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改革的空间与四点方略

——在“十八大后转型与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实录)

(2013.1.12)

[按]本文系常修泽教授于2013年1月12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十八大后转型与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实录)。在此文中，作者根据十八大以后的新情况和改革面临的复杂局面，提出了“改革空间”的概念，并围绕“改革空间”,就如何促进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阐述了自己的四点方略。

此次研讨会后,该文先以内刊形式上报有关方面参阅。2月25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在第一版以“寻求改革突破口专家谈”的名义，发表了此文的主要内容（题为《改革要在两个鸡蛋上跳舞》），新华网、人民网等转载。为配合当前两会关于改革的讨论，现将常教授这篇发言实录（少数地方有删节）转载于此，以飨读者。

中共十八大以来，形势发展较快。在民众热情期待下，以习近平同志在广东考察时讲“党的觉醒”为燃点，改革明显升温。从近日实际情况看，这不仅是宣示，确实还有行动，例如，明确提出“停止”劳教制度和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等，就属于实际动作（尽管是局部性的动作）。总的看，我认为开局还是不错的。

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面，也有一些东西值得关注：

——理论上，与改革相关的一些提法(如前几天的某个提法)，“庙堂之上”反应如何，不得而知，但在民间（特别是学术界）确实引起一些议论。

——实践上，突如其来发生、大家都措手不及的事件，颇引人深思。一个本来不太大的局部性事件，其内涵被“象征性”地扩大，竟然象滚雪球似地弄成一个社会热点。尤其是，由此事而引起的若干地区不同社会思潮（据我观察，有的地方不仅是社会思潮而是社会力量）的“板块碰撞”，更透露出在一些问题上社会共识之缺乏。

现在，社会上潜伏着不止一组这样的问题，倘处理稍有不慎，都可能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这从一个方面再次显示了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在部分人士中间产生了一种“改革忧虑症”，甚至个别朋友产生了“能改多少就改多少”的无奈情绪。中国改革到底有没有空间？如果有，改革的空间究竟有多大？这是当前需要探讨的问题。

这里，我想围绕“改革空间”这一中心议题，提出四个问题与诸位讨论：第一，在现有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下，中国的“改革空间”到底有多大？第二，下一步改革应该采取什么“导入”战略？第三，改革的决策层如何把握在“两个鸡蛋上跳舞”？第四，面对极其复杂的格局，应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取得改革的功效？

针对以上四个问题,我提出以下四点方略：

第一方略：明确“大框架”，拓展“大空间”

横亘于20——21世纪的中国改革，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如同越南等转型国家一样，都属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体制转型，自然有一个基本方向问题。从这个意义说，是有“天花板”的，这点不能不承认。

中共十八大前，我曾提出一研究报告《十八大后的中国改革战略探讨》，开头写道：中国的改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革命”，但又有某些类似于“革命”的元素，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的改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法”，但又有某些类似于“变法”的特征，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十八大”后的中国改革，可定位于“革命”与“变法”之间，比“革命”要柔，比“变法”要刚，刚柔相济，平滑运作。（此报告载《研究报告》2012005，并上报，《财经》杂志2012年10月29日刊登，十八大后《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7日以《新时期改革的战略思维》为题刊发主要内容）。

近来，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12月31日政治局会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给我们一个大体框架，需在“一场深刻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之间作文章。所谓“坚持正确方向”，所谓“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基调应该就在这里。

现在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这个大框架内或说“高压线”底下，改革的空间有多大？主要矛盾是啥？是改革空间没有拓够，还是碰到“天花板”了？我的判断是，现在，远远没有碰“天花板”，改革空间也远远没有拓够，有很多该改的东西没有推出来，这是主要矛盾。

为什么这样说？我在《人本体制论》里提出“五环式改革”， 20个字：“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共生、文明交融、天人合一”，其意图是建成我们为之探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治社会。

我们不妨想一想：

——“经济转型”，不论是经济体制转型，还是经济结构转型，到位了吗？仅就体制而言，包括垄断性行业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到位了吗？

——“政治变革”，不论是政府体制改革，还是司法制度改革，不论是反腐败当中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我主张从上层开始），还是党内民主制度建立，这些有明显的进展吗？

——“社会共生”，不论是分配制度改革，还是户籍制度改革，这些取得重大突破了吗？不一一列举。

如果把改革目前达到的水平视为“地平线”，把基本的“红线”比喻为“天花板”，我认为，目前“地平线”比较低，而“天花板”则很高，在两“线”之间，改革的空间相当大。

这就意味着，改革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改革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要给社会这样一个理念。千万不要一叶障目，挡住自己的眼睛；千万不要作茧自缚，捆住自己的手脚。还是要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大胆试，大胆创。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方略：寻找“公约数”，导向“突破点”

习近平同志近日说：“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对这个“最大公约数”问题，好像大家重视不够，其实,这很值得挖掘的。

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公约数”是什么？或者说能够凝聚当今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各个社会阶层的最大共识是什么？我认为有三个。

第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公约数。

要实现民族复兴，作为处在不发达阶段的中国来说，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而要发展，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障碍。尤其在多年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经济全球化红利逐步消退之际，“制度红利”成为引人瞩目的重要动力。现在的问题，是真复兴,还是假复兴？是真发展，还是假发展？是真转变，还是假转变？如果真复兴，真发展，真转变，那好吧，那就请扫除体制障碍吧。这叫什么？这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倒逼改革。

多年来，中国的转变，虽然有进展，但是，一些关键性的、要害性的领域和环节并没有攻下来，经济领域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瓶颈”依然存在。下列这些需要突破的：作为市场经济改革“关键环节”的政府职能，如何转变？作为市场经济重要支撑的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及其它资源、技术等要素），如何市场化？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如何深化乃至“破题”？等等。倘若没有关键性领域和环节的体制突破，经济发展方式能有根本性转变吗？

我们的视野还应再拓宽一些，要认识到，民族间、国家间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体制的竞争。只有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制度成果，增强自己的体制优势，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改革旧的体制，民族复兴的“强国梦”能实现吗？这是其一。

第二个公约数，改善民生。

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这是很强烈的，对此大家都认同。但真正实现上述民生目标，将会遇到一系列体制障碍，如分配体制障碍、户籍体制障碍、医疗体制障碍、教育体制障碍等等。

加之在这一过程中，民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增强，也会提出新的诉求。民生倒逼改革。

第三个公约数，反腐。

这个公约数大家都认同的。既然要反腐，除了“清官期盼”外，人民更有“制度期盼”，希望尽快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而且从高层做起),以及权力制衡制度等。

总之，要抓住公约数，往下倒逼,引入改革的突破点。这叫什么?可以叫问题导向,也可以叫公约数导向。这是第二个方略。

第三方略：找准“均衡点”，构建“大屋顶”

五年前，我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曾提出“双线均衡论”,建议“中国的宏观决策层需要学会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两个鸡蛋上跳舞’。”而不要把任何一个“鸡蛋”打破（《人本体制论》第288页）。“如果打破了经济市场化这个‘鸡蛋’，中国就会倒退；打破了社会公平这个‘鸡蛋’，中国就会动荡”。现在我坚持这一主张,并且将这一主张提升为整个改革操作时的方略。

例如:在改革方向上，要在一场深刻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两个鸡蛋上跳舞”；在改革操作上，要在深化改革与社会稳定“两个鸡蛋上跳舞”；在改革组织上，要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与加强执政党领导“两个鸡蛋上跳舞”。等等。

总之，在目前社会情况下，我建议有关方面找准“均衡点”。当然，这个均衡，不应是静态均衡，而是动态均衡，只要找好“均衡点”就不会踩破任何一个“鸡蛋”，而且，还会产生一个亦A亦B、非A非B、淡化了各自颜色的C（如奥斯特罗姆教授所说的“第三域”）。

这个“均衡点”很重要。应该以此为“基点”，以改革的理念，实行“包容性体制创新”（参见拙作《包容性体制创新论》），从而形成一个大的改革协调系统。面对社会某些共识的“板块化”，需要构建“大屋顶”。“大屋顶”除“特别极端”的以外，应包容A，也应包容B，当然更应包容C，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组成宏大的改革大军。

第四方略：采取“巧策略”，力求“得实效”

希拉里提出“巧实力”，妙在一个“巧”字，颇有启发。十八大讲改革，既强调要有“政治勇气”，又强调要有“智慧”。我个人智慧不多，但民众中智慧丰富。依个人浅见，建议：

1，少说多做。唐诗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要防止大轰大嗡，尤其不要“吊人胃口”，还要慎提含糊不清的口号，以免引起歧义。若有新的提法，也要科学界定内涵，对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

2，重点突破。总的全面推进，但一段时间内不可“四面出击”，集中兵力，突破一、二个问题，断其一、二指。

3，增量起步。中国动存量很难，可从增量变革搞起，一段时间新人新制、老人老制，必要时作点妥协，以此为基点，撬动存量优化。

4，组织对话。针对不同社会思潮的“板块碰撞”，建议相关方面主要负责人把不同层面不同认识的代表（特别是所谓“意见领袖”），举行对话或召开社会协商会议，以寻求共识。

5，稳健操盘。注意“力”的节奏和“度”的把握。要大体保持改革舆论宣传的连贯性，防止摇摆，须知：在上“摇之毫厘”，在下“摆之千里”。另外，一些措施出台，要经科学论证，不可仓促推出，防止2013年新年伊始“黄灯”短命法规之类事件重演。

当前改革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在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我深感，欲达成改革共识，欲形成改革合力，难度何其大也；在改革即将触及现有利益格局，甚至矫正某些方面未来利益预期的情况下，我深感，阻力何其大也。为顺利推进计，提以上意见，未必妥当，仅供参考。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