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玉 ：政务信息、流通方向及其不对称性——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一种路径

一

首先谈一下政务信息的定义。现在是一个信息社会，或者叫信息时代。关于信息，据说目前有100多种定义。需要从不同学科出发，来理解这个概念的不同含义。

政务信息是从信息这个概念衍生出来的。信息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也可以宽泛地说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因此，信息是自然物质在其存在和变化的过程中发出的表达其生命性状的客观信号。它是物质的自身元素自发透露出来的自然品质。比如水是一种无色无味的、含有丰富活性物质的液体。透明的液体就是自然水的物质形式。树叶的绿色是树的生命力的表现。树如果死了，树叶肯定干枯。绿叶就是树活着的信息。有一个英国的华裔女孩唱的歌《醒来》，相信不少人都听过。歌词说“从生到死，呼吸之间”。呼吸就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信息。病人昏迷了，医生首先要去摸他的脉搏，检查心脏还跳不跳。脉搏在跳说明还有生命体征。如果看到病人在大口大口地喘气，那就用不着号脉了，赶快组织抢救吧。人死了，表达的信息就是瞳孔放大，心跳停止，呼吸没了，心电图呈一条直线。这些表象就是生命终止的信息，它对外界所传达的，就是身体能量已经消耗干净，人生已经结束。有人一喝酒脸就红，有的醉汉甚至会满面通红，这就是酒精发出的信息。物质的能量转换会导致信息的转换。水能转化为电能就是光；或者是驱动力，体现为速度。电能也可以由燃烧的热能转化而来。性功能是生命转化的途径，婴儿出生就是生命能量转换的结果。所有能量转换之中，生命的转换最复杂，解释也丰富多彩。同样事物不同学科解释不同。比如男女相合，生理学上叫性交，生物学上叫繁衍，社会学上叫婚姻，民俗上叫同房，医学上叫孕育，文学上叫爱情。古话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明天要刮风了，今天晚上甚至早几天晚上月亮就有一个气晕的外圈。要下雨了，几天之前墙基可能就潮湿了。实际上这是空气湿度变化在墙体上的体现。所以，信息首先是个物理现象。

信息又是一个信息学的概念。信息学是从通信科学来的，大约可以追溯到1928年。据说这一年国外提出了“信息”的概念。有专家提出信息就是一种通信符号，比如电报。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知道电报是怎么回事，因为这种通信技术已经被淘汰了。这是一种数字技术。按照一定的程序把数字编成电码来传输资讯。信息学上的“信息”是指按照特定的规则和手段进行交换的资讯。电报是把资讯转换为密码，电视是利用电子技术传送活动的图像画面和音频信号，网络技术上是用数字进行编程。现在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通过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的资讯，包括国际资讯，都可以有范围地有限定地迅速获得。技术越进步，设备越先进，获得信息的范围越大。信息发布和信息保密，信息获得和隐私保护，保护信息权和阻止有害信息，就成为保障信息社会健康运行的大问题。

政务信息这个概念在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新闻学、社会学等领域应该都适用。个人认为，政务信息就是执政当局处理政务所形成的资讯。我提出“政务信息”的概念是在2017年，当时说：“政务信息是指政务运行过程中各级首脑机关根据形势和需要为实现某种行政目标而发出的政治信号。”具体包括“各级政治首脑机关及其领导人公开的和私下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合乎规矩的和不合规矩的一应文件、规定、政策、方针、决议、报告、请示、汇报、谈话、社论、报道等官方公文或官员私人渠道所传达出来的政治信号。”

为了理解这个概念，需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在中国的语境里，政务信息的发出主体，是指作为领导机关的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领导人；第二，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发出的所有施政事务资讯都是政务信息；第三，政务信息的流通过程，包括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之间上下左右互相发出、接受和反馈的完整过程。

一般说来，政务信息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上行信息，这是下级机关、下级领导人向上级的汇报；二是下行信息，这是上级对下级的指示；三是平行信息，这是平级之间的相互交换。

除去流通方向的区别之外，还有信息类型的区别，即正式信息、非正式信息、核心信息、综合信息的不同。正式信息是指来往于上下左右之间的正式公文。非正式信息是指政治领导人之间非正式场合下交换的体现私人亲密关系的政治资讯。通常情况下，它不会在各级领导机关中流通。比如，陈丕显的回忆录披露，“文革”结束后，有一次安子文和陈丕显私下聊天（柯庆施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期间陈担任副书记，柯庆施去世后陈接任市委书记）。安子文告诉他，柯庆施曾经三次打报告要把陈调走。安子文在“文革”前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么重要的人事信息，柯庆施去世之前他不说，“文革”之前也不讲。“文革”结束了，他才把这个情况谈出来。这就是政治领导人之间私下交流的政治资讯。

现在都知道，1958年毛泽东计划建立人民公社的想法，是通过陈伯达的一篇文章透露出来的。从类型上看，这就是一种非正式信息。1958年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一书，发表了当年《哲学研究》第6期刊载的一份材料，其中公布了毛泽东的一段话：

最近毛主席尖锐地提出要恢复革命战争时期的党的优良传统，提倡全体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我们的同志一年搞一个月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我们要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这段话也属于一种非正式信息。因为，它不是由中央文件正式公布的。一般情况下，核心信息是一种非正式信息。这里所说的“非正式”，是指不是通过正式政治渠道传达出来的信息。我们常常看到当代史上有许多重大的决策，从正式文本上看不出由来，但是在文本之外能找到答案，甚至，有些政治机密只有决策圈最内层的几个人知道。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九·一三事件之前不久，江青还跑去给林彪拍照片，就是那张林彪在读“毛选”的照片。据说九·一三事件以后，江青因为这张照片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这说明什么？说明江青缺乏政治敏感，不知道林彪已经出问题了。我想，大约只有周恩来心里有数。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九·一三事件前，毛和周最早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知道林立果小舰队的事情的？有材料说，谢静宜的丈夫在空军司令部工作。现在不能断定，他的身份和任务是什么，有没有起到监视的作用？

怎样理解政务信息，它和现在比较流行的几种信息有什么不同？

第一，政务信息和政府信息是有区别的。“政府信息”来源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个条例是国务院2007年4月5日公布的。它指出：“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这个定义和政务信息有什么不同呢？一是主体不同。政务信息的发出主体，是党委、政府和政治领导人，而政府信息的主体只是“行政机关”。按照中国的政治体制，通常人们不会把党委看作行政机关。二是范围不同。政务信息是指执政机关，包括党委和政府执行政务所发出的资讯。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讲的信息，不仅不包含党委机关所发出者，同时，在公开的范围上也有极大的限制。比如，它规定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不得公开，所有公开的信息必须事先经过专门机关的审查。

第二，政务信息和政治信息是有区别的。政务信息中包含政治信息，政治信息中也包含政务信息。但是，政治信息指代一定时期内社会全部政治资讯，记录着各种社会力量组成的完整的政治生态和政治演变的状况。而政务信息只是执政首脑机关发出的资讯，尽管其中也记录有大量日常事务性信息。

第三，政务信息和新闻信息是有区别的。政务信息中包含新闻信息，新闻信息中也包含政务信息，但是这两个概念并不完全对等。新闻信息指新闻媒体所做的所有日常报道，其中包括关于领导机关的新闻。同时，媒体对领导机关的报道也是有限制的。领导机关的政务活动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有具体的规定。通常情况下，新闻所报道的政务，只是领导机关日常工作中必须公开宣传的部分。

第四，政务信息和时政信息是有区别的。所谓时政信息，是指时事政治信息，它是社会各种力量、各种事务聚集起来的时政形势的反映。一般说，它的信息来源是多元的，信息内容也是复杂的。有正规渠道的信息，也有非正规渠道信息；有官方信息，也有私人信息；有健康信息，也有不健康信息。有关部门曾经公布过一个“时政有害信息”的审查标准。这类“时政有害信息”的发出者，是不遵守国家互联网管理规则，扰乱社会秩序和公众生活，甚至违反国家法律的信息发布者。

根据2019年5月有关网络管理部门提出的规则，时政有害信息的标准是：第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第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第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第五，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迷信；第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第七，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第八，宣扬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第九，煽动非法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第十，突破社会道德底线、制度底线的负面信息；第十一，含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由此可见，政务信息是领导机关主导社会事务产生的资讯，而时政信息是社会各界、包括分别作为个体的群众参与时政产生的资讯；时政信息不仅发出主体是多元的，而且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二

政务信息的史料意义，是通过研究成果的创新体现出来的。从政务信息流通的角度研究历史事物，可以大大丰富我们的认识。不同的学科背景对有些问题的理解也许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历史学的范畴内，经常会接触到三个概念，一个叫解释体系，一个叫分析框架，一个叫解读能力。我们在评论某篇论文的时候，可能会说，作者的解释体系很好，或者，他的解释体系不是很完善。所谓解释体系，就是作者用于说明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论式的总和，或者说是分析问题的完整方案。这是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谓分析框架，可以看作解释体系的近似的说法。所谓解读能力，是指研究人员解释历史，包括历史资料、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能力。这是一种建立在作者的知识背景、研究经验、方法论和写作能力基础上的综合能力。衡量一个专家水平的高低，就看他的解读能力的高低。它的另一个近似的表述是研究能力。解读能力通常泛指专家的研究水平，而解释体系则是衡量某项特定作品的分析水平的一个指标。

以上三个概念都涉及一个共同的对象，就是材料。在史学研究领域，材料是基础，是一切结论的起点，又是验证一切结论的根据。而换一个说法，材料就是信息。过去我在研究史料学的时候，曾经讨论过两个重要概念，叫作边缘史料、核心史料。以往人们分析史料，常常用第一手材料、第二手材料；直接材料、间接材料；原始材料、非原始材料等概念来区分史料及其价值。这些都是从史料起源的角度说的。而边缘史料、核心史料，或者边缘材料、核心材料的提法，则是从史料和历史事件的关系方面着眼的。在当代史的领域里，善于利用政务信息资料，有利于选择最贴近历史演变中心环节的材料入手分析。

核心材料是一些还没有解密的材料，一般指未公开的档案：包括文件、会议记录、电报、电话记录、请示报告、批复、总结材料、汇报材料、工作笔记、信件、手稿、照片、录音、视频等等资料。从一个社会的运转情况看，政务信息往往就是核心材料。因为政治、法律、国家机关的施政，总是社会发展的枢纽。无论在中国、在西方，执政当局都处在社会政治的中心地位。特别是在中国的情况之下，社会的运转离不开执政权力的主导。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城市垃圾分类的指示，这个指示很重要，我举双手赞成。并且马上响应，家里也买了分类的小型垃圾箱。二十几年之前，我就比较注意城市垃圾分类问题了。前不久，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公布了一份1996年写给南京市人民政府分管市容问题的副市长（当时的分管副市长叫张连发）的一封信，强烈呼吁要搞垃圾分类。那时南京在搞垃圾袋装化，拆除了原有的垃圾箱，给每家每户发垃圾袋。我不太赞成用垃圾袋，建议搞垃圾分类，办法是在居民小区设垃圾桶。垃圾桶要搞两种颜色，一种黄色，一种绿色。绿色装可回收垃圾，黄色装不可回收垃圾。要定时定点到居民区去收垃圾，要严格控制塑料袋的使用。1996年到现在过去多少年了，但是这封信当时没有寄出，因为考虑南京市政府正在推广垃圾袋装化，即便寄出去也没用。信封里还附了我从《光明日报》上剪下来的10份报道，内容是介绍国外怎么分类处理垃圾。如果研究今天的城市垃圾分类，我的这封信没有什么用处，而中央的指示、市委市政府的决定才有价值。因为这封信当时既没有寄出，也没有公开发表。即使寄给市政府了大概率也不会引起重视。所以，半点社会影响也没有。当然，对我个人而言这封信有用，可以证明那个时候笔者有过这样的想法。这就是边缘史料、核心史料的用法。政务信息对于研究当代历史的价值，从这个比喻中就可以看出来。

现在讲政务信息是一个当代史料、当代历史现象的概念。但是，并不等于说古代没有这种史料，没有政务信息的流通。由于古代社会生活、社会生产和社会管理相对简单，历代王朝的行政管理制度相对粗放，文书档案制度不系统，特别是历代政权更迭经常造成的图书、文献、文物资料的大量毁灭，留下来的施政资料很少。但是，反映王朝时政活动的政务信息是大量存在的。

隋代的隋炀帝是个出了名的亡国昏君，他的致命错误是听不得真话。他曾经警告秘书郎虞世南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结果是已经天下大乱了，周围的人还把消息瞒得严严实实：“内史郎虞世基以帝恶闻盗贼，诸将有告败求救者，皆不以闻，或杖其使者，以为妄言。由是盗贼遍海内，帝皆弗知之。”这个例子，是说由于隋炀帝听不进不同意见，结果被周围的人封锁了消息。

唐玄宗执政后期由于宠信李林甫、杨贵妃、杨国忠、安禄山一帮人，终于弄得天下大乱。其中，就有安禄山捏造政绩、好话说尽、骗取信任的故事：“安禄山入朝，上宠待甚厚，谒见无时。禄山奏言：‘去秋营州虫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袛，愿使虫散。即有群鸟从北来，食虫立尽。请宣付史馆。’从之。”

安禄山捏造的这个神话般的消灭蝗虫的故事，唐玄宗居然也相信，并且宣付史馆以备撰史之用。今天看来如同儿戏，然而皇权时代这么荒唐的事不足为奇。用现在政务信息的观点分析，安禄山的欺骗手段就是制造信息不对称。他当着唐玄宗的面撒谎说由于自己的发誓，立马有群鸟飞来把蝗虫都吃了，谁也无法证明他在撒谎。满朝官员都知道安禄山正在得宠，谁又愿意冒着极大风险当场揭穿他的把戏？

皇权体制下，官僚们不仅会制造虚假政务信息，甚至还会制造虚假个人信息欺骗上司，就连宋太祖赵匡胤这样有能耐的君主也不免受骗。宋初参知政事卢多逊就用过这种手段：“宋主好读书，每取书馆中，多逊预戒吏令必白己，知所取书，因通夕阅览。及召对，宋主问书中事，应答无滞，同列皆服，拜参知政事。”

卢多逊使用的手段，还是制造信息不对称。赵匡胤每次从图书馆取走了什么书，卢都指使人向他报告，于是，他就连夜阅读。等到赵匡胤召对的时候，他总能应答如流，引得同僚们无不佩服。这真是一个用心揣摩上意的绝妙典故。在中国地域广阔、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传统农业社会，特别是在皇权至上的封闭的王朝权力体系之中，通过信息不对称的方法谋取私利，应该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政务信息是权力部门施政活动产生的信息，因此，有执政行为就有政务信息。只不过传统时代施政信息资料不多，这些政治活动大量记录在经过王朝史官编撰的正史之中，包括历史人物的传记之中而已。这和我们大量使用政务信息资料研究历史，还是有所不同的。

当代的政务信息资料，是历史上最完整保存下来的执政资料。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时代有当代的材料这么丰富，更没有一个时代像当代这样保存了那么多执政者（党和政府）的材料。而在当代史资料里，政务信息资料又是最丰富的。当代有大量新闻资料、民间资料、图书资料、档案资料，等等。也有大量各团体、各行业、各社群从事社会活动产生的资料，但是比较下来，各级政治首脑机关产生的信息（主要体现为档案和新闻），在社会信息总量中占第一位。有人统计，仅仅政府制造的信息，大约就占社会信息总量的70%~80%。这是个巨大的信息资源，需要大力开发，以促进当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通过分析政务信息流通的方法，可以获得四个方面的体验。

第一，有助于了解某个事件或者某项运动的政治运作的起因和过程。研究当代的一些政治事件、政治运动，可以有多种课题，多重视角，但是无论研究整个事件也好，研究整个运动也好，研究某个局部地区也好，研究某个著名政治人物也好，恐怕都离不开政务信息。大事件有大事件的来头，小事件有小事件的起因，政务信息是最能说明其本质原因的材料。这方面可以举一个例子。1949年以后，南京市、苏南区、苏北区是三个平行的行政区域，柯庆施当过南京市市长，后来这三个地方合成了江苏省。在这之前柯庆施向中央打了报告，说南京很重要，今后要发展，要提升它的地位，我们计划怎么搞。周恩来批示说，不要着急，还是要恢复江苏省，南京市还要回到江苏省的体制里去。南京怎么发展，将来要由江苏省统一安排。这样，1953年就建了江苏省，柯庆施做了江苏省委书记。从这里，就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江苏建省的过程。

第二，有助于理解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研究历史会发现，同级机关之间，上下级机关之间，各级领导人上下左右之间，关系都非常复杂，并非常人想象的那么单纯。有时候显规则起作用，有时候潜规则起作用。举一个并非当代的例子。比如，我们研究国民党，它的人事制度也有一套冠名堂皇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呢？早在1943年，周恩来就分析了蒋介石的用人手法。周恩来指出：“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对经王柏林介绍的何应钦，这第二个奴才，他却非常相信……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实际上这也是传统王朝时代帝王术的变种。

第三，有助于发现特定时期的政治生态是否健康。政务信息的流通渠道是否符合政治规范，是判断某项政治操作是否光明磊落的基本依据。比如，江青组织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最早是找李希凡的。李希凡表现消极，后来到上海找张春桥，通过张找到姚文元。姚文元的稿子改过几轮，每次都是派人秘密送到北京去。其中，还让陈丕显帮助送过。他们对陈说，江青要听音乐，有个录音盒请你顺便带到北京去交给江青，其实，姚文元的稿子就藏在录音盒里。这样的事情证明，当时党内的政治生态已经极端不正常了。

第四，有助于揭示社会政治的理性程度。一个社会的政治理性不理性，可以通过分析各级首脑机关的信息来源、处理信息的方式、信息处理的后果等几个方面来衡量。社会的政治是不是健康，取决于政治的进程是否具有诚实性。而决定政治诚实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政治主体提供的政治信息是否真实。所以，信息的真实性是政治诚实性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一个重要特征。如果某个政治实体或个人，提供的或者掌握的信息来源就不正确，信息内容就不真实，接下来的措施怎么可能正确？后果怎么可能健康？

总之，通过政务信息流通这个角度分析历史，有利于提高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在当代史研究的领域里，更是如此。

三

提倡从政务信息流通的角度研究当代历史，不仅因为当代政务信息资料特别丰富，更重要的，是由于当代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行政制度。其中，包括各级领导机关上下左右之间的信息传输制度。这种制度化的信息传输，常常是政治决策的基本稳定的程序之一。弄清楚这些信息的真实与否，弄清楚它们的传输程序是否规范，以及弄清楚它们在被采纳进入决策流程的各个环节上是否正当，常常能够成为我们判断某项政治决策或者历史事件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准之一。

1989年，胡乔木在美国的一次讲演中，曾经具体谈到了中国政治当局的决策程序。其中，头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当局从哪些渠道接受信息。他认为，中国领导层接受的信息主要有：（一）“中央党政各部门和地方党政机关经常的工作报告和工作建议，以及党政机关建立的全国范围的信息网络”提供的信息；（二）“重要专门机构和咨询、研究系统的信息”；（三）“专家、著名的活动家的个人研究成果和群众来信来访所提供的信息”；（四）“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等新闻单位每天都要传播”的大量信息，“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他指出，上述第一种信息尤其重要：它们“是日常性的主要的信息来源。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每天都要用相当时间阅读这些信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沟通能力越来越成为领导干部的基本能力之一。现在，重视信息，关注舆情，随时注意上下左右之间的信息对称，已经成为许多干部的重要工作方法。2021年5月，某位领导干部被任命为某省省委副书记，很快他过去所写的一篇谈工作方法的文章就在网上流传开来。其中一条就是“信息要对称，善于沟通”。他说：“现在是信息时代，信息对称、沟通及时很重要。每个领导干部都要有及时获取信息的能力，要有总结归纳信息的能力，要努力成为提供相关信息的源头，要重视沟通协调。”他特别指出信息对称的重要性：“信息对称是做好自身工作、提高工作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要了解上面的要求、左右的情况、下面的进展，就要增强主动沟通的意识，确保上情准确下达、下情及时上传，着力构建上下贯通、左右衔接、内外一体、立体交叉的运转体系，实现各方面工作无缝对接，形成‘整体一盘棋，同唱一台戏’的良好格局。”。

领导干部能够注意到信息对称问题，并且自觉地通过沟通消除信息交流的障碍，达到上下左右互动协调的效果，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经验。当然，为了达到信息对称的常态化，还应该全面推进相关制度、政策和惩罚纪律上的完善，使任何利用信息不对称钻空子的行为都无法得逞。

如何从政务信息流通的角度分析历史、包括当代历史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概念入手。一个叫信息流，一个叫信息场，一个叫信息岛。可以用这三个概念构建对历史事物的分析模型。

先说信息流。所谓信息流，就是伴随历史事物的发生和演变所形成的信息的流动过程，它包括从历史事物最初酝酿起来直到最后终止时刻的所有环节上留下的政务信息。历史上的社会事件、人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其变化轨迹，是由完整的信息链支配的。扣住这个信息链，就能够说明很多问题。

举一个关于袁世凯的例子。袁世凯祖父叫袁甲三，他是淮军的将领。袁世凯年轻的时候也考过科举，但没考上。他认为读书没有用，就去当兵了。他投到了吴长庆的帐下。吴长庆是淮军的重要将领。由于袁甲三的关系，一段时间以后被推荐重用，最后经李鸿章向慈禧太后推荐。分析这些信息就可以知道，袁世凯的发迹与淮军势力集团有关系，是一个典型的淮军三代。接下来是戊戌变法，谭嗣同去动员袁帮助对抗慈禧太后。袁投靠荣禄和慈禧太后，出卖了康、梁、谭嗣同，他爬上去了。主持小站练兵之后，他的后台是奕劻。所以，分析袁世凯的一生，其信息流中间就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淮军势力集团的背景，一个是出卖谭嗣同等人，一个是主持小站练兵并得到奕劻的庇护。奕劻是个贪婪无比的人物，袁世凯用钱很容易搞定他。好像对他的朝鲜老婆的研究还不够，她在帮助袁世凯沟通朝鲜王室方面应该起了很大作用。

再说信息场。所谓信息场就是在某个历史节点上，围绕某个特定问题的所有在场信息共同构成的信息群。信息场的核心意义是反映群体价值，它是政治演变的重要观念基础之一。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举一个中共八大的例子。

中共八大的文献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精神，就是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说：“毫无疑问，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不坚决进行这些斗争，是绝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中共八大的这个论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的价值在20多年后才显示出来并且被人们所公认。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八大路线是正确的，重申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精神：“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87年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是改革开放极其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可是，如果把八大的这个新结论放回当初的信息场里去，问题就来了。根据陈伯达的回忆，这份决议的草案是他起草的，但是，八大开主席团会议通过决议草案的这天上午，毛泽东因为有夜里工作的习惯没有参加会议。等到八大闭幕通过决议的时候，毛泽东听见念到这段内容，当场就对旁边的人说这段话不太好。根据王光美的回忆，195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的时候，毛泽东就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这一点有问题。再研究1956年前后党内高层领导人的言论，也的确没有人深入地思考和讨论过这些，陈伯达本人也没有。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当时全党普遍没有相应的思想准备。八大的这个决议在以后不到一年时间就被改变，不是偶然的。把有关材料组成一个信息场，从全场化的视角上分析群体认识的水平，就会看得很清楚。

最后是信息岛。所谓信息岛，就是出于上层领导机关的压力，下级领导机关迫于各种原因不提供真实信息，报喜不报忧，造成上层领导机关无法了解真实情况，而根据虚假信息判断形势，做出决定，指导工作。这种情况，是说虚假信息如同汪洋大海，把上级领导机关包围在一座孤岛之上，反过来造成了信息屏蔽，使他们闭目塞听，举止失措，最后造成严重后果。

举一个1958年的例子。当年8月，毛泽东来到河北的徐水县，据后来披露，当时徐水县的粮食亩产量只有400多斤（1982年公布的这个数字准确不准确，暂且不论），但是，当时县委书记汇报“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经过报纸的广泛宣传，这个虚假信息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信息岛的本质是信息失真，形成上下级之间信息交流渠道堵塞。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造成信息失真的动机和事实。但是，这应当是有限的、可控的、随时能够纠劾的，不会动摇社会主流价值系统和政治秩序。当信息失真和信息堵塞的程度远远超过信息保真和正常流通的程度的时候，社会常常就处在出大问题的过程之中。

从政务信息流通的角度研究历史，包括研究当代史，其意义在于分析政务信息流通中的信息不对称性。不论信息流、信息场、信息岛的研究，都存在这样的方法论的有效性。历史的主体是人，政治是历史演进的最重要的驱动力，而人的意志则是政治动力的最重要的元素。一部社会政治史，必然是政治参与者为自身利益、群体利益、甚至社会远景利益而斗争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无法保证处在社会各个位点上的每个人都会正当地主张自己的利益。在社会活动中，通过提供不真实信息换取利益，是一种经常难以避免的现象。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提供不真实信息都是不道德的。如果下级机关、被领导者对上级机关、上级领导者提供了不真实信息，那么，双方实际上就处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之中。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商品生产者掌握商品的有关信息，而购买者则难以掌握这些信息。这种不对称性，使商品生产者，即商品信息的提供者处在优势的地位上，并且能够凭借这种地位获取额外的利益。但是，在人类政治社会中，人们看到的却常常是另外一种现象，即下级机关的政务信息提供者，无论主动地还是被迫地、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对上级机关提供了虚假信息，那么，无论他自己，还是接受信息的上级机关首长，都不会有赢家。他们迟早都要面对政治道德、思想人格和社会公众利益巨大损害的后果并且承担其责任。无论外国、中国古代或近当代的大量惨痛事实，都十分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政务信息流通的角度研究当代史，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分析模式。它包含历史观念进步的因素。我们需要拿出好的作品，证明观念进步的必要性和卓越性。学界尤其是年轻学者任重而道远，我相信当代史研究必将通过他们的努力而走向新的高度。

来源：《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原文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