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勤：诸夏怀霜：1935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瞿秋白纪念

瞿秋白【瞿秋白初名懋淼，学名瞿双，亦名瞿霜，后改为秋白。他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瞿秋白逝世后，鲁迅将其遗著结集出版，书名为《海上述林》，出版具名为“诸夏怀霜”，“诸夏”即中国，“怀”是怀念，“霜”即瞿秋白。因此，“诸夏怀霜”表达出瞿秋白生前友人和广大民众对他的怀念。详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于1935年6月18日被国民党枪杀于福建长汀县。在此后的不同时期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举行纪念活动、发表纪念文章、修建纪念空间等方式以感念其革命功绩和因应时代的发展需要。目前学界主要从革命史、思想史角度开展瞿秋白研究，【张艳国：《李大钊、瞿秋白对俄国道路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李永春、岳梅：《瞿秋白对十月革命的研究与宣传》，《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李放春：《瞿秋白与“领导权”的定名——Hegemony概念的中国革命旅程（1923—1927）》，《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5期；陈铁健：《哲学视野中的瞿秋白——读〈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及其他》，《史学月刊》2021年第12期；黄道炫：《镜子里的影子：瞿秋白和他的世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其中，黄道炫分析了瞿秋白思想的构成元素及其演变脉络，并指出五四一代知识人在新旧时代转变过程中的思想历程。李永春、李放春分别考察了瞿秋白对十月革命的宣传和对“领导权”的引用。】尚未从纪念史角度着手。故本文通过梳理不同时期的瞿秋白纪念活动，剖陈其中的多样内涵，以期呈现中国共产党纪念话语中政治内涵的演变。

一、引导新生路：新中国成立前瞿秋白纪念中的抗争精神

在1935—1949年期间，针对国民党在瞿秋白牺牲后编造的谣言，中国共产党通过多样的纪念活动予以澄清，还发表纪念文章和传播纪念话语以维护瞿秋白的革命形象和彰显其革命功绩。

全面抗战时期，《多余的话》是瞿秋白著作中引起讨论最多的文章。当时部分人认为这一文章观点消极，与瞿秋白革命者形象不符，故此文被视为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证据。有鉴于此，丁玲在延安中宣部的图书室中借到刊载《多余的话》的杂志，她在解读此文时指出，文中虽流露出一种旧式文人的消极情感，但并不等于向敌人“投降”或者否定革命，“在他（瞿秋白）情感上虽保存有某些矛盾，在他的平生却并未放纵它，使它自然发展，他却是朝着进步方向走的。这种与自己做斗争，胜利了那些旧的，也不为不伟大”【丁玲：《与友人论瞿秋白》，《大风》（香港）第56期（1939年12月5日），第1733页。】。丁玲与瞿秋白之间有着师生之谊和革命战友之情，对彼此的了解较为深刻，她反对将瞿秋白的消极情感视为“投降”证据，因为他长期与这种情感作斗争，在谨慎和克制中追求思想的进步，在弃绝旧我与追求新我的过程中投身革命事业，为革命运动的发展献出了生命。在早期共产主义者中间，与瞿秋白相似的思想情感并不鲜见，“瞿秋白肩负着追求光明的重任，却常常在想象和实在的现实间陷于迷茫，这样的困惑绝非他所独有。他用个人的自省、自责乃至自罪试图从迷茫中卸脱，不管是否成功，却可以看到后来中共思想改造路径逐渐生成的最初影子。”【黄道炫：《镜子里的影子：瞿秋白和他的世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12页。】瞿秋白在自省中克制私人情感，用革命信念来审视和调适思想与现实的紧张和冲突，这种突破思想困境和迷惑的积极探索是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底色。

从纪念形式看，抗战时期的瞿秋白纪念主要通过纪念文章展开。1935年9月1日，左联后期机关刊物《文艺群众》创刊，刊登国内第一篇纪念文章《悼瞿秋白同志》，文章指出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杀害了“我们最伟大的英雄，最亲切的领袖”【刘小中、丁言模编：《瞿秋白年谱详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65页。在1936—1938年间，海内外举行了多次瞿秋白纪念活动，发表了相关文章。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在党的建设课程中讲授《纪念秋白同志》的提纲，以瞿秋白的事迹和革命精神教育党员坚定信仰，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惧牺牲。】。此后，鲁迅、茅盾、郑振铎等人集资编印的《海上述林》出版，内中收录了瞿秋白的遗译遗著，鲁迅、茅盾在商量出版事宜时说，“人已经不在了，但他的著作、他的思想要传下去，不能泯灭了。这也是我们还活着的人对他的最好纪念”【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第24页。】。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也开展了瞿秋白纪念活动，王明、项英等人发表《瞿秋白同志殉难一周年》等文章，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越南等国共产党也发表了纪念文章，均收录于《民族解放先驱瞿秋白》一书中。【在瞿秋白被杀害不久，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同样也参与到纪念活动中。日本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对瞿秋白的纪念文章亦被收入纪念文集，日本纪念文章称“我们的瞿秋白同志，我们向你宣誓：你所遗留给我们的事业，将由日本和中国的工人共同奋斗以彻底完成。日本工人知道，你之被屠杀，日本军阀也是与闻其事的。你的牺牲将成为中日两国工人获得革命胜利的指南。”（《日本共产党追悼瞿秋白同志》，《民族解放先驱瞿秋白》，史社刊印，1940年版，第34页。）英国共产党的纪念文章指出，“在英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以及光荣的红军将会替瞿秋白同志复仇的。当我们哀悼瞿秋白同志以及与他一同被害的其他同志之时，我们务须加紧斗争以拥护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英国共产党追悼瞿秋白同志》，《民族解放先驱瞿秋白》，第35页。）此外，美国、德国、加拿大、越南等国的共产党也纷纷致电追悼瞿秋白，在国际范围内开展了瞿秋白的纪念活动，扩大了瞿秋白的影响力。】

从纪念话语来看，中共借助瞿秋白纪念凝练指导抗战的精神资源。张闻天认为瞿秋白等革命烈士的牺牲精神可以丰富抗战的指导思想，“他们在万难中创造了培养了共产党艰苦奋斗的作风，他们在艰苦奋斗中善于解决困难，克服困难，他们为艰苦奋斗而临难不苟，慷慨捐躯，这些都在党中树立了最好的模范，为全体同志所景仰和遵循”【张闻天、项英、王明等：《英勇奋斗十七年》，真理出版社1940年版，第57页。】。从中国共产党员奋斗牺牲的事迹中提取全民族抗战的思想资源，不仅有助于应对严峻的民族危机，也是总结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和革命经验的需要。王明、陈云等人在纪念话语中号召继承瞿秋白的革命遗志，壮大自身力量来实现抗日救国的目标。【王明、康生、史平（陈云）等：《瞿秋白同志殉难一周年》（1936年），《民族解放先驱瞿秋白》，第6页。纪念话语还强调了瞿秋白译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贡献。1943年，萧三指出瞿秋白“翻译了共产国际的纲领，并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党纲，研究中国苏维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等。秋白同志是介绍斯大林同志论列宁主义的著作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人”萧三：《纪念瞿秋白同志殉难十一周年》（1946年），《人物与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54—255页。除宣传马克思、列宁的政治理论外，瞿秋白还大量译介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1931—1933年间，瞿秋白在离开领导岗位后，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翻译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高尔基等人的文艺理论中，扩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力。（详见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页。）】。

全面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进入新的阶段。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文简称《决议》）。《决议》认为“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关于恢复瞿秋白的政治名誉，“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83页。】中共中央在《决议》中肯定了瞿秋白的历史功绩，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这些评价为其革命形象的定型做了关键性工作。1946年6月17日，丁玲强调了瞿秋白长期以来在文艺大众化运动方面的努力，“秋白同志曾经在很多文章中指出文艺应该为大众服务，应该揭露洗清一切旧的封建的、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洗清他们向劳苦群众散布的毒菌，文艺应该写大众的战斗的英雄，应该深入大众生活，了解大众战斗的意义，解决战斗中的问题。”【丁玲：《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张炯主编：《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可见，丁玲充分肯定了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方面的贡献，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艺大众化已经得到显著的发展，民众也即将摆脱陈腐文艺的束缚而迎来崭新的生活。1946年7月11日，杨之华等被扣押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几经周折后返回延安。【陈福康、丁言模：《杨之华评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61页。】在延安，杨之华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接待，毛泽东评价道：“秋白是个好同志”，周恩来则劝慰其保重身体，继承瞿秋白遗志，安心从事党的革命工作。【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168页。】

1949年6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天津等地组织专刊以兹纪念。北平《人民日报》【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1966年间，《人民日报》几乎每年都会在6月18日前后刊文纪念瞿秋白。】《光明日报》《解放报》《新民报》，天津《进步日报》《天津日报》都出了专刊，吴玉章、徐特立、茅盾、叶圣陶、郑振铎、周建人、胡愈之、宋云彬、李霁野、柳亚子和杨之华等人在专刊上发表纪念文章。【《瞿秋白殉难纪念平津各报昨日都发专刊》，《进步日报》1949年6月19日，第2版。】吴玉章指出纪念瞿秋白，更要继承他的革命经验，为新中国建设服务，如此方可告慰先烈。【吴玉章：《纪念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49年6月18日，第1版。】茅盾指出应继承瞿秋白的革命精神，以建设新中国，“我们后死者，却不能不追想到许许多多为革命而牺牲的先烈，革命的胜利曾经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不能各尽其最大的努力以巩固并发展革命的果实，那就对不起先烈。”【茅盾：《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瞿秋白逝世十四周年纪念》，《人民日报》1949年6月18日，第4版。】叶圣陶则强调了瞿秋白努力推广工农大众的语言的贡献，使文字能够“切合当前的生活，使出现代的心声”【叶圣陶：《回忆瞿秋白先生》（1949年6月28日），《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名人贤达的纪念文章反映出纪念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将历史记忆与社会现实关联起来，在增强革命先烈的现实影响力的同时，不断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风貌。

总的来看，自瞿秋白牺牲后，中国共产党人即组织多样的纪念活动维护其革命形象和铭记其革命贡献，并在纪念话语中凝练瞿秋白的抗争精神，用于丰富全民族抗战的指导思想。这一阶段中，因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下的紧张形势，瞿秋白纪念的范围仍不甚广泛，纪念形式也以纪念文章为主，但瞿秋白的革命功绩得到广泛认同，其身后评价也被载入中共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初步奠定了瞿秋白的革命地位。

二、建设新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瞿秋白纪念中的现实观照

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和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启革命先烈的纪念活动。就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年）的瞿秋白纪念而言，进一步恢复名誉是纪念瞿秋白的首要工作。此外，中共还通过修建纪念馆、迁葬烈士公墓等方式在北京、江苏等地增建瞿秋白纪念空间，运用多样的纪念文艺来传播其革命记忆，并在纪念话语中表彰其革命功绩，凸显其在中苏交往过程中的桥梁作用。

1950年7月，臧克家在《人民日报》上指出，国民党曾臆造许多诗词来抹黑瞿秋白形象，“这些诗词作为逸事附着于秋白同志的死流传得颇为广泛，这些诗词对于这样一个烈士的死是多不相称，它们对于他简直是一个大讽刺，一个大侮辱。”【臧克家：《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人民日报》1950年7月18日，第4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纪念话语经过《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的宣传，有助于在更大范围恢复革命烈士的声誉。中共中央还组织抓捕曾经参与杀害瞿秋白的犯罪分子，并将审判记录和罪犯自述公开登载。【《杀害瞿秋白烈士的凶犯伏法》，《人民日报》1954年6月3日，第1版。】以上行动推进了瞿秋白名誉的恢复工作，为新中国初期的纪念活动打下了基础。

随着新中国政权的日益巩固，中共举行多种纪念仪式来缅怀革命先烈，以彰显其英勇事迹和肯认其革命地位。增建纪念空间是革命先烈纪念活动的重要环节。1949年，江苏常州筹建瞿秋白纪念馆、纪念塔等。1955年6月18日，为纪念瞿秋白逝世2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将瞿秋白遗体迁葬入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并举行隆重的迁葬仪式，仪式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主祭，董必武、彭真、陆定一、叶圣陶、许广平等人陪祭。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了关于瞿秋白革命事迹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瞿秋白在密切中苏交往中的贡献，他“是最早介绍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一”【《陆定一同志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人民日报》1955年6月19日，第1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开展了深度合作，瞿秋白纪念也反映了这一现实。清明节祭扫革命先烈墓成为中共纪念活动的组成部分。1957年清明节，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派代表前往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祭扫，代表们向瞿秋白等革命先烈敬献鲜花和花圈，并在革命先烈墓前默哀致敬。1964年清明节，许多青少年在烈士墓前举行入团、入队仪式，相比于单纯祭扫，入团入队仪式丰富了纪念活动，也将革命烈士的记忆融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在1965年、1966年的清明节中，更多青少年和军人在革命烈士墓前举行纪念仪式，因此，瞿秋白的革命先烈形象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

此阶段的瞿秋白纪念还包括大量的绘画作品和文艺作品，如木版画、油画等。1949年7月23日，在全国文协（全称“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10月改称中国作家协会）的成立大会上，会场上高悬着鲁迅和瞿秋白的两张巨幅油画像，“这两位自五四后在文艺界中的拓荒者不屈不挠，同走上光明大道。虽以年龄不同，处境不同，写作的多少不同，可是到现在，他们的功绩，他们的成就，他们的认识与苦斗，如日如星，光辉不灭。”【王统照：《恰恰是三十个年头了》（1950年6月），《忆秋白》，第122页。】1951年，徐悲鸿创作《鲁迅与瞿秋白》。【此画虽未完成，但在1963年徐悲鸿逝世时，此画由中国美术馆展出，引起了观众的重视。】1956年，张漾兮创作木版画《鲁迅与瞿秋白》。1961年，俞启慧创作木版画《战友——鲁迅与瞿秋白》，以上三幅作品刻画出鲁迅与瞿秋白讨论文学作品的场景，画面中黑白对比使得人物鲜明突出，而极富生活化的画面内容又恰如其分地表现出鲁迅与瞿秋白两人在关系上的亲密无间。1962年，北京举行“插图艺术展览”，其中李桦、古元、彦涵三人合作的《革命烈士诗抄》版画，刻画了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邓中夏、彭湃等革命烈士的革命形象。除绘画外，纪念文艺还包括出版文集、研究资料以及学术论著等。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应杨之华的请求，为冯雪峰主编的《瞿秋白文集》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见《瞿秋白文集》扉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953年，《党史资料》上发表了《一个共产党人——瞿秋白》，以及在1957年、1958年，《红旗飘飘》分别发表了《瞿秋白同志战斗的一生》《忆秋白》等文章。【瞿独伊、李晓云编注：《秋之白华：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1959年，丁景唐、文操主编《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出版，此书成为瞿秋白研究的重要参考。【丁景唐、文操编：《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1964年，有人则提议音乐工作者以《革命烈士诗抄》一书中的烈士遗著为底本，为其谱曲，从而加强青年的革命传统教育，“为革命烈士的诗配歌谱，这对于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足人民的革命干劲，有很大的作用。这是广大人民的殷切希望，也是我们时代的迫切要求。希望我们的音乐工作者为这些光辉的革命诗篇配上歌谱，使之在广大群众中传诵，并且流传到后代”【天晴：《为革命烈士的诗作配曲》，《人民日报》1964年1月11日，第6版。】。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纪念话语多角度地镌刻了关于瞿秋白的革命记忆。新中国成立后，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949年12月30日）上明确“反对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是为了建立和巩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应当提倡和鼓励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194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这一讲话指出要在文化事业中突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年6月，长期从事文艺事业的李伯钊回忆了瞿秋白领导的苏区文艺事业。李伯钊当时担任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是苏区文艺事业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她认为瞿秋白的文艺思想中贯彻了群众路线，主要体现在：收集民歌为戏剧填词，用通俗的歌词表演戏剧，用群众的亲身经历作底本，以及平时到集上流动表演，保持同群众密切的联系，真正践行着大众文艺路线。【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同志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人民日报》1950年6月18日，第5版。】陈涌指出瞿秋白尝试把新文艺与民众联系起来的尝试不仅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还为新中国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提供参考。文艺大众化旨在反对知识分子的“贵族态度”，鼓励文艺工作者贴近群众和服务群众，从而实现文艺与政治的良好互动，“现在摆在我们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便是继续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继承瞿秋白同志的文艺理论遗产，和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敌人进行坚决不调和的斗争，使我们的文艺工作更好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服务”【陈涌：《继承瞿秋白同志的文艺理论遗产》，《人民日报》1955年6月19日第3版。】。1955年，华岗指出，在大众文艺方面，瞿秋白不但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还实际参与文艺大众化的实践活动。【华岗：《纪念瞿秋白同志殉难20周年》，山东大学青岛校友会编：《华岗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9页。】这些活动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价值，“瞿秋白同志所遗留给我们的这些优秀作品，不论是创作、批评、研究，以至介绍和翻译，都尖锐地反映着时代的脉搏和意义，都具有明确的社会斗争的目的。”【华岗：《纪念瞿秋白同志殉难20周年》，《华岗文集》，第460页。】

纪念话语还强调了瞿秋白领导中共发展壮大的贡献，尤其体现在他与党内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上。萧三称瞿秋白曾在八七会议上给机会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这次会议对我党从当时的危机状况中挽救出来，起了很大的作用”【萧三：《纪念瞿秋白同志殉难十一周年》（1946年），《人物与纪念》，第253页。】。温济泽也指出瞿秋白与党内错误路线斗争的事实，“秋白同志是这次会议的召集人之一，在这次大会上，严厉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的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改造了党的领导机关。”【温济泽：《瞿秋白同志革命史略》（1943年6月18日），华应申编：《中国共产党烈士传》，东北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92页。】在革命过程中，瞿秋白与毛泽东的交往亦被纪念话语反复提及，以丰富关于瞿秋白的革命记忆。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了瞿秋白领导的苏区文化教育事业，“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毛泽东同志论苏维埃的文化教育》（1934年1月），《民族解放先驱瞿秋白》，第41页。】。在纪念者看来，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与瞿秋白的领导密不可分，他们在编撰瞿秋白纪念文集时，还将毛泽东的评价纳入，旨在增强纪念话语的影响力，“毛泽东同志此处所讲的当时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的成绩，与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人民教育委员长瞿秋白同志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特节录于此，作为对秋白同志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论苏维埃的文化教育》（1934年1月），《民族解放先驱瞿秋白》，第44页。】1946年，萧三指出瞿秋白曾大力支持毛泽东，当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未能得到重视时，瞿秋白颇为看重并积极宣传，“瞿秋白同志那时在武汉，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全文出版了一个单行本，并且写了一篇序言。”【萧三：《纪念瞿秋白同志殉难十一周年》（1946年），《人物与纪念》，第253—254页。】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毛泽东具有崇高的政治威望，这一言说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间的关联，有助于突出瞿秋白的历史地位。对瞿秋白和毛泽东战斗友谊的书写，有助于明确瞿秋白的历史功绩，丰富瞿秋白的革命记忆。温济泽指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上，瞿秋白曾与毛泽东一起与当时党内错误路线作斗争，“秋白同志和毛泽东等同志站在一起，坚决的和陈独秀的右倾尾巴主义的观点作斗争，又和张国焘的反对国共合作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作斗争，使大会正式通过了国共合作的正确的决议。”【温济泽：《瞿秋白同志革命史略》（1943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烈士传》，第91页。】总的来看，中共党人从政治贡献角度纪念瞿秋白时，主要强调他抵制机会主义和维护正确路线的事实，明确他挽救中国共产党和肯定他的革命前途贡献。

对瞿秋白的纪念话语还是中共表达政治设想和密切与中苏关系的媒介。1943年，温济泽指出瞿秋白最早报道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扩大了苏俄在中国的影响力，“那时候，正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不久，内战还没有完全停止，破坏后的经济一时还没有恢复，革命后的秩序一时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外国资产阶级的记者，都诬骂‘布尔塞维克残暴’，造谣说‘苏维埃政权不稳固’，秋白同志却忠实地写了很多通讯，把苏联人民努力创造新世界的真实情况报导到中国来。”【温济泽：《瞿秋白同志革命史略》（1943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烈士传》，第90页。】在政权新肇的背景下，纪念话语突出瞿秋白在中苏两国交往中的贡献。1952年6月18日，曹靖华指出瞿秋白在宣传苏联文学上的贡献，这种译介工作“不是一般的无动于衷的、为文艺而文艺的书斋里的工作，而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里的坚贞不屈的战士的火热的爱国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的庄严的政治斗争的血肉相关的一部分。他的工作的目的，是要中国走上人类最光辉的道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曹靖华：《瞿秋白同志为介绍苏联文学所进行的斗争——纪念瞿秋白同志殉难十七周年》，《人民日报》1952年6月18日，第3版。】。纪念话语强调瞿秋白积极宣传苏联文学，进而推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1957年4月，《中苏文化合作协定》签订，瞿秋白的革命经历成为中苏文化交流的象征，“中国人民四十年来热烈向往着苏联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从鲁迅、瞿秋白起就大量地向中国人民介绍苏联的新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又掀起了学习苏联的热潮。”【钱俊瑞：《伟大的智慧和经验之交流》，《人民日报》1957年4月18日，第5版。】纪念话语将瞿秋白的活动融入了中苏交往的历史中，增强纪念话语的现实功用。

总的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里，瞿秋白纪念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纪念仪式、纪念空间乃至纪念文艺等相继展开，从多个角度彰显了瞿秋白的革命先烈形象，相关纪念成为民众教育尤其是青年思想教育的组成部分，还成为加强中国和苏联外交关系的媒介之一。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相关纪念活动被迫中止。1967年5月，北京八宝山的瞿秋白烈士墓被毁。瞿秋白还被视为错误路线的代表，遭受到不公正的评价，《多余的话》也成为他向敌人“自首叛变”，“出卖党的重要机密”的佐证，【孙克悠：《党中央高度重视为瞿秋白同志平反》，《瞿秋白研究论丛》2004年第1期，第108页。】这些不公正的评价甚至融入到中小学教育中，【瞿兆兰：《抓好课堂提问》，《人民日报》1972年10月29日，第2版。】北京街头也流传着许多《讨瞿战报》，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瞿秋白在广大民众中的革命形象。【有学者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被捕后向国民党“变节自首”和“婉言求生”的佐证，这种看法流传一时而成为文革中“讨瞿”运动的根由。（见刘福勤：《心忧书〈多余的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三、辅翼新时代：改革开放后瞿秋白纪念中的价值追求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瞿秋白的革命形象亟须恢复，故“文革”后的瞿秋白纪念首在正名。瞿秋白政治名誉得以恢复之后，一系列的周年纪念活动进一步明确了瞿秋白的革命地位，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最终确立其革命先驱的形象。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为遭受迫害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平反昭雪。1979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了瞿秋白与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等八个专案组，其中，中纪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孙克悠担任瞿秋白专案组组长。1979年，陈铁健在《重评〈多余的话〉》一文中指出，“《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第25页。】。这一文章为瞿秋白的平反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此后，陈铁健被借调入瞿秋白专案组，为瞿秋白的平反工作奔走。1980年2月，专案组经过9个月的调查完成《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为恢复瞿秋白革命形象提供详实的资料。同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进一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特别强调为瞿秋白正名工作的紧迫性，“比如这次会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在处理这些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1980年3月，《人民日报》刊发了陈铁健的《瞿秋白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一文，系统地总结了瞿秋白的历史功绩，“瞿秋白是继李大钊之后在中国早期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的许多文章成为指导二、三十年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十月革命、认识社会主义俄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缺少的教科书。这一笔宝贵的遗产，即使今天读来，也会给我们许多启示和教益。”【陈铁健：《瞿秋白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人民日报》1980年3月28日，第5版。】此文明确了瞿秋白在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贡献。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纪委的复查报告，正式为瞿秋白平反并恢复名誉。【孙克悠：《党中央高度重视为瞿秋白同志平反》，《瞿秋白研究论丛》2004年第1期，第109页。】

在为瞿秋白平反的过程中，文艺领域最先开展瞿秋白纪念活动。1979年11月，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瞿秋白等左翼文艺运动活动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组织左翼文艺队伍方面进行了艰巨的工作，也因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而滋生宗派主义倾向。【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1979年11月1日），《周扬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周扬肯定了瞿秋白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文艺理论中的不足之处。围绕瞿秋白的政治与文艺活动交融互动，共同推进着平反工作的有序进行。

1980年6月18日，中国文联、作协、社会科学院联合举行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座谈会，这是自1955年瞿秋白遗体迁葬仪式以来的又一次高规格的纪念，参加此次座谈会的有谭震林、周建人、沈雁冰、王首道、刘澜涛、李维汉、胡愈之、周巍峙、于光远等人。在座谈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发表题为《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的讲话，他指出瞿秋白“不仅挑起过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重担，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建设上，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周扬：《“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四十五周年》（1980年6月18日），《周扬文集》第5卷，第278页。】。此次座谈会的规模大、级别高，有助于荡涤对瞿秋白的不公正评价，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恢复其应有的革命地位。

1985年6月18日，为纪念瞿秋白逝世50周年，中共中央举行规格更高的纪念会，彭真、邓颖超、杨尚昆、万里、习仲勋、王震等国家领导人出席纪念会，纪念会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持。杨尚昆在讲话中强调“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杨尚昆：《在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年6月19日，第4版。】。这一评价完全恢复了瞿秋白的革命声誉，明确了他在中共早期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和历史贡献。杨尚昆还明确了瞿秋白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用，“我们要发扬秋白同志和其他先烈的革命气概，为战胜一切困难，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实现革命先烈的未竟事业，建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英勇奋斗。”【杨尚昆：《在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年6月19日，第4版。】

1995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瞿秋白逝世60周年纪念大会，刘华清、李铁映、胡绳等出席会议。胡绳指出纪念瞿秋白要“号召党员和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向这位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学习，以继承他的优秀思想文化遗产，发扬他的崇高的革命精神”【《继承先烈光辉业绩激励后人报国之志首都集会纪念瞿秋白就义六十周年  刘华清李铁映等出席  胡绳等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6月19日，第4版。】。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传华总结了瞿秋白的精神价值，“我们要学习他执着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精神，忠诚革命事业、勇于献身的精神，严于律己、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我们应当有志将瞿秋白所留下的宝贵思想文化遗产继承下来，将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将他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继承先烈光辉业绩激励后人报国之志   首都集会纪念瞿秋白就义六十周年  刘华清李铁映等出席   胡绳等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6月19日，第4版。】此言不仅肯定了瞿秋白的探索精神和献身精神，还将《多余的话》视为自我解剖精神的体现。换而言之，这种自我解剖精神或可视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精神的思想源头之一。1999年，中共中央隆重召开座谈会，纪念瞿秋白诞辰100周年。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尉健行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纪念瞿秋白，则应继承革命先烈的精神，并以之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我们学习瞿秋白等革命先驱者的精神，勇于开拓，不断创新，推动时代前进，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而努力奋斗”【秦杰、何加正：《中共中央隆重召开座谈会  纪念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  尉健行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1月30日，第1版。】。

随着时代的发展，瞿秋白精神也融入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2009年，瞿秋白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9年，在瞿秋白诞辰12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瞿秋白的主要贡献被总结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积极传播者”，“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一腔赤诚  百折不挠——纪念瞿秋白同志诞辰120周年》，《人民日报》2019年1月29日，第6版。】瞿秋白的革命形象逐渐定型，并融入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支撑。

从纪念文艺方面来看，改革开放后的纪念形式更加丰富和更具现代性，主要包括文集和研究专著的出版、绘画和影视作品的直观展示以及纪念空间的增建。1981年，《忆秋白》一书由人民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陆定一、周扬、杨之华、郑振铎、萧三、李维汉、茅盾等人的回忆文章。1984年，杨之华《回忆秋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具有纪念性质的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丁景唐、陈铁健的《瞿秋白研究文选》（1984年），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1984年）、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1991年）以及陈铁健的《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传》（1995年），以上传记较为系统全面地反映了瞿秋白的生平事迹，对相关问题皆有恳切的评价，虽属学术性传记，但具有丰富的纪念意涵。中共党史中关于瞿秋白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其中代表性著作有：陈铁健编的《瞿秋白研究文集》（1987年），唐宝林、陈铁健的《陈独秀与瞿秋白》（1997年），刘小中的《瞿秋白与中国文学运动》（2002年），张秋实的《瞿秋白与共产国际》（2004年）等等。为纪念瞿秋白诞辰90周年，1989年1月常州瞿秋白纪念馆、瞿秋白研究会编辑的《瞿秋白研究》发行。1995年，在纪念瞿秋白逝世60周年之际，由温济泽主编的《瞿秋白文集》（共14卷，其中政治理论编8卷，文学编6卷）最终出齐，全面系统地收集了瞿秋白译著，为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新的时期，纪念文艺延续了此前的油画形式，还根据时代的发展，运用影视作品来丰富瞿秋白纪念的形式。1981年，沈广耀创作油画《鲁迅与瞿秋白》，油画展现出瞿秋白与鲁迅的革命情谊。【沈广耀：《鲁迅与瞿秋白》（油画），《人民日报》1981年9月24日，第8版。】靳尚谊的油画《瞿秋白》，刻画了瞿秋白在长汀狱中的情景，呈现出革命烈士不惧死亡的从容姿态。【靳尚谊：《靳尚谊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人物邮票也是纪念的重要形式之一，1989年，为纪念瞿秋白诞辰90周年，中国邮电部发行一套邮票，全套共两枚。【常纪宏：《人物邮票》，《人民日报》1993年8月21日，第8版。】随着影视行业的发展，瞿秋白纪念也增添了影视作品形式，比如《秋白之死》，再现了瞿秋白英勇就义前的严酷处境，塑造了其从容不迫、视死如归的坚韧形象和崇高圣洁的人格。1999年，大型文献纪录片《瞿秋白》公映，并荣获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2000年，广播剧《永久的青年——瞿秋白》，用人物传记的手法，表现了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光辉和坎坷的一生。【李京盛：《广播剧：题材上的新跨越》，《人民日报》2000年1月22日，第6版。】2011年，由华夏电影公司参与出品的电影《秋之白华》公映，电影刻画了瞿秋白、杨之华这对革命伴侣的情感生活。

此外，这一阶段中关于瞿秋白的纪念空间得以扩建。1983年，中共中央翻新了瞿秋白烈士墓，使得在“文革”中遭到破坏的烈士墓得以恢复原样。【张宝瑞：《瞿秋白烈士墓修复一新》，《人民日报》1983年11月5日，第4版。】1985年6月18日，福建省长汀举行重建瞿秋白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碑名“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由陆定一书写，碑文高度评价了瞿秋白的革命事迹，最后写道，“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整个生命的瞿秋白烈士永垂不朽”【刘小中、丁言模编：《瞿秋白年谱详编》，第469页。】。江苏省常州市建立瞿秋白故居，并于纪念日当天正式开放。在常州还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纪念瞿秋白的学术讨论会，会议以“重新认识瞿秋白，重新评价瞿秋白”为主题。讨论会集中讨论了《多余的话》，认为“这是一个坚贞的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对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作严肃的回顾和总结，对个人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感情作真实的剖析，对革命大业和共产主义的前途流露了深深的眷恋和由衷的向往”【钟洛：《扫除尘雾诸夏怀霜——纪念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小记》，《人民日报》1985年7月8日，第7版。】。2001年，福建省长汀县瞿秋白烈士纪念碑被中宣部认定为第二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宣部公布第二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人民日报》2001年6月12日，第4版。】2005年，瞿秋白纪念馆被中宣部认定为第三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宣部公布第三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1日，第2版。】江苏省常州市举行了瞿秋白逝世70周年纪念活动，在开展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出席纪念活动的代表还参观了瞿秋白纪念馆和刚落成的“觅渡文碑”。【龚永泉：《瞿秋白就义七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常州举行》，《人民日报》2005年6月19日，第4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通过组织专案组详细调查，彻底恢复瞿秋白在“文革”中被破坏的政治名誉，一系列的周年纪念活动推动着瞿秋白纪念活动的深入发展。此后，瞿秋白的纪念形式更加多样，包括文集、绘画、影视作品等，还包括纪念碑、纪念馆等实体纪念空间，这些纪念形式从多个角度广泛传播了瞿秋白的革命事迹，使其革命记忆深入人心，成为新时代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资源之一。

结语

不同时期的瞿秋白纪念生成了丰富的纪念话语，在保存革命记忆的同时传递出中国共产党回应时代要求的不同意涵，正如葛兆光所言，“历史的记忆唤醒了一些本来蛰伏着的知识与思想资源，这些资源作为理解的素材，在选择中解释着新的知识与思想，于是，在这种情势中，历史一头连接着传统的资源，一头连接着新来的资源，在时间中二者渐渐融汇合一”【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瞿秋白的革命记忆成为联结革命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媒介，也成为革命资源楔入和指导政治实践的体现。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纪念话语中肯定了瞿秋白的革命贡献，凝练了其革命精神，并将其与抗战时局相联系，使之转化为指导抗战的思想资源，还在历史决议中高度评价了瞿秋白的革命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恢复其政治声誉，还组织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扩大其政治影响，具体包括遗体迁葬革命公墓、清明祭扫、出版纪念文集、版画等活动，深化了瞿秋白的革命记忆，纪念活动还紧密联系当时新中国的建设实际，突出瞿秋白在群众文艺和密切中苏关系中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支撑。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瞿秋白纪念活动的恢复与政治上“拨乱反正”过程密切相关，在学术界客观研究和调查的基础上，瞿秋白政治名誉得到彻底恢复。中共还通过组织高级别的纪念会议，进一步明确其崇高的政治地位，从而将其革命形象树立于光辉的革命殿堂中。此中，多样的纪念形式也渐次展开，不仅包括纪念文本，还包括艺术作品、影视作品、纪念碑等纪念空间，多角度地传播了瞿秋白的革命事迹，加深了民众的革命记忆。伴随着瞿秋白革命事迹不断的传播，其勇于自我剖析和自我革命的精神也得到肯定，成为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和进步的思想资源。

 

 

Qu Qiubai Remembered by the China:Commemoration of Qu Qiubai by the CPC Since 1935

Qin Qin

 

Abstract: Qu Qiubai, an early political leader of the CPC, was killed by the Kuomintang in 1935. In order to highlight Qu Qiubai's revolutionary deeds and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the CPC held various forms of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with various forms and rich meaning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the commemoration discourse demonstrated Qu Qiubai's spirit of resistance, and provided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emoration of Qu Qiubai was carried out nationwide, including commemoration activities, commemorative collections and commemorative spaces. The commemorative discours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ublic educat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oviet Union.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n the basis of restoring Qu Qiubai's political reputation, the CPC affirmed his revolutionary con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status through high-level commemorative meeting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carried forward his revolutionary spirit through various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gradually making him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resource for the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evolution of the commemoration of Qu Qiubai deeply reflects the efforts of the CPC to enrich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ystem with revolutionary memory.

Key words: the CPC; Qu Qiubai; commemoration; revolutionary memory；evolution

来源：苏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