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当代转型

意识形态历来被视为是所有共产主义政权最难以改革和转型的领域。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成功转型。这种转型为什么成功?转型的动力在哪里?如何获得成功的?

在众多的因素中，全球化和物质利益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开放之后，中国领导人竭尽全力推进全球化进程。把中国融入全球体系看作是中国成为强大民族国家的必经之路。显然，他们从毛泽东时代学到了太多的教训，把国家孤立在国际共同体之外，只会导致国家的贫穷和落后。尽管上层领导人之间常常发生痛苦的政治斗争，但是全球化过程却从来没有延缓下来。

面临全球化，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两个层面上都对自身进行了调整，表现出非凡的灵活性。这与那种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僵硬的传统看法相比，完全不同。中国的案例似乎显示，共产主义制度可以改革，可以通过为适应全球化进行的不断调整而实现自身的转型。

但全球化的真正挑战是对中国共产党本身，而不是对国家政府而言。中国共产党付出了极大努力试图容纳全球化，如变革其意识形态标准以及吸收企业主入党，但是党如何让自己遵从法制，以实现国家的全面制度化，至今仍是一个根本性挑战。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它所带来的挑战的清单也变得越来越长。

新全球主义心态从何而来

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周边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内的经济体的全球化，给中共领导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全球化不会自动地影响国家体系。国家体系如何变革，还取决于领导人对全球化的感知和认知，也取决于他们对自身权力的考虑，即某种改革措施会削弱还是增强执政党的权力。

从思想层面看，全球化可以理解为中国向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习过程。但学习不是全盘照抄，中国领导人是有选择地输入思想的过程。因此，在政治领导人决定输入之前，首先他们必须愿意这样做，然后必须考虑他们如何来为自身和公众论证这种输入的正当性。这种心态是动态的，它依据政治领导人的代际交替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