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基本关系

本文为作者在2012年12月14-15日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共识网、浙江温岭市民主恳谈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协商民主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会议全部发言内容，请关注本网随后推出的专题。

张千帆：感谢主办方邀请，很高兴来参加讨论协商民主话题。这个话题时机掌握的也是非常好，刚好十八大开过不久，十八大对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协商民主这一块非常强调，所以，可见对中国以前的协商民主的实践和理论的探讨，高层还是非常肯定的，这肯定是以后可以大力推广的一个方向。

在我看来主要的问题是西方的概念进入中国很容易就变味了，适应中国本土的国情，其实翻译成协商民主本身不够准确，因为对应协商的不是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consult，就是我们政治协商制度，这和我们平时讲的西方的包括中国温岭进行的协商民主实际上是完全两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语意上讲还是审议民主更准确一些，当然大家现在都在用协商民主也没有关系，它可以包括很多的维度。有些维度是比较传统的，像政治协商，还有西方很多的所谓协商民主方式，它实际上也是选举民主的一个部分。我们说选举民主并不是出来投票就完了，在投票前，公民和公民间、公民和候选人政客间要有很重要的沟通，这种沟通就是协商。所以，各种各样的协商的方式，对于改善选举民主都是有利的，可以说是一个让选举民主有意义的必要条件。但我们今天讲协商民主，我理解不是指这种很广义的协商民主，而是一种比较制度化的，像温岭参与式预算的协商民主。

这种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间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个话题在中国之所以很有意义，是因为我们的选举民主说实话很难推进下去。协商民主能否对改善当地的决策和治理有所助益，我觉得这完全可能，温岭成功的实验也表明了。而且我认为协商民主有助于选举民主的推进，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最终会有助于我们走向选举民主。

今天我想讲讲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西方近年来时兴的协商民主是什么概念？我不是从学理上讲，而是从治理上讲。协商民主之所以在西方七八十年代兴起，主要出于西方对选举民主的不满意，或者说是对一种原始直接民主的有限回归。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知道古希腊、罗马，当然罗马是一种间接民主，也是一种选举民主，古希腊是一种直接民主，最近我们也有一些左翼学者在提倡直接民主，认为西方的选举民主是假民主，这显然是夸大了，当然选举民主也有它的问题。但为什么当初从直接民主到了后来的间接民主，主要是要解决一个民主的规模问题。

像孙中山讲政治是众人之事，你要通过一种民主政治，就是一种大数政治，但不可能每个人都很积极的每天参与政治，去拨出很多的时间来进行政治上的讨论。阿伦特写过一本书，我忘记名字了，他就指出古希腊的民主代价是很高的，它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因为那些自由人出来议事，他们等于成为了专职议员，这个家里的活和田里的活谁干？肯定是奴隶干的。如果当时没有奴隶制，这种民主肯定是实行不下去的。还有一种比如抓阄制，如果是一个白痴抓阄抓上了，你让他做执政官不是有很大问题吗？所以，后来美国也有讨论，说间接民主优于直接民主，因为选举出来的这些官员议员素质整体比普通老百姓更高。加上他们要实行联邦制，联邦制就是大国政治，在和我们差不多这么大的规模实行民主，要选一个总统，这就不是选总统了，而要直接决策，美国要不要打伊拉克，美国对内对外政策怎么决定，怎么可能让全体人民决定呢？所以，必须是选举民主。但选举民主本身也有一些局限性，这是选举民主本身很难克服的。第一个是经济学意义上讲的代议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选举民主和间接民主称之为代议民主，你把这个权力委托给别人，让他帮你去议，这样问题就来了，你的代表者会不会代表你呢？当然中国选举的环节就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代表。即便你的选举还行，基本质量还不错，你能否保证议员一定帮你议事呢？就像股东选董事会主席一样，每个被选者让代理选择就有代议的问题。所以卢梭反对代议制，他主张搞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必然决定了国家的规模必须很小。因为规模一大，尤其在那个年代又不可能上网或怎么样，直接民主就不可能。

当然现代技术的产生，这可能也是部分协商民主兴起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技术上能够超越一些地理上的障碍或者是规模上的障碍。比如网络能够把全球人都联系在一起，而且是非常便捷、成本很低的联系在一起，这就为协商民主作为一种直接民主提供了技术性上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局限性。

另外一个局限性，西方人也没有讨论很清楚。你委托一个人帮你代议，但社会问题是多面性的，社会有很多问题，有国防经费问题，在国内治理模式上，比如义务教育、环境保护、经济开发，这些都是有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有一个取舍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的决策相对来说是独立的，但是有很多类型的问题，只能选一个人，比如全国只有一个总统，你在这个选区只有一个议员，所以你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候选人就是很有限的，比如说包括美国的选举基本只有两个候选人，这两个候选人每个人在一些问题上都有立场，比如这个国家的主要问题有七、八个，他们每个候选人都有立场，但是在每个立场上他都不一定能够代表你，你只能对这两个候选人做一个综合的评价。比如你一共有7个问题，这个人在四个问题人能够代表你，另外一个人只能代表你三个问题，那你就选择这四个人的，但这也不是很理想，因为他在其他三个问题上也没有办法代表你。所以，选举民主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又不可能把它弄成复杂的多选区，有多个选举人的制度，但无论怎么设计，最后还是无法克服这个问题。

所以，协商民主理解为是对选举民主的纠偏也好，是一种补充也好，它有几个好处。第一，它不需要这些人来代表你，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直接民主。像温岭直接邀请村民来讨论，预算到底是修路还是建桥或者是义务教育，村民直接来参与，能够比较有效的解决代理和代议的问题。第二，它是针对特定问题取向。这就成功解决了，我不知道怎么来描述这个问题，英语叫做（bondily音），它的种种选择汇成一个花束，里面有月季花、玫瑰花，但是不是哪个花是你想要的。或者在全球选美，最美的这个美女可能眼睛不是最美的，那个人的嘴巴不是最美的。协商民主是让你选出嘴巴最美、鼻子最美或者是眼睛最美的这个人，它能够在每个政治领域都能让你的政策最优化，因为你不是能把每一个人都选进去，至多是这些次多的人的集合，也不是最好的。更何况议会辩论有各个面的问题，对每一个问题未必能够讨论透彻或者代表你的意见。

协商民主另外一个功能是提高选民的理性，这对选举本身也很重要。理性的选举和有益的选举是选政策，刚才我讲的这个问题就可以被归结为选举民主是通过选人来选政策，而不是由选民直接来选政策。因为从古希腊的演进我们看到这是不可能的，选民不可能投入大量的时间，事无巨细对每一个政策领域来直接投票。选人来选政策就会面临我刚才讲的局限性。而现在由选民直接来选，而且选不是凭着你的直观印象。原来我就读时在德克萨斯奥斯丁大学政府学院的院长，就是菲什金他做了大量的协商民主的实验，但他现在不在那儿了，但他在全球都有试验点，包括在温岭也有一个试验点，他们这个就做得很有意思，他们让有一定范围的选民聚在一起，提供各种信息来讨论和辩论这种问题，他们做两次民意测验，一开始进来还没有讨论做一次，讨论过之后再做一次，他们发现统计结果是不一样的。经过公民的理性讨论，公民的观念会发生变化，最后选择的结果能够提高质量，协商民主能够提高民主的质量，提高政策选择的质量。

所以，对于选举民主我认为它很有意义，但是协商民主本身也受一系列的局限性。首先是规模的局限性，这很显然。因为它要回归直接民主，但是它回不去。现在我们大国文明不可能采用古希腊的形式，所以，福斯林（音）就采用变通的方式，有点像古希腊的抓阄，但是不是抓一个具体的个别的官员，而是抓一个议会，你可能选取两三百人，甚至规模更大，让他们在一起议事，这样成本比较高，但似乎还在可操作的范围内。

怎么协调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之间的关系？协商出来的结果大家接受不接受，有没有约束力，这很关键。它是不是只是政府决策的一个参考，政府可以参考，人大可以参考也可以不参考，这样协商出来的意义就不太大了。但如果说我们可以对协商民主在程序上、制度上设计的比较合理和科学，这样就能够让我们对协商民主的结果比较有自信，我觉得它是可以有一定的约束力，但是这就涉及到它的制度。协商民主的辩论也很容易产生误导的现象，你这个问题怎么提，主持人怎么主导，哪些人来参与，哪些人有机会出来发言，所有，困扰议会民主的问题都会困扰协商民主。所以，温岭的实践可能有大量的经验可以向我们介绍。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就是审议式的民主大有发展的空间，而且对于选举民主也应该发挥很重要的推动作用。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凡：张教授讲的非常好。协商民主这个词当年翻译成协商民主，是陈家刚教授翻译的，当时他进行了很慎重的选择，但是我猜想他要和中国现行体制相配合，将来推广起来比较容易，但台湾人的英文程度可能比我们好点，对民主的理解程度比我们深一点，所以台湾一直用的是审议民主，两地在这个词上用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理解起来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刚才张教授重点强调了一下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关系，我认为讲得非常好，我也非常重视他的意见。因为我在共识网也有讲话，我对一些人试图用协商民主取代选举民主是不赞成的，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是两个民主在不同范围内的讨论，这两个民主不是一个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互相支持、互相应用、互相渗透的一个关系，把两者对立起来，我认为是不对的。下面我们请复旦大学选举和人大研究中心的主任浦兴祖教授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