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对北大学子的两个期待

关于“如何继承和发扬北大精神”的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认真讨论，坚持发扬。我们必须“坚守”：当政治的逻辑、资本的逻辑笼罩一切时，我们还要坚守思想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教育的逻辑。因此，我对北大学子有两个期待。

第一个期待是：不要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

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北大精神是一个多元且深刻的思想体系，其核心可概括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术独立、追求真理，坚持社会责任与家国情怀”。这一精神不仅重塑了北京大学的学术风貌，更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石。

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是学术生态的基石。蔡元培主张“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反对将大学作为某一学派或政治立场的工具。允许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多元思潮在北大碰撞，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他强调大学应“为学术而学术”，反对行政干预学术研究。例如，他拒绝北洋政府将北大改为“国立大学”后附加的政治条件，坚持学术自主权，为学者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研究环境。

学术独立与追求真理是大学的核心使命。蔡元培引入西方学术评价标准，鼓励原创性研究，反对因循守旧。倡导“为真理而真理”的治学态度。鼓励师生以客观态度探索知识，而非盲目追随权威。例如，他支持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允许黄侃等学者坚守国粹研究。

社会责任与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的担当。蔡元培认为大学应“与社会实际需要相适应”，将北大定位为“改造社会的先锋”。他推动北大参与社会改革，支持学生参与五四运动，但强调“理性爱国”，反对暴力行为。他主张培养“完整人格”的人才，培养兼具学术能力与社会责任感的新青年。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同时通过美育陶冶情操，避免功利化倾向。

所以，在蔡元培的倡导和主政下，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学革命和民主科学思想的重要阵地，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蔡元培倡导的“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等原则，被后续高校广泛借鉴，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标杆。这一精神至今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精神资源，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大学，不仅是知识的仓库，更是思想的熔炉和社会的良知。

所以，同学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毕业后会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从事不同的事业，人生的道路也会有许多的变化，但有一点，应该是一致的，不变的，就是我们既为北大这块土地所养育，我们就永不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

你或许从政，但你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政治家，公务员，而不是谋求私利，随风转舵的政客和唯唯诺诺、无所事事的官僚。

你或许经商，但你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企业家，经营者，而不是投机取巧，牟取暴利的奸商，无所作为的庸商。

你或许治学，任教，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你也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学者，教师，编辑和记者，而不是出卖灵魂的帮闲、帮忙文人，混迹文坛学界的无用之人。

当然，如何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机遇，也有不同的气质和才能，因此，其表现形式，发挥程度是不一样的。

有的同学可能表现比较突出，发挥比较充分，成为一个杰出人才；更多的同学则尽职尽责，但也自有操守：有所为(创造），有所不为(怀疑，批判），更有独立、自由的思考与人格。这是我们作为北大人的底线，是不能轻言放弃的。

我知道，在现实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很难，要坚持一辈子，就更难，更难。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大染缸，是一个没有建立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没有民主监督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人是很容易被腐蚀的；又是一个不允许独立、自由思想，压抑批判、创造精神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人是很容易被压垮的。

因此，真要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人生之路。

我有时又想，我面对同学们，提出这样的期待，是不是过于理想化，甚至会害了大家？但我又真诚地相信，这是一条通往真实的人生，充实的人生之路，那充满丰富的痛苦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这是我一生的经历、经验告诉我的。

记得我年轻时候读鲁迅的《与幼者》，他引述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一句话：“幼者呵！——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

每回读到这里，我都非常的感动。今天，我在这里向诸位提出这样的期待，也是要告诉大家，这条路，“前途很远，也很暗”，但是，“不要怕。不怕的人们面前才有路”。

当然，我的期待，对诸位来说，只不过是人生选择中的一个参考意见；路怎么走，还是要自己选择的。

第二个期待是：目光永远向前，向下，立足中国的大地。

在1999年12月，我应北大学生会之约，写了篇短文：《新世纪寄语青年》，讲了两点意思。

首先是：“新世纪呼唤着新的思维，新的批判力、想象力与创造性，呼唤着更加自由的精神空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为之作出贡献”。

这包含了我的一个判断：新世纪(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的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着“文化重建”的任务，又是一个知识大发展，大交融，全人类文明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这样的新世纪是特别呼唤批判、创造、自由的精神的，我之所以在前面如此强调不要抛弃北大精神，实际是着眼于这样一个新世纪发展的大趋势的，诸位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才，如果抛弃了这样的精神，是有可能被这个大时代抛弃的。

但我这篇短文的重点是表达这样一个意思——

“不想预测新世纪将给这个世界，给中国，给我们带来什么。只是希望北大学子，也希望我自己，目光永远向前——要听得见‘前面的声音’的呼唤，不停地往前走；同时又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生活，自己也要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

这里说“不想预测新世纪将给这个世界，给中国，给我们带来什么”，也是包含了我的一个判断的：21世纪，无论是世界，中国，以至我们自己，都会遇到非常复杂的，难以预测的情况，这将是一个既有大发展，又会有许多新的困惑，以至迷茫的时代。这就很容易产生“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我今天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诸位讨论。当年鲁迅在他《野草》里的《过客》，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文章中的“小女孩”(或许就包括什么都还没有开始的在座的诸位 ）说：前方是“花园”，但这很可能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美丽的梦；“老人”(大概就是我这样的饱经风霜的一代人）说：前面是“坟”，这或许是反映了更根本的真实。

问题是面对这样的前景的态度：“老人”宣布，他将“休息”，不再往前走；而鲁迅笔下的“过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自己）却在短暂的犹豫以后，表示：我不能“回转去”，也不能“休息”，因为“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我只得走！”

“过客”的这种“明知前面是坟而偏要走”的精神，是很有启发性的。这里所说的“声音”其实是自己内在生命的“绝对命令”，就是说，不管前面是什么，即使是“坟”，也绝不后退，绝不停留，绝不气馁，绝不放弃，要“走”，“往前走”，不断地探索，寻找，在似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故乡》）。

我在这里郑重地把鲁迅的这一“过客精神”推荐给诸位，就是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无论什么情况下，即使是最困难，似乎绝望的时候，也不气馁，不放弃，“目光永远向前”，“不停地往前走”，保持积极向上，向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精神状态，这其实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的北大传统，在我们每一个北大学子身上的体现。

我的“目光向下”的期待，则包含了我的一个隐忧。

北大的教育越来越成为“伪精英教育”。本来，北大是应该培养一流人才即社会精英的。按蔡元培先生对大学结构的设计，北大应属于研究型大学，而不是实用型的大学(蔡先生称为“专科”）。

我曾经说过，“北大首先要培养出一批为我们国家、民族，为学术发展提供新思维的思想家，鲁迅所期待的‘精神界的战士’；同时，北大所培养的各专业的专家、学者都必须是思想者，必须是永远不满足现状，永不停止思想探索的精神流浪汉”，“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新的技术和方法的开拓者”。

因此“北大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应更注重于基本的学理、基础的理论，应更具有原创性、开拓性与超前性，更注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相互吸取和综合”。

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北大放弃了自己研究型大学的优势，在所谓“适应市场需要”的口号下，向实用型的专科靠拢，不但造成了学校定位的混乱，而且极大地降低了学校教学、研究的水准与品位，距离前述培养高素质的具有思想与学术开拓性、原创性的精英人才的目标越来越远。

而真正的民族思想文化学术的精英，他也必然是人类、民族良知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必然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底层关怀，他的目光是既向上也向下的，即所谓“脚踏大地，仰望星空”。

而让我感到忧虑的北大的“伪精英教育”倾向下所要培养的精英，却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假精英”。

所谓“伪精英教育”的要害，实际是“学而优则士”的传统，通过北大这座桥梁，挤进既得利益集团。

这本是蔡元培那一代先驱所反对，所要竭力避免的。所以蔡校长在就任第一天的演说中，就谆谆教导说：“诸君须报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以后他又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一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大家不妨看看今日之北大，谁入学不是为了做官、致富，北大早已成为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了！

问题是，北大以及中国大学的这些蜕变是有社会基础的。在应试教育下，诸位吃得“十二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寒窗苦”，好不容易通过“千军万马独木桥”，闯进了北大这个最高学府，不要说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家长，连你们自己，也都希望“近水楼台先得月”，用北大这块牌子挤进各种既得利益集团。

在某种意义上，你们，以及你们的家长，希望通过读北大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被培养成社会精英，即所谓“跳龙门”，或者说社会底层成员的向上流动，这都是正当的，合理的，这也是一种基本权利。问题在于挤进既得利益集团的意识(这也是社会培养的）。

更严重的是，到了北大以后，所接受的又是前面我们所谈到的，蔡校长竭力反对的极端之国家主义教育和极端之实利主义的教育，而这两大极端教育，表现在北大这样的所谓重点之重点大学，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伪精英教育”，不是培养真正的社会精英所必有的公共利益意识，社会关怀，底层关怀，而是灌输以“他人为敌人”的弱肉强食的所谓竞争意识，鄙视劳动，劳动人民，普通民众，逃离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的所谓精英意识(我们已经说过，这其实是假精英）。

在这样的教育下，所培养出来的所谓尖子学生，他们身上有两个特点。

一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而且是建立在高智商基础上的，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信仰、信念的，精密、精细筹谋的利己主义；

二是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不仅存在认知上的陌生感，而且在情感和心理上都有一种疏离感，他们似乎都是世界主义者(尽管他们把爱国主义的口号喊入云霄），但其实不想，也不能进入他国世界，只有孤立的个人，这样的失根、无根的状态，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痛苦，但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是不会感觉到的，因为这个社会会使他们感到游刃有余，他们正在被这个体制培养为接班人。

这也是必然的，能够支撑当下社会的人才，已经不可能是信仰型、盲从型人才，而必然是这样的无信仰的，因而为谋利可以听命一切，但又是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管理才能，善于和国际资本打交道，高智商，高水平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他们可以高效率地执行国家意志，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骨干成员。

培养并输送这样的接班人，是正在贯彻的国家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之极端的伪精英教育的目标所在。

完成这样的国家使命，就是一流大学了，如果进一步还能够执行国际资本的意志，那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了。

而我们所能做的，依然是绝望的反抗。

提出希望北大学子“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的生活，自己也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正是要自觉地抵御这样的伪精英教育。

这里提出的，是一个立足点的问题，在人们所说的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二十一世纪最基本的特点)，立足点是一个大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应立足于中国本土，然后才可能真正立足世界；在国内，我们应立足于民间，底层，普通百姓，那是国家、社会的根基，也是我们生命之根。

所谓“目光向下”，就是要关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谋利益：这是我们做人的根本，也是做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

而强调“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则是要强调鲁迅所提倡的“泥土”精神，作为年轻人，既要有高远的理想，所谓“不想做将军的兵绝不是好兵”，也要以一颗平常心，更要有不怕做小事情的精神，这对北大人或许是尤其重要的，如许多人都谈到的那样，北大学子很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

其实不肯、不屑、不能做小事情的人，也是干不了大事情的。我们在前面讲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都是要落实到一件件的小事情上的。

我对北大学子的两个期待，是相辅相成的，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前面讲的，“脚踏大地，仰望星空”。

这是一个真正的“人”的境界，也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

以上这番话：关于大学教育，关于北大传统，关于我对北大学子的期待。我特别想起生命低谷时期的几句“座右铭”，这或许集中了我一生的信念，坚守与经验，就送给诸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永远进击。”(鲁迅)

“在命运面前，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传说出自青年毛泽东)

“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我自己的一段话）

注：本文节选自“家史春秋”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