，但观察组对能否取得中共全力配合仍无把握。包瑞德致信叶剑英：“美国计划加大对日轰炸力度，一周内可能会有千余飞行员迫降在中共控制区。”他恳切地表示，如果美军飞行员知道“设逢不幸，华北有安全之区”，士气一定会更加高昂，“对战争胜利实极有帮助”。包瑞德希望中共能成立“陆空救助小组”，他还逐条列出了需要中共施以援手的事宜，如：焚毁降落在易遭日本袭击区域的飞机与机上文件；记录飞行员信息方便身份验证；为飞行员安排衣食和旅费。中共对此一一予以配合。为给飞行员提供确切天气情报，中共还与美国第十气象队在延安、太行、晋绥等根据地建立多座气象站，共同开办气象学校，培养专业人才。在中共鼎力帮助下，不仅是陆空救助小组，八路军、新四军、民兵以及普通民众，都积极参与救援。时任中央外事组联络科长的黄华回忆，得到根据地军民营救脱险的美国飞行员达120名左右。中共的实际行动使美军感受到真挚的合作诚意。作为回应，美军宣布取消原本针对从中共控制区返回的飞行员审查制度。他们不必再接受盘问，而是可以直接重返长空，继续战斗。1945年1月，魏德迈特意写信给朱德，对中共“可贵之帮助，特致谢意”。在呈送战略情报局的报告中，斯特尔也写道：“延安与迪克西的关系如此密切，这充分表明延安竭诚合作之热情。他们不谋任何物质回报，但求能尽快打败日本。较之我们此前合作过的其他中国政治组织，他们的诚意显然更为强烈、纯粹。”
观察组的另一核心任务是尽可能收集日军情报。戴维斯汇报同周恩来的会谈纪要时，就特别提及，中共“有稳定的情报源”。在观察组到来时，中共的实力已突飞猛进，“军队散布华北，包括南‘满’、山东海边，长江南北两岸之华中大部分地方，且深入华南广州之间，以及海南岛内部”。如此广泛纵深的控制范围，无疑会为美军提供全面的敌情信息。为切实配合观察组，中共特别拟定了工作计划和参观日程，围绕敌我民力、敌伪形势，以及医疗救护等问题，安排叶剑英、彭德怀、陈毅分别向观察组介绍了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抗战形势。美军观察组最迫切获取的，主要是山东一带的军事情报。随着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高歌猛进，美国开始设想在山东登陆。山东正是中共控制范围，滩头行动势必需要当地武装力量的掩护；美军补给运抵前，也必须依赖中共提供物资。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长谈中便指出，美军争取中共支持更有裨益。因为中共的力量“现在已环绕汉口、上海、南京等其他大城市。我们在内环，而国民党军队则远在外围”。为帮助美国搜集军事情报，延安方面调动苏北和皖北新四军向沿海发展。毛泽东还电令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军部，要求他们收集青岛、烟台及连云港内外日本海军兵力情报。1944年秋，卢登等人考察晋察冀边区时曾问及，美军登陆时中共武装能否破坏敌人交通并保障美军补给畅通，程子华和耿飚表示会全力策应美军。12月，随着战局进展，美军考虑调派一个空降师至山东。魏德迈的参谋长委托包瑞德再次向延安确认：如果美军登陆，山东境内的中共武装能否接应。中共当即承诺，会为美军提供数天给养及日军情报。这令美国情报部门十分惊喜。战略情报局等机构立刻开始筹划，希望扩大在华北，尤其是山东地区的情报网络。
组建秘密情报网络的工作由斯特尔负责。他为此专程考察了延安周边及各根据地。斯特尔很快发现，华北地区具有极重要的情报战价值。他分析，从长远来看，立足华北向东北、朝鲜发展极具前景。因为热河游击区尽管很活跃，但也吸引了大量日军火力，随时可能被占领。相比之下，中共对华北的控制较稳定，华北交通线纵横交错，几乎所有这些路线与原料产地都活跃着中共武装。他们在此开辟了星星点点的游击区，建立了一张知悉各方面消息的情报网。不仅如此，华北和满洲成千上万的劳工也是潜藏的情报资源。斯特尔认为，美军可以利用他们，在这些地方建构精密的情报机关。这项工作能在中共帮助下开展，因为“他们于七年战斗中已积累起丰富经验，能在敌占区与游击区之间灵活往来”。斯特尔据此建议，将华北尤其是八路军最活跃的晋冀地区，作为美军未来向满洲、朝鲜发展的前哨与跳板。
斯特尔极言同中共建立情报合作之必要：“首先，中共武装力量及游击部队分布于各战略重镇和情报要地。其次，中共渴望抗战杀敌也希望与美军通力协作。再次，中共事实上已建成了自己的情报网，他们在这方面经验颇丰。”他还提醒美国政府，“华北中共控制区任何地点都能为美军提供情报”。如果美军想最大限度获取情报，就必须同中共合作，在中共帮助下整合、利用这些宝贵资源。
斯特尔发现，延安特殊的自然及政治条件使其可作为情报网之中心。延安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具有绝佳的隐蔽性、安全性。同时，延安作为中共首脑所在，本身就是各部队与根据地情报交汇枢纽。将总部设在此处，会大大便捷情报人员同边区政府、八路军、新四军等各部门的联络。而且，尽管延安位处深山，但与成都飞行距离并不遥远。假使未来日军负隅顽抗，昆明与重庆皆尽不守，美军飞机仍能快速抵达延安，并从后方调配物资。斯特尔分析华北中共控制区可划分为“稳定区”与“动荡区”。前者包括京张铁路以南山区，覆盖冀中、冀北、鲁中、鲁南，以及热河南部。中共在这里势力较大，除非日军纠集大规模兵力，否则绝不敢贸然进犯。此外还有散在的“动荡区”。这里一般处于中共控制下，八路军、日伪等力量犬牙交错。正是由于根据地分布错落、波动频繁，情报站的运转不仅要依靠地方武装，“更要仰仗其最高指挥部门——延安”。为说服战略情报局高层，斯特尔特意画了一幅地图，呈现延安地缘之重要。他指出，延安是西塞要径，南连关中北通塞上；控制范围远不止陕西及华北数省，如晋、冀、鲁、察，还可辐射热河、满洲，乃至更远。除广大北方外，甚至“华中、华南及海南岛大片游击区，其组织与作战一定程度上都受延安影响与指挥”。斯特尔认为，美军未来很可能需要在这些区域施展战略行动。果真若此，势必需要物资、军事、情报等部门协调配合。而这些地区所有信息一定会首先上报延安。因此在延安建立基地势在必行。他点明：“只有边区政府所在地才能作为各情报站的稳定情报源。”斯特尔大胆设想，战略情报局以延安为中心，组建广大情报系统，将华北、华中、东北，乃至朝鲜皆尽囊括。他激动地写道：“一旦时机成熟，此大华北情报网将发挥超乎想象之奇效。”
为落实情报网之建构，进一步了解中共抗战效能及潜力，包瑞德提出，希望观察组能获准深入华北考察，并增派军事、情报人员前来调研。中共高层表示全力支持。对于美军人员来访，党内不乏质疑之声。程子华便致电毛泽东，忧心忡忡地表示，“美军事人员经常往来华中潜伏地区……可能引起敌人注意和‘扫荡’”。程子华的担忧其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共干部。为彻底消弥这种疑虑，敦促各根据地配合观察组，中共高层领导人在批示中对他们晓以利弊：“一则美我配合侦查敌情，有利现时轰炸与将来配合作战；二则了解我情可争取军火援助；三则现时可打破国民党反宣传，将来国民党举行内战，新四军首当其冲，可争取美方赞助。虽可能引起日寇‘扫荡’，但比较全局，利多害少。”毛泽东和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1944年夏秋至次年春，观察组成员兵分三路，跨越数千公里，历时半年之久，考察了华北各根据地。各地中共负责人对观察组的活动予以鼎力支持。一张名为“大华北情报工程”的秘密之网，就这样以延安为中心铺展开来。
三、攻心为上：调整对日宣传战及心理战
战时中共与美国最精彩、最重要的合作表现于对日心理战、宣传战方面。该事项最初并不在观察组既定任务范畴内，而是在考察中意外发现的。1942年夏，美军在中途岛与瓜岛的胜利彻底扭转了太平洋战局。穷途末路的日军很快趋于丧心病狂，自杀式进攻被冠以“玉碎”名目，被失去理智的日军极致奉行。美军意识到，有必要准确把握敌人心理，巧妙运用宣传战和心理战釜底抽薪，粉碎日军精神。自1943年起，美国海军就曾与国民政府建立过对日宣传战合作。美日鏖战于马里亚纳群岛期间，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草拟多篇广播稿，以壮美军声势，极言美国海军“强大无比”，日本若仍做困兽之斗，则残兵“葬身无地”、国民“全体死亡”。这些文本充满恐怖恫吓，渲染美军胜利后对日本发起猛烈轰炸之情形。遗憾的是，这种宣传并未实现预期效果。一定程度上，宣传中描绘的噩梦结局，恰恰助长了日军拼死顽抗的疯狂心理。
观察组在根据地同野坂参三以及战俘的接触中，发现了与中共进行心理战和宣传战合作的价值。包瑞德给战争信息署驻重庆代表发去报告，转达野坂参三关于美国对日宣传的批评意见。1944年8月12日，野坂参三代表延安日俘发表致辞，明确表示愿意同美军合作。以往美军也曾尝试改造利用日俘，但收效甚微。从审讯记录来看，很多士兵竟仍怀抱为“圣战”牺牲的疯狂念头，只求一死。但在延安，昔日的“疯狂武士”经过教化，却成为“热烈之反军阀者及坚强之日本革命分子”。日俘态度的转变最鲜明地表现在他们对美军轰炸日本本土的看法上。在野坂参三陪同下，观察组就此事同日俘进行访谈。令他们震惊的是，闻听本土遭遇轰炸，日俘非但没有表现出怨憎，甚至还大为振奋：“军国主义已行将就木，日本人民解放指日可待！”日俘思维的重塑使美军意识到，中共的“攻心之术”真正实现了心理战与宣传战的目标——“唤其迷梦，启其良知”，继而“化敌为友，减削敌人侵略之力量”。观察组发现，中共的日俘工作之所以取得显着效果，主要归因于独特的战俘政策。中共将他们送至日本农工学校，或编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Japanese Peoples Emancipation League,JPEL)。他们被称为“学员”，不仅有人身之“完全自由”，还可享受各种优待：居住在采光明亮的窑洞，甚至饮食都“优于共军一般人”。为防止军民出于义愤处死战俘，中共专门印发文件，教导各级部门、军队善待战俘。宽大友好的政策得到中下层军官的配合，普通士兵与民众也逐渐理解。接受反战教育后，延安日俘认识到，日本人民其实同中国人民一样，受到“封建势力压榨与剥削”，在军国主义分子威逼诱骗下被迫走向战争。“如果军国主义者获胜，中日人民都将堕入水深火热。两国民众必须齐心协力，打败军国主义。”日俘们醒悟到：“通过帮助八路军，能拯救日本于军国主义分子的自杀式战争(suicidal war)。”很多日俘融入群众参与劳动，一些日俘甚至加入了八路军。他们教中国士兵日语、刺刀格斗，提供营养表为八路军调整伙食。精通土工的日俘还帮助中共等比例复制碉堡，最大的碉堡可容纳近200人，八路军借助这些仿建的碉堡进行训练。中共还安排日俘参加宣传工作训练，学成后的日俘择优送至前线，开展宣传战、心理战。他们在碉堡上书写日文反战标语，对日本士兵喊话演讲，散发日语反战传单。仅1943年，延安日俘就撰写了“三十种宣传品及十四种小册子，都五十二万言”。至1944年夏，在华北及华中各战场从事宣传工作的日俘已达到323人。日俘们还排演舞台剧，向八路军和当地群众表演。这些剧目主要反映日本平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以及异国战场上的日本士兵思念故土。观察组成员也曾受邀观看《收割的秋天》与《应征事件》。
中共的化敌为友令观察组惊喜不已。与延安加强宣传战与心理战合作被迅速提上议程。这项工作最初由陆军情报部特工中村一郎以及东北亚问题专家埃摩森负责。埃摩森曾被派往印度阿萨姆邦从事战地工作，有丰富经验。他建议，应借鉴中共策略，寻找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心理攻势突破口。该提议获得各情报部门认可。战略情报局驻中国代表F.麦克拉肯·费舍尔(F. McCracken Fisher)将这份报告转发其他战区代表，笃定地表示：“相信埃摩森的建议大有裨益。”不久，陆军情报部特工有吉幸治(Koji Ariyoshi)也被派至延安，参与同中共的心理战合作。有吉幸治了解到，日军对八路军的俘虏工作非常忌惮，甚至派出奸细诈降，企图离间工农学校和解放联盟。但很多特务经过学习后竟主动坦白，愿意改过自新。在发回陆军情报部的报告中，有吉幸治详细介绍了中共的日俘改造，八路军与日俘的合作，以及日俘的战略价值。同埃摩森一样，他也建议美国借鉴中共经验，调整对日宣传策略，充分发挥战俘作用：“1938年至今，八路军中的日本人积极从事对敌心理战，以及敌后宣传……随着俘虏数量不断增加，他们成为对敌心理战主要力量。……八路军证明，经过感化、训练的战俘能完美进行反日宣传，而且他们还非常可靠。……我们是否也可以考虑利用俘虏进行宣传？……我们也应听取日俘意见，调整对敌宣传。”
要使俘虏为己方服务，首先就要先感化俘虏。在美军看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在中共安排下，日俘与美军观察组多次召开圆桌会议，分析美军宣传文案存在的问题。美军提出了他们最感头痛的问题——日军为何一定要死战到底？野坂参三一针见血地点明，除了所谓武士道之“羞愤耻辱”外，根本原因在于“极度恐惧”。美军必须首先使俘虏相信，他们不是日本政府描绘的那样残酷暴虐。日俘也特别提醒说，军官态度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新战俘对该军队是满怀敌意还是心存感激。这些信息使观察组深受启发。在此之前，美军大都认为日军冥顽不化，同时为了发泄苦战之仇恨，在抓获日本士兵后，往往当场处决或关进条件恶劣的战俘营。有吉在报告中建议，组织日俘演讲，呼吁美国士兵善待战俘；也可效法八路军，就战俘问题对军官进行培训，设立通行全国甚至全战区的俘虏政策。除理性的俘虏政策外，最关键问题是针对日本宣传进行反宣传，争取日本民众信任。延安日俘以此为专题组织讨论，向观察组讲述日本国内血腥的反美宣传。日本政府将美日之战描述为“黄种人摆脱种族奴役之殊死决战”，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与东方民族的圣战”。报纸杂志、名人演讲大肆渲染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以及对国内日裔所犯的暴行。他们欺骗国民，谎称美军虐杀战俘、残害日裔。美国人“用轧路机碾压日裔，或把他们五花大绑从飞机上扔下”。一旦美军登陆日本本土，“将阉割所有16至60岁的男人，侮辱所有女人，杀死全部老人，……奴役毁灭大和民族，将日本从地球上抹去”。因此，日本官方极力鼓吹：“我们决不能战败！一旦美军登陆，所有日本人都必须血战到底，用刺刀、竹矛杀死美军！多多地杀死他们，然后自杀！反正无论如何都是一死！”骇人听闻的灌输非常奏效，日本人充满了“杀人或被杀”的极端执念。随着美军愈加迫近日本本土，这种执念迅速升级，对军国主义的渴望愈演愈烈。他们认为，美国是邪恶国家，战争是美国强加于日本的，其卑鄙用心就在于摧毁日本。尽管这套谬论漏洞百出，但思想被控制，缺乏其他信息渠道的日本人却深信不疑。不幸的是，美军在太平洋的广播与传单又催化了这一心理。“日本神风今何在”“休做困兽之斗”等措辞不但未令军国主义分子胆寒，还激怒了日本军民，引发巨大反弹。而且，美军反复声明登陆势不可挡，这其实正中日本政府下怀，为他们渲染美军将血洗日本提供了口实。
有吉幸治如实记录了座谈内容。他提醒美国政府，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美军将被迫与日本每一个男女老幼厮杀，付出更惨重的伤亡。日俘还为观察组提出修改意见。他们指出，宣传战的核心是让日本平民及普通士兵明白苦难的根源。之前美军与国民政府也曾尝试以漫画、广播等形式进行宣传，一面向平民披露日军前线战事一败涂地的真相，一面向士兵描述他们父母妻儿贫苦无依的状况。然而，这些宣传却忘记回答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究竟是谁造成了这一惨绝人寰的结果？日本军民在政府愚弄下，反而将罪责归咎给反法西斯同盟。延安日俘提醒观察组，美军在今后宣传中应使日本人明白：美日有共同敌人，即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揭露日本大财阀和军国主义分子假借“大东亚共荣圈”名目，强取豪夺发动侵略之丑恶本质。更重要的是，宣传需要向日本民众解释，美军作战意在摧毁军国主义，而非奴役日本人民，打败军国主义就意味着日本人民的解放。这些理念其实正来自工农学校课程教育。日俘们告诉观察组，照此逻辑进行宣传，可以使普通军民真正领悟侵略战争之罪恶。同时，美军可在宣传中增加人道主义色彩，表达对日本人民的理解和同情。为切实帮助美军提高宣传战与心理战效能，日俘帮助美军草拟了向太平洋战区散发的传单。这些传单主要传达以下主旨，如：“日本军国主义者为谋一己私利，不惜发动战争，置日本平民于倒悬危境。”“战争即将结束，新的日本即将建立。”有吉幸治读后深以为然，立刻将这些传单翻译整理，呈报战争信息署并建议尽快投入使用：“这些文字具有极高宣传价值，更将促进我们在其他战区与日俘的合作。”
埃摩森根据日俘建议又草拟了一份小册子。他首先驳斥了日本官方关于美军滥杀无辜的谣言，随后又描绘了战后日本的图景：“俘虏重返家园，与亲人团聚……日本会成为热爱和平、厌恶战争的国家。日本人民将在这片土地打理自己的店铺、耕耘自己的田地，修筑自己的房子……。这是日本人民实现自身价值、证明自我的天赐良机。盟军胜利的曙光已照耀东方，日本将迎来欣欣向荣的图景，而不是流血漂杵的杀戮。”小册子获得各情报机关的一致赞同。此外，延安日俘还建议，美军可使用更富感染力的音乐来打动日本军民。他们为观察组提供了一份1930年以来被禁的歌曲清单。它们或由西方传入，或源自本土，多饱含思乡情愫及反战色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何人不思家》及《夕阳下的祈愿者》。在这些音乐中，黄昏意象反复出现。黄昏在日本文化中是“逢魔时刻”，独行于路上的人必须尽快回家，否则便会被魔鬼迷惑失去灵魂。这些曲目本身寓意即传递惆怅惘然的情感。观察组建议：“美国电台应密集对日广播这些歌曲”。他们还催促相关部门尽快行动，“收集制作此类唱片专辑，在日俘集中营循环播放，感化日本人并争取他们的合作”。
12月，有吉幸治基于同日俘们的交流，向陆军情报部递交多份报告，转呈了中共与日俘关于调整美军宣传策略的具体建议。他兴奋地强调：“我们应尽快与这些经验丰富的宣传家建立密切合作。这于我们对敌宣传大有裨益。”之后，有吉幸治还陆续递交了野坂参三的传记和采访记录，以及他对和平化日本，消弭日本军民仇恨情绪的建议。观察组的报告引起费舍尔的兴趣。他亲自来到延安，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中共对他的到访反响热烈，表示愿无条件为美军提供“任何力所能及的协助”，希望与美军“在华北沿特定路线，或在某些区域联合行动”。延安的真诚令费舍大为感动。他敏锐地感到，随着日军末日临近，美军在华北的情报收集将更加困难。他建议，美国各情报部门应尽快行动，加强同中共的合作。
四、结论
美军延安观察组的到来标志着战时美国与中共合作的正式确立。在这段合作中，最大收益方是美国。战时美国与中共的同袍协作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高光时刻，是战时美国对华现实主义外交的明证。然而，这一理性的政策却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插曲”。随着赫尔利来华与史迪威去职，美国政治立场急剧右转；加之日本败局已定，美国与中共建立密切合作的基础被严重削弱，昔日的盟友分道扬镳，甚至挥戈相向。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尽管如此，这不能抹杀双方同仇敌忾取得的辉煌成就。
回顾历史，抗战时中共和美国与子同袍共抗日军。这说明双方能以广阔的胸怀、远大的眼光，跨越歧见实现战略共赢。直面当前，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不仅影响各自繁荣，更关乎人类福祉。展望未来，中美能否基于新的战略利益与共同使命，再度携手，这是全世界关心的问题。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应时代及国际社会需求，以此为基准把控双边关系，这是历史带给中美两国的共同启示。
来源：《人文杂志》202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