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梅：建国初期党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探析——以《解放日报》为例

内容摘要：

本文以《解放日报》为例，梳理了建国初期党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发展脉络，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既是党报工作的原则和内容，也是推动党改进工作的方法，还是党“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途径。本文详尽展现了《解放日报》在党领导下，通过揭批“黄逸峰事件”，动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群众运动”和进行“新三反运动”的全过程。笔者还分析了其中存在的一些疏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党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在要求与“群众运动”逻辑某种程度的不相适应所致。由此指明，党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辩证分析”的原则，才能行使正确合理的批评，对党的工作和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党报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导下不断改善自身工作并以此为前提，发挥党组织的“喉舌”作用，宣传动员党员、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刊登批评报道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批评来信、干部自我批评的来信来稿，以推动和促进党改进工作。

学界对党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研究多从“说明其功能和报道特点”（孙旭培，1989）等概述开始，有深挖对党报批评与自我批评及党报发展有重大意义的“1953年广西《宜山农民报》事件”（靖鸣，2004）；也有对《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等党报的批评性报道的研究（游雨欣，2007；张艳妮，2008）；还有以“舆论监督”的视角来梳理党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历史脉络（邓绍根，2009；徐晓波，2010）。

《宜山农民报》

这些中观、宏观层面上的研究，似乎都未先在立足点上区分“报纸批评”“批评性报道”和“舆论监督”等基本概念。而黄旦先生在2007年就从定义上严格区分了“报刊批评”和“舆论监督”概念，本文正是以黄旦所指出的报刊批评“属于党的组织行为，党是批评的主体”为出发点，以党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具体研究对象，立足于挖掘出的档案和报史资料，结合建国初期的具体历史情境，通过分析《解放日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在归纳党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究竟“为何”及“何为”的同时，尝试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以尽可能地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黄旦

一、党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缘起

江西苏区时期，党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是发表批评性的报道内容（李文、韩云，2011），而全面实践它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它首先作为党推动“整风运动”顺利进行的方法；经过“整风运动”以及其后的实践和理论归纳，党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确立为党报工作的方法和内容，并发展为党报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时，提出“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首先改造党报”，意在使党报率先进行自我批评，再以坚定的立场、完全的党性宣传推动“整风运动”顺利进行。1942年2-3月，《解放日报》进行了自我检查。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改版社论，博古从“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全面检查了报纸的错误。由此，《解放日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改变了办报方针、版面安排和写作方式，形成了至今仍指导党报工作的“党报模式”，推进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逐步确立了指导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以此为基础，党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确立为党报的工作方法和报道内容。

“整风运动”时期，指战员们认真听讲

新中国建立前，党报从检查、批评自身工作入手，深刻认识新闻本质和党报功能，提高党性修养和专业素养，为宣传快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提供前提。解放战争期间，党报宣传“土改”时，“传播了一些错误的经验”，报道了“翟士贤献田”等假新闻。为此，1947年4-9月，解放区开展“反客里空运动”，它是在中共晋绥分局领导下，新闻界从“新闻真实性”出发、对自身的“立场、思想”开展的自我批评。

1948年9月，为培训新中国新闻骨干，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在《人民日报》成立了“华北记者团”。其间中央领导人和新华社负责人立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其内涵的“实事求是、辩证分析”来检查、批评党报实践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效果不好的缺点；归纳总结了“记者方法、新闻业务、政策和任务”等内容，完善了党报理论。

党报的运作机制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完善：作为党组织的一员，党报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组织原则，把“实事求是、辩证分析、群众路线”作为指导思想贯穿到日常工作中。工作方法上，党报积极顺应党的要求，联系实际，把检查、批评自身工作作为经常性内容，在端正立场、坚定党性、增强新闻素养的同时，改进版面、编辑和采访写作等业务实践；以此为前提，在报道内容上，及时、准确地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反映群众呼声，刊登他们对当前工作的批评或自我批评的来稿，并通过批评报道来纠正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时的缺点错误。

二、建国初期在党的领导和倡导下党报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全国革命胜利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成为党的首要任务和党报中心工作。为此，党报加强批评性报道，防止党员干部因胜利而滋长居功自傲、贪图享乐等不良情绪。1949年6月8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及山东总分社颁布《关于加强新闻报道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全国新闻单位转发了这个决定（关悦，2009）。

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新建党报在“加强党报理论教育、强调宣传纪律”的同时，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改进自身工作。1949年9月5日，社委会编委会举行第二次联席会议，强调多组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稿件。1950年，把刊载群众对工作的批评和反映群众呼声作为报道重点。

1950年3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从理论上总结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报改进工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方法、内容；更站在“党报批评直接服务于国家建设”的高度，指出它是党报工作的根本原则。4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简称《决定》）。它深化了胡乔木的报告，把党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全党工作重心。

4月22日，《解放日报》刊登《决定》，23日，将《决定》及相关资料印成专册、随报附送；5月16日，一版刊登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据《决定》发出的指示和市政府《关于统一发布上海市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与加强新闻报道的暂行办法》。8月，上海市政府行政例会讨论了3个月来报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潘汉年强调报纸不但要进一步提高政策水平，吸引广大群众提出批评建议；还要主动深入地采访，中肯、真实、具体地报道工作中的偏差，弄清原则问题的是非。

“三反运动”历史图片 图源 | 网络

根据《决定》和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指示，《解放日报》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首先，开辟专栏、专版，吸引群众对包括报纸工作在内的当前工作开展批评。先后增设“社会服务”栏、“党的生活”等专栏，在创刊一周年之际征求读者意见并在二版摘发，并发表编辑部文章《为改进我们的工作而努力》。

其次，加强批评报道，即围绕中心工作，把批评错误的报道和编辑部配发、给错误“定性”的“短论”一同编排在头版。其中6月13日一版头条《市供销合作总社煤球厂违反办合作社方针》的报道很有代表性。它批评市供销合作总社煤球厂将2/3以上的产品供给非社员，单纯盈利观点脱离广大群众；短论《合作社应面向社员群众》援引“共同纲领”指明合作社的定义和政治目的，而煤球厂的做法没有减轻数十万社员群众所受的中间剥削，使他们认识不到合作社的好处，再不改正会使合作社完全变质。面对批评，上海市供销总社主任黄大明、副主任毕平非在表示拥护、检讨错误的同时，自14日始数次致函《解放日报》恽逸群社长，针对错误本身及其性质和产生的原因，进行商榷、讨论。

这个实例中，批评与被批评双方以厘清事实为前提，探讨错误性质，一定程度上各持立场，甚至被批评者在报上的检讨与报纸的定性保持一定距离。可见，报纸批评意在调动相关各方的积极性，通过联系实际地梳理、讨论具体问题，将中心工作引导到党的既定方针上。这种“报道配短论（评）展开批评，推动中心工作”的方式，在1951年得以继续。

建国初期，党报坚定地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工作原则。以此为前提，党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方法。经“决定”阐述，它又以“监督、教育党员干部，联系、并调动群众积极性”为己任，成为全党开展工作的方法和原则。于是，党报发挥主动性，以报道配短论（评）的方式展开批评，调动群众积极性，很好地推动党的中心工作。在此基础上，经过“三反”运动的实践，党报“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步成为党动员群众运动的方法并在随后《解放日报》“揭批黄逸峰事件”中得以深化。

三、《解放日报》通过揭批“黄逸峰事件”动员群众运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主导它深入发展

1952年10月底，“三反”运动结束。但因运动重点是“反贪污”，对官僚主义基本没涉及，且因县级以上机关集中搞“三反”，放松了县以下干部的管理，基层也出现了很多问题。1953年1月起，“新三反运动”正式开始，中共中央发表指示要求全国各地从1953年起，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检查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展开坚决斗争。

《解放日报》将华东区辖内最典型的“黄逸峰事件”作为报道重点，通过有计划的宣传报道，动员全区开展“新三反运动”。报纸先通过批评“猪子事件”和“韦俊事件”，为揭批黄逸峰预热。在黄逸峰被开除党籍的决定发出以后，《解放日报》马上制定“黄逸峰事件的报道计划”，并报请华东局批准。

黄逸峰事件（研读者注）

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的文章，批评校领导不去设法改善教学上的设备，却花了20亿元人民币（旧币）盖了一座大礼堂，在开学典礼时，大肆铺张浪费，等等。文章末尾的署名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一群学生”。校方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这篇文章以后，认为文中所作的批评“不符合事实，是蓄意破坏学校名誉”，当即向兼任校长反映。一向不管学校具体事务的黄逸峰在听了汇报以后，指示追查投稿人，并组织职工学生联名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更正。校方查出福建籍学生薛承凤是该文的作者后，对其施加种种压力，逼令其退学。薛承凤面对校方的巨大压力，向《人民日报》写信申诉，说学校领导压制批评。

《人民日报》接到薛承凤的信后，认为事态严重，将薛的来信转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处理。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有关各部门共同组成检查组，前往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调查这一事件。检查组进校以后，黄逸峰对检查组采取不予理睬的傲慢态度。检查组经过初步调查，建议给黄逸峰以党内警告的处分，并要黄在《解放日报》上作公开检讨。黄又拒绝检讨，将事情闹僵。接着，华东局派组织部负责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毛泽东听到黄逸峰压制批评的情况后，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的批示。这样，黄逸峰一下子就成为压制群众批评的典型。1953年1月，黄逸峰受到了开除党籍和撤消一切行政职务的严重处分，正是由此而来。

无论从当时或事后来看，对黄逸峰的处分未免失之过严（1954年，毛泽东就说过：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譬如黄逸峰。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又提到可以允许黄逸峰重新入党的问题。黄逸峰也确于1956年12月被重新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资料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官网

《惊动了毛泽东的“黄逸峰事件”》

作者：林蕴晖

1月19日，政务院对黄逸峰作出批示，《解放日报》当天就开始大规模揭批黄逸峰。首先，《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13日作出的《关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压制学生批评事件对有关领导人员的处分决定》，开除原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下属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的党籍；处理了参与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蒋震虹、印建强和鲁训等人。接着是报道《华东局开除反党分子黄逸峰党籍》，全面揭露“黄逸峰事件”。“报道”旁是“社论”《严惩压制民主、欺骗组织的坏蛋分子，为提高党在大规模建设中的战斗力而斗争》。“社论”由“黄逸峰事件”指出党员自我批评和由此兴起的群众批评的必要性和相互关系；指明《解放日报》的宣传报道将从教育党员干部进行自我批评入手，并以此为前提来动员群众来信批评。

这样，在《解放日报》以一版“刊发决定，深挖事件、社论评述”来宣传动员揭批黄逸峰的同时，第三版“党的生活”围绕上述“社论”阐明的逻辑，转载数篇苏联党建文章，进一步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巩固着党的团结和统一，是领导社会主义的关键，而“自我批评”是前提。教育党员干部首先开展自我批评，以此动员群众批评，并认真对待群众来信。

《解放日报》

1月20日，《解放日报》编辑部针对“快速处理读者来信”指定管理流程：总编辑办公室统一负责具体事务，各组24小时内摘出读者来信情况，总编辑办公室负责人每天下午四时听取各组汇报。1月21日到28日，报社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由300件增至500件到700件，揭露43起各机关中级以上干部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有关黄逸峰事件的来信则达881件。整个1月群众来信激增至11425封，而1952年的月平均来信是8050封。这表明党报通过揭批黄逸峰，以群众来信形成强大舆论氛围，有力揭露了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推动了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内容的“群众运动”的兴起。

接着，《解放日报》1月26日一版转载《人民日报》1月23日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力图通过反对“压制批评”、教育干部自查官僚主义作风、警告黄逸峰之类的人别再压制批评，来保护群众的积极性，扫清群众批评的障碍，用已兴起的“群众运动”推动“批评与自我批评”，将“新三反运动”引向深入。于是，党报发挥“主动性”，根据“读者来信”所反映的问题主导批评的议题和进程；并通过“报纸述评”将党报对运动的主导作用推向高潮。

综上所述，《解放日报》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揭露、批判“黄逸峰事件”，掀起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群众运动。此时，党报积极发挥“主动性”，既灵活运用各种报道体裁，还与“评论”“短论”等言论方式巧妙搭配；又使用三版“党的生活”、二版“读者来信”、四版“读报员参考”等各版栏目，既发挥各自的传播效力，又聚成合力，形成强有力的舆论环境，引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兴起后，党报又发挥“能动性”，通过“读者来信综述”“报纸述评”等批评手段，将群众运动引向深入，推动着“新三反运动”。可见，党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历了从“主动性”到“能动性”的转变过程，这既是党报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动员群众运动并积极主导其进程的过程，也是党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方式、内涵上都得到深化的过程。而随着它的发展，“群众的积极性、党报的主动性和党的领导”的关系也摆在了党和党报面前，成为党反思、总结党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切入点。

四、 党领导下对《解放日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反思、总结

在《解放日报》以“揭批黄逸峰”掀起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群众运动渐入高潮之际，报社读者来信组乐静等位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宣传部，批评报社领导不重视群众来信，中宣部回信要求解放日报编委会重视批评意见，“在华东局宣传部领导下，认真检查读者来信工作，并进而改善自己的领导工作”。于是，华东局牵头组织并领导了对《解放日报》“揭批黄逸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其掀起群众运动等一系列工作进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首先，华东局领导肯定了华东地区“新三反”：“总的来说领导是有力的，进展是健康的”，在此前提下，就“加强党对党报的领导”“党报在这场运动中的目的和作用”“党报批评时要实事求是、认真分析”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批评。1953年3月5日陈毅、谭震林等华东局领导召集《解放日报》正副总编和全体编委开会，就“党报为何批评、如何批评”作出指示。4月29日的华东局扩大会议上，谭震林再次强调必须坚决纠正有些地区、单位对某些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不调查研究和具体分析，“一揽子打击”的简单粗暴办法；严肃批评《解放日报》总编张春桥在反官僚主义报道中“不调查、不核实、不请示的错误”。

谭震林

以华东局的总结、批评为引导，《解放日报》全体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舒同主持的党报委员会上，《解放日报》领导先汇报初步自查结果。张春桥指出1953年“已发表的130多件稿子”中1/3以上有事实出入，“还不包括（已发表的）读者来信”，其中的“问题就更多，现在还无法查清”。副总编杨永直指出报社干部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华东局机关报，“可以批评华东任何人”，“党性不强，不尊重党委”，“有些稿件当地党委不同意登，我们仍然登了”，“主观确定框子，到处套，到处找‘压制批判是党的死敌’”。

张春桥

经“批评与自我批评”查出的“党报批评‘失实、主观’，党报‘角色’错位、没有坚持党的领导、甚至凌驾于它之上”等缺点，很大程度上是《解放日报》此时的编辑方针造成的。“揭批黄逸峰”之初，为尽快调动群众积极性，编辑部着眼于“快速”处理群众来信，客观上使之选、编时可能无暇探究其内容的“真实性”。而对“读者来信”的重视，使编辑们“认为凡是读者来信，都是宝贝”；处理时强调“不因人废言”，“不管批评者本人品质如何，都要听取甚至信任他们的意见”，主观上也就不再有考证其真实与否的能动性。这样看，报纸为调动群众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使“真实性”旁落，导致“我们的读者来信，有将近一半是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的”。

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后，党报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则以“党的领导”为先导和前提，来统领、规范“群众积极性、党报主动性”，实事求是，保证党报批评的正确性，使之对当前工作更具建设性、引导性。

这样再审视“黄逸峰事件”，不难发现对黄处理得过重，毛泽东也有所认识。1980年12月6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复了7月4日上海市委《关于黄逸峰同志申诉问题的调查报告》，指出“从复查的结果看，黄逸峰同志的主要错误属实，……但不应定为反党分子、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同意恢复其党籍”。

五、结语

建国初期在党的领导下，党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报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并逐步成为全党开展工作的方法和原则。它在内涵、方式和功能上的发展、深化，乃至由《解放日报》“揭批黄逸峰”而兴起“群众运动”过程中的疏漏及其后的修正，都与当时历史情境下的社会政治现实密不可分。党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但使党报改进工作，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也成为党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桥梁和方法。

但历史似乎更愿从另一面提醒人们记住已有的经验教训。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毛泽东为调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方“积极性”，提出“双百方针”，催生了“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同时强调报纸批评。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召开了有邓拓、杨永直、金仲华、赵超构、徐铸成和王芸生等参加的座谈会，强调报纸上的批评要尖锐，但也要让人下得了楼，对官僚主义也是如此。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明“收”“放”是“两种领导中国的办法”，指明要是一点民主都没有，官僚主义十足，“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指明“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双百方针”有利于国家巩固，“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这是发展的辩证法。”但这一次开展批评的“群众运动”兴起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原则和指导思想似乎没有发挥明显作用，随之而来的是更激烈的“反右运动”……

这又提出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建设”时期，党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与人民民主的关系？它怎样才能有效、持续、健康地进行？这些问题在今天仍值得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媒介环境下，党需要创造怎样的条件在使党报发挥“喉舌”作用、体现“主动性”的同时，尽可能发挥新闻的“主体性”、发挥其“监测、监督”等功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报仍需在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回答这些问题。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