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什么在影响中国人未来的收入

如果我们的GDP无法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那GDP增速再高，也是“自拉自唱”。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也许在未来，2012年会这样被人们想起来：那一年，中国开始把关注点从GDP转到收入问题上来了。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最近的一句话受到媒体广泛的关注，那就是：如果我们的GDP无法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那GDP增速再高，也是“自拉自唱”。

这句个性十足的讲话跟以往的官样文章明显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揭示着，未来的中国经济掌舵人把关注点从“GDP的增速”转移到“收入增长”上来。如果把这句话跟其此前反复提及的“改革红利”、“城镇化”等结合起来，也许可以给中国人收入在未来的变化勾勒出一个粗略的路线图。

欲展望未来的收入情况，需先了解中国人收入在当下的特点。特别是，在2012年，中国人的收入、财富发生了哪些变化。

2012年：于无声处听惊雷

跟财富直接相关的几个市场，无论是楼市、股市、土地还是存款利率，都直接地深受政府影响，这导致中国的财富增长充满了风险和偶然性。

政府官员通常会对GDP念兹在兹，但老百姓更为关心的是收入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粗略地说，GDP是用来描述某地全体人员新创造的财富总量。这些财富大致被切分为三大块：劳动者获得工资、投资人获得利润（包括存款利息、房租收入等）、政府拿走税收（其中有一部分变成社会福利、补贴，又返还给老百姓）。它包括历年的总收入中减去已经消费掉的那部分而留存下来的，也包括一些非劳动创造的东西——比如土地、矿山等自然资源，一旦通过市场被买卖，当年买卖的部分被计入当年的GDP。

由于GDP与财政收入、就业都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些都是政府官员最为关注的指标，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官员对GDP格外关注。

而老百姓关心的自然是怎么增加财富。有两种办法，一个是增加收入，一个是增加财产的估值。

先说说财产估值。在2012年，国内在限制房价，国外有欧债危机，整个经济形势偏冷，再加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上都不像四万亿时代那样有大动作，所以，所有的市场都热不起来，表现在财产估值上面，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另一块是收入。中国人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四大块上：房产、存款、企业资产和股票。

房产大约聚集了100万亿的财富：城镇住房总面积近200亿平方米（其中居民住宅大约150亿平方米，其余为办公楼、商场、宾馆等），以平均价格4000元计算，总价大约80万亿；农村住房总面积要比城镇的大一些，但是单价可能只能以1000元计算，姑且粗略估算为20万亿。

过去几年，中国的房产价格在不断地飙升，这在为一部分家庭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更多的人增添了生活的压力。此后空前严厉的楼市限制政策，终于让房价这匹野马暂时消停，在2012年没有大的变化。不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房价的上涨无非是提示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信息：房子供不应求。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这种供求矛盾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而政府的每次楼市调整政策都直接影响地产商开发新的项目，这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深供求矛盾。

存款是中国人保存财富的另外一个重要方式。中国的存款总数为92.7万亿，总贷款数为66.7万亿，净存款为26万亿（均为2012年11月的数据，其中个人存款40万亿）。净存款数比年初增加了大约4万亿元，这个迅速增长的数字表明，在2012年，老百姓第一不敢大胆消费，第二不敢大胆投资，于是钱都跑到银行里吃利息了。不过，这其中有不少钱活性比较强，一旦市场转好，可能有数以万亿计的钱跑出来兴风作浪。

全国企业总资产则缺乏明确的数据，由于中国的贷款主要是贷向企业，贷款余额66.7万亿，估计企业的总资产不会少于100万亿元，净资产至少有50万亿。

股票市场是企业资产的延伸，现在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上市公司总市值大约22万亿。而2011年年初，两市的总市值超过30万亿。尽管这两年来有数百家新公司上市，但以万亿计算的财富灰飞烟灭，许多人亏损。

连续数年下跌的中国股市反映的不仅仅是上市公司的基本面，还有一个基本信息：股票与市场资金之间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逆转，过往稀缺的股票现在已经过剩了，而资金面则偏紧。滑稽的是，继续恶化股市供求关系的新股往往能获得远高于同类老公司的估值，这又会进一步吸引新公司源源不断地挤破头要上市，现在还有七八百家公司在排队等候。畸形的股市，亟待新的制度变革。

土地是潜在的一大块财富，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实行的是新增土地的卖方由政府垄断，然后采取拍卖的方式转让的制度。这样，政府成为土地的受益人，而农民并不能充分享受这块巨大的财富。

回头来看，尽管实行市场经济已经很长时间了，可是，跟财富直接相关的几个市场，无论是楼市、股市、土地还是存款利率，都直接地深受政府影响。由于市场的流向会极大地影响财富的流向，这导致中国的财富增长充满了风险和偶然性。在2012年，这几个市场看起来都波澜不惊，不过，如果未来条件一旦变化，炒茶叶、炒蒜之类的风波可能还会发生。

居民收入VS政府财政收入

在2012年，财政收入占GDP之比还在加速提升。

财富是凝固下来的收入，收入则是财富的最终源头。我们通常所说的“收入”包括工资，也包括投资收益，还包括从政府那获得的福利和补贴，此外，还有遗产、赠与等内容。在中国，收入的核心是前两项。

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的收入存在几个问题：第一，收入在GDP中占比过低，而且近年来呈加速下滑的趋势；第二，税收在GDP中占比畸高，而且近年来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这大大地挤占了老百姓收入增加的空间；第三，收入差别过大。

根据现在所能查到的统计年鉴最新数据，以2010年为例，当年的GDP约40万亿，全体中国人的总收入大约为16.7万亿（城镇居民总收入为12.7万亿，农村居民总收入4万亿），这个数字与GDP之比仅为42％弱（而在美国，2008年的数字显示，收入与GDP之比为56％）。当然，总收入与GDP之比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关（主要是在国际分工中，中国的劳动力承担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劳动，所以劳动力相对便宜，而美国的劳动力要贵很多）。不过，美国的企业总利润与GDP之比与中国大致相当，均为接近40％。相比之下，明显是政府财政收入挤占了收入的空间。

沿用这年的数据，中国人每创造100元财富，老百姓大约能获得42元，投资人大约能获得近38元，政府则获得20元。要说明的是，老百姓获得的这42元中绝大多数是现金收入（农村地区有一定的实物收入），政府的财政收入则全部是现金，而投资人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存货、旧设备折旧以及新设备。

在2012年，财政收入占GDP之比还在加速提升。根据已经公布的前三季度的数据，全国绝大多数省的财政收入的增速明显高过同期GDP的增速，有的地方甚至超过GDP增速的两倍还多。2012年1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长21.9％，明显高过GDP的增速。政府的收入与老百姓的收入之间有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不做调整，未来，财政收入将会加速挤占老百姓收入的空间。

在收入问题上，中国还存在着差距过大的问题，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地扩大中。1985年，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之比为1.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被改写为3.2。

此外，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不仅仅是城乡差别。经济学家们用基尼系数来描述收入差别，这个系数用收入分布的实际曲线与完全平均分布的曲线做比较，最小为零，最大为1，该系数越大，表明人们收入的差别越大。通常认为，如果这个比值超过0.4就过大了，全球的平均水平为0.44。中国呢？根据西南财经大学最近发布的一个调查，高达0.61（依据的是2010年的数据）。当然，由于中国是个大国，区域的差别巨大。比如，在中西部5000元的月薪就可能过得不错了，在一线城市，这可能还仅仅刚过温饱线。在这种情况下，全国性的基尼系数通常会高一些，不过收入差距蕴含的风险还是值得引起注意。

提升未来收入的着力点

如果把城镇化作为中国未来的发展突破口，作为提升中国人收入的着力点，那么，这种城镇化一定不是处处冒烟的工业化，而是以高度发达的服务业为特点。

上文提到，中国城乡收入之比高达3.2，这并不是因为农村人更懒或更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揭示了，城市是较农村更为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斯密的简单推理如下：分工是劳动效率提高的最主要原因；精细的分工要求合作者在地理位置上有一定的接近性，并且有方便、便宜的运输；人口一定的密集度是分工的前提。他举例说，在一个偏远的乡村里，就不大会有专门造铁钉的工人。

另外，相比工业，农业天然地不利于分工，因为农民在工作时，必须在耕地里走来走去，这会影响效率。另外，农业工作的内容会因农作物生长的变化而变化。比如，种地可能是在春天，秋天则是收割的季节，如果有人专门种地，有人专门收割，那么他们分别有一段时间无事可做。

按照斯密的理论，要让农村人收入高，就得把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这就是城市化。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成长，其实就是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人们从效率提升难度大、提供就业机会不充分的农业，转移到更容易提高效率的工业上来，全球化又为中国提供了比较充沛的机会，这使得中国的经济连续高速成长。不光是中国，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还有宝岛台湾，都经历了大致相当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

不过，由于中国的体量过大，总人口超过主要工业化国家之和，如果中国全面工业化，提升效率，将释放出惊人的产能。问题是，整个世界是否能提供与之相应的市场？浙江诸暨的一个小镇大唐镇，专门生产袜子，每年的产量一百多亿双，够全世界人均三双。

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单纯的工业化其实已经遇到了瓶颈。而且，它会带来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从长期来看，这是不可持续的。另外，单纯的加工和制造总是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附加值少，伴随着低收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突破和提升。

如果把城镇化作为中国未来的发展突破口，作为提升中国人收入的着力点，那么，这种城镇化一定不是处处冒烟的工业化，而是以高度发达的服务业为特点，这种服务业附加值高、视内需为第一市场、分工精细、提供就业岗位多。

这样的城镇化才能为人们提供高收入工作和丰富的就业机会。反过来，高收入又会产生强大的消费能力，消费又会促进就业。于是经济步入正循环之中。而且，在城镇里生活，人们更便于享受到现代服务，生活的质量也得以提升。

而中国的城镇化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大部分都跟政府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包括住房、道路、户籍、社保、医疗、教育等，而且为服务业发放牌照往往比为工厂发牌照要更为严格。

由此可见，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人的收入问题，在相当的程度上，牵系于政府。

所谓“改革红利”，对中国来说，主要就是用先进的经济组织形式、资源配置模式，提升中国的经济效率。未来，中国还能享受多少“改革红利”，中国人的收入水平还有多大的提升空间，老百姓的财富是否能不断增加，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这里：政府推进改革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