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敏：坚持邓小平的“主要防‘左’”方针不动摇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左”的错误都给党和人民造成了非常深重的困厄乃至灾难。其中最严重的两次，一是20世纪30年代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使革命根据地丧失90％，中国革命几乎被断送；二是1966至1976年的十年浩劫，“左”祸横行，社会动乱，国民经济被推到濒临崩溃的边缘。正是出于这些血与泪的沉痛教训，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每逢决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政方针的关键性时刻，邓小平都及时地向全党全国敲响主要防“左”的警钟。

党的十二大前夕，邓小平明确指出，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视，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

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重新强调，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

党的十四大前夕，邓小平更加尖锐地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提出的主要防“左”，以科学总结党成立70年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借鉴国际共运特别是苏共丧失政权的深刻教训，在当时及其之后都有极为明确的现实针对性，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要贯彻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改革进行多长时间，主要防“左”的方针就得坚持多长时间。如果在这个根本性的大问题上犹豫、动摇甚至悖逆，势必给“左”的东西故态复萌、卷土重来以可乘之隙，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患甚至灾祸。

主要防“左”之所以是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方针，首先是因为改革的对象是以“左”的思想为指导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政治体制，要保障改革顺利推进，必须注重对旧体制的指导思想进行根本清除；其次，自1950年代末期以后的20多年间，“左”的指导思想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影响深广，积重难返，是一种巨大的惯性力量，必须高度警惕，注重防范；再次，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和改革年代，“左”的东西往往带有“革命”色彩，有着复杂的思想根源、隐形的体制支撑和深层的利益诱惑，它擅长于拉大旗作虎皮，裹着自己，吓唬别人，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讹诈性，人们对“左”的东西很不容易抵制和纠正，必须自始至终地以主要精力来防范它。

主要防“左”并不排斥对右的错误的警惕及纠正，右的东西一出来也要坚决批评和制止，决不能姑息迁就。但从长远、全局的观点来看，还是得坚持主要防“左”的基本方针，不能在总体的指导方针上摇摇摆摆，使某些别有用心者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有机可乘。不过，判断某种思想观念和具体做法究竟是不是“左”，是不是右，一定要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为标准，严格进行衡量和鉴别，要以实践标准来检验，决不能对一些正确或尚需付诸实践检验的认识和做法，轻率地判定为“左”或右。

根据以往长期的历史经验，“左”的东西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因为它的基本特征很明显。其一，以绝对正确自居，惟我独尊，惟我独革，谁与其认识和做法不一致，谁就要被否定，遭批判；其二，对对方的观点和做法不作深入具体的分析，而是一上来就断章取义，指鹿为马，给坚持者扣上吓人的“大帽子”，上纲上线，拳脚相加；其三，动辄祭起“阶级斗争”的大旗，指控对方的观点和做法反映着、代表着某种“敌对势力”的要求和利益；其四，不是以平等的讨论乃至争论来辩明是非、探讨真理，而是用行政手段、政治运动剥夺对方的话语权，置对方于死地。

有人认为，“在当下中国的利益格局中”，“‘左’主要体现为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对于公正、民主、社会保障的诉求”，“‘右’则代表对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的渴望”，“极左”“代表着一种现在已失势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势力”， “‘极右’,则代表了一种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利益格局”，“四种思潮并行”。现在“必须防的不是左和右”，而应该是“极左和极右”。

用“左、右、极左、极右”的“政治光谱”即话语系统来界定和分析时下中国的思想政治状况，自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界定和分析并不是对目前中国思想政治版图唯一正确的诠释。举例来说，按照比较传统的观点，中国历史发展经历了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概念自有特定的含义，以之界定我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社会性质并不准确），“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在当代中国仍然严重存在。与其相伴随的，还有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的“皇权至上”、奴隶主义、犬儒主义和小生产观念。但是，“左、右、极左、极右”的“政治光谱”，并没有把这些思想观念及其政治影响包括进去。

今日中国是昨日中国、前日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社会以往的历史必然要影响和制约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就中国人现在所使用的语言来说，尽管也有一些新产生的或从外文借鉴和引用过来的词语，但绝大多数词语是历史沿用下来的，这些词语有社会公众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认可的确定内涵。邓小平主要防“左”方针的“左”，不仅是指党内的一种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以及与其相伴随的思想、作风和行为方式，还是指社会上受党内这种错误路线影响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以及由其决定的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行为做派。在改革开放以后，“左”主要是指此前二十年间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以及与其相伴随的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态度、方式和作风，是指凭借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压制民主和自由诉求的专制手段。这种“左”的思想、作风和行为方式，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孳生出来的怪物和魔影，在西方国家的学术语言中很难找出一个可以完全与之相对应的词语和概念。尽管“左”的含义与有人所说“政治光谱”中的极左有些相似，但区别也很明显，不可能用极左来取而代之。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左”的指导思想在经济领域已经得到比较彻底的清理，否定市场经济、否定民营企业的“左”的观念和做法已很不得人心。但是，在思想政治领域，“左”的东西仍然相当严重地存在着。从根本上、深层次上来分析，中国社会目前严重存在着的权力寻租、官商勾结、贫富悬殊、弱势群体生存艰难等问题和弊端，就是缺乏应有监督和制约的传统政治体制仍然在作祟的必然结果。传统政治体制是“左”的指导思想的物质载体，“左”的指导思想是传统政治体制的精神守护。不彻底清理和铲除“左”的指导思想的残余影响，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就难以实现，目前严重存在的诸种现实问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

可以肯定地说，坚持邓小平主要防“左”的基本方针，不仅不会影响“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对于公正、民主、社会保障的诉求”，而且是实现这种诉求的必有前提和条件。因为，在“左”的指导思想残余影响横行肆虐的地方，“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正当诉求不仅不可能实现，还往往要被加上“不顾全大局”、“危害社会稳定”等罪名，遭到粗暴压制和严厉惩处。我们要确保“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对于公正、民主、社会保障的诉求”真正得以实现，必须坚持邓小平主要防“左”的基本方针不动摇，坚决克服和铲除“左”的指导思想的残余影响，积极推进对传统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否则，“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对于公正、民主、社会保障的诉求”，只能是一种空泛的主观愿望，不可能真正实现。

来源：子规盼春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