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泉：不要忘记老三届的历史使命

“老三届”，特指1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各中等学校“停课闹革命”时，正在学习尚未完成学业的，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所有中学生，还包括了当时在校的中专、技校的学生，全中国大约有两千多万男女青少年。

“老三届”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人生愿景和不同的性格禀赋。既有革命干部子弟与被专政的“黑五类”子弟，还有大多数处于不同的“中间阶层”的工人、农民、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子弟，有着极其微妙的“色差”。

家庭出身的差异，决定了学生的不同群体，对于学习的目的和未来的期望也有极大的不同。因此，各人在学校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政治进步有快有慢，学习成绩有高有低，各项表现有优有劣，所有这些都影响到各自在“文化革命”开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人生态度和发展轨迹。

我们被人为地认为与众不同

尽管“老三届”居住在南北东西，出身于不同家庭，但有一点是基本相似的，那就是大多出生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后几年。从小学教育开始，受到的都是共产主义思想主导的“社会主义教育”，所有学校实施的都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和“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目标。

因此我们毫无例外的被一遍又一遍的被灌输着“阶级斗争”的理论，接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理念，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树立“政治正确”第一位、“党的需要第一位”、“国家与集体的利益第一位”的观念，着力培养为革命献身的“崇高理想”。

从小被阶级斗争理论的乳汁喂大的我们，可以算是无产阶级教育生产线开动以来，最完美的一批成品。领袖崇拜、革命崇拜、战争崇拜、英雄崇拜；献身精神、斗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阶级观念、组织观念、敌情观念，继续革命观念，还有苍生情怀、家国情怀、使命情怀，造反情怀，可以说是一个都不缺。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被贴上了“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标签，具备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政治秉性，充满革命狂热、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这就是我们不同于其他“代际”最显著的“特色”。当然，我们被裹挟的政治风云，我们被安排的命运，我们所遭受的苦难和挫折，我们所经历的人生，也使我们有别于其他“代际”。

我们与文革有着割不断的脐带

“老三届”与文革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老三届”这个概念和群体，而且“老三届”也在最高统帅的指挥下成为文革的先锋队和生力军——红卫兵的首倡者和主体。虽然文革的后续发展使老五届大学生成了红卫兵的中坚，但其人数和革命的狂热远不及中学红卫兵，所以从破四旧、打砸抢一路发展到武斗，“老三届”中学生都是主力。

“老三届”参加文革，是从批斗老师和学校领导起步的，打翻了“师道尊严”，反噬了有恩于己的老师之后，又闯进社会去破四旧、抄家、殴打“五类分子”，以“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理由，使用暴力践踏法制，毁坏公私财产，有的还与被批斗的父母家庭划清界限，无视伦理纲常，砸烂了道德底线。

随着革命的深入，“造反有理”，冲破了所有的“清规戒律”，甚至开始武斗，从棍棒长矛发展到长短枪械。我们在这样一步一步革命造反的过程中，异化了自己，成为不承认权威、不恪守道德、不重视科学文化、不遵循伦理的一代。即使内心还会留存着一些良知。但是两年多的闯荡，让“复课闹革命”的指示难以落实。

事实表明，我们已不再能听话地回归学生角色。于是，在完成了“历史使命”之后。我们成了“多余的”城市游民。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下，在没有举行毕业典礼，没有集体合影的情况下，结束了学生时代，匆匆地离开了学校，统统赶下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破解了“老三届”的去向之困。

上山下乡成了我们别无选择的道路

虽然早在1956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里就提出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与它有着本质的不同。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乡以农场模式为主，基本上是小批量的推行。而到1968年夏天，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高中学生一起毕业的奇景。这年的冬季起，插队模式就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动员力度之强、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绝后的。

当然，“老三届”里也有极少一部分人没有上山下乡，他们或是在1968年报名参军，当然其中不少是干部、军人子女通过走后门去参军，少数不超过10%的初中生被安排上了高中，但都是“红五类”子弟。而绝大多数“老三届”或是被分配去了建设兵团或农场，或是动员去农村插队落户，而家在农村的学生则回家务农。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叫知识青年，其实大多数是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

1970年以后，陆续开始在下放的知青中征兵、招工、推荐上大学，由于僧多粥少，各种后门、各种竞争也随之出现，甚至以各种借口躲避、逃离的现象也越来越多。政治动员和宣传下的热情很快消退，扎根农村的豪言壮语烟消云散，革命的口号黯然失色。我们这才开始醒悟到自身的悲哀和失落。

这段人生的经历，使我们从天马行空的革命幻象之中跌落在地，知道了一粥一饭之不易，知道了什么才是正常的人间生活，知道了苦难的价值，知道了挫折的意义。我们懂得了珍惜眼前的每一个机会，我们成熟了，准备好了养家糊口、传宗接代，去肩负起成年人的社会责任。

我们该如何祭奠逝去的青春？

我们该如何安放自己的青春在人类的历史上的地位，隔代之间的命运有时会有很大的差异。应该说，总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境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痛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幸福，一代人也会有只属于自己的珍贵记忆。“老三届”的青春也必然带有独特的苦涩和甜蜜，旁人难以理解，无法明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其中的五味杂陈。

即使当时苦难无边，即使当时前途渺茫，即使在文革的氛围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相疑、告密、背叛的歪风邪气，青春的活力和挣扎，依然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主旋律，青春的绚烂和苦涩，依旧不可阻挡地展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艰辛的劳作中我们努力学习农活播种收获，在读书无用论的氛围中我们依旧如饥似渴的学习知识，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们相互抱团取暖，一片真情，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我们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为生存而顽强拼搏。

我们贫困，但我们不缺乏爱情和亲情；我们窘迫，但我们守得住道德的底线；我们缺钱，却尽心的孝敬父母长辈；我们吃苦，却从不会怠慢工作的责任——我们负起了我们作为一个人、一个中国人，一个子女、一个父母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安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有血泪、抗争、坚韧、勤奋，也有单纯、愚昧、狂热和荒诞，谱写了属于我们这一代的鲜活隽永的历史，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安放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用汗水、足迹、才智、行动，也用粗暴、冲动、悲情和忏悔，奠基了改革开放的中国。

在我们怀念过往岁月的时候，不需要任何的政治标签，不需要感恩戴德、不需要粉饰太平，我们祭奠自己的青春的当下，我们要去除那些光怪陆离的鲜艳纷杂的涂抹，找回原有的简单却层次丰富的本色；我们回顾自己经历的苦难、承担的挫折，实际上也是在回顾国家和民族的磨难；我们纪念的是在艰难岁月中的友情和诚恳、乐观和坚贞，而不是那个物质匮乏、阶级斗争频繁的时代政治。

没有一个人不珍惜自己的青春，没有一个人会忘却曾经的苦难的青春岁月。个人的苦难我们可以忽略不计，不去纠缠，但文革对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忘记了就意味着背叛。

不要忘记老三届的历史使命

岁月沧桑，“老三届”在日渐老去，最年轻的1953年生人，今年也有72岁了，年华如水，时日无多。我们应当如何过好我们最后的岁月？也许会有不同的想法，但我认为，我们主要是要做好两件事。

一是珍惜当下，快乐生活。不管我们过去曾经受过多大的苦难，目前还面临着多大的困难，不管怎么说，现在的生活比五十年前要好上多少倍了，所以要以平常心对待目前的一切问题，包括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以及社会的不公。把心静下来，追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淡看已然逝去的忧伤，仿佛抖落一身尘埃。人活着是一种心情，得失成败，荣华富贵，一如过眼浮云。

平平淡淡才是真，平淡是一种境界。放慢节奏，乐享新生活。物皆有时，生命在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收获。每个年龄段都自有其动人的、独到的风景，每个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都可以看到新的光明和美景。

放慢生活节奏，悠闲度日，适时看看风景。有闲喝喝茶，无事聊聊天，三五好友聚一聚，珍惜老兄弟，勿忘好朋友，乐享慢生活。随遇而安，随缘而行，把黄昏的幸福紧握在自己手中。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智慧，去过好接下来的生活。

二是适当关注社会，反思历史。我们毕竟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所以我们还是要适当关注国内外大事，关注社会上的大事。根据自己的身体和精力状况，做一些有意义的公益活动，把自己融入社会当中，这样会更好地体现生活价值和人生价值，自己也从中受益，得到快乐。

在闲暇之余，我们还可以适当地回顾和反思历史，反思文革和“左”倾错误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和沉痛教训。。反思不是一个人的需要，而是全民族的需要。可以说，如果全民族真正放弃反思的话，文革早就复辟了。正是因为还有许多人在坚持不断的反思，包括党的干部、知识分子、许多共产党员，更有大量的普通人，包括老人，所以，才让一些极左分子有所顾忌，不敢贸然行动。

我们要凭良心活着，用良心思考，讲良心话，做良心事，反思历史，吸取教训，就是最好的做良心事。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不想浑浑噩噩地活着，不想像僵尸那样躺着，更不要添着伤口唱赞歌。人长着一颗脑袋不是仅仅用来吃饭的，还有用来思考的。这样，到将来的某一天，在回顾自己的晚年生活时才不会因碌碌无为而悔恨。这也是我们老三届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本文原载于“老知青家园”公众号，文字有所修改）

 

来源：好人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