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暖阳：彭森：体改老兵岁月长

2011年盛夏时节，国内面临空前的通胀压力。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走进北京西城区月坛街道，跟家庭主妇们唠嗑柴米油盐上涨话题。

不要小看这个月坛街道，辖区内有多达23家副部级以上单位。于是，“月坛好邻居”活动别出心裁，邀请“部长进社区”。每月有一名在职部级领导跟居民面对面，就物价、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话题答疑解惑。彭森是应邀前来的第一位部长。很多家庭主妇从菜市场过来，布袋子里还装着水灵灵的芹菜、黄瓜。彭森第一句话就说：“大家伙儿都有这样的感觉，东西贵了，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彭森说：百姓的生活，时刻牵动中南海。国务院曾先后下发170余道文件给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直指物价上涨问题。而为抑制猪肉价格，国家连夜签订购进合同，将平价肉投放市场；方便面利润本已较高还要涨价，政府立即出面制止；某日化用品企业号召全行业涨价，同样很快被制止，并领到百万元罚单；超市瞒天过海改价格蒙顾客，被勒令整改，罚款数百万元……

这是“体改老兵”的人格本色。改革的底气来自老百姓，接地气、晓民意，从基层民众吸纳民智，获取百折不挠的改革能量。

早在1987年5月，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走上王府井街头，与过往行人对话经济改革。这年6月，体改委旗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邀请一些中青年体改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与首都大学生对话经济改革。对话实录在人民日报发了两块整版。

更早的1980年4月，75岁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在北京走进北太平庄农副产品市场调研，买了一条活鱼。一个月后，薛老进入国家体改委办公室工作，主持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明确提出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彭森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先在辽宁省政策研究室工作。1985年4月调入国家体改委，先后担任副处长、副司长、司长、秘书长；2000年初担任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兼秘书长；2003年后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2013年起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2014年5月接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并在连续担任两届会长后今年正式交棒。

亲历经济改革重要历史节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改革四十周年的讲话中强调：“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没有新时代改革的大突破。”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宣部等多部委制作的专题片《必由之路》中，彭森忆起上世纪80年代抢购布料的场景：1984年国家进一步调整棉纺品的价格，计划从1985年取消布票。很多职工担心明天会不会买不到布了？纷纷拿出积蓄买布，甚至儿孙将来结婚用的布面、被面都提前攒好。

因价格改革引发的抢购，到1988年尤甚，“价格闯关”受挫导致“治理整顿”，过来人记忆犹新。每一项改革与创新，都会涉及制度的调整、利益的重组，稍有不慎就可能“停车”乃至“翻车”。所以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形容中国改革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

彭森的父亲大学修经济学，留美研究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参与创办东北财经学院、辽宁大学，还做过沈阳市副市长。彭森自小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他曾问父亲一个问题：“什么是所有权？”父亲讲起外国教授上课把腕上的手表摔在地上，面对满堂错愕的学生解释道：所有权就是对一个物品无条件的占有、支配和处置的权利。

这是彭森第一次学到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产权神圣和处置自由，在幼小的心灵留下印痕。

五年下乡“知青”生活，让彭森感受到人民公社“大锅饭”给农民带来多么深重的苦难。彭森的北大毕业论文《试论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潮》，分析过去把平均主义、“大锅饭”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实际上是想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改造世界，如打击富农，侵犯工商业利益。指导老师赵靖教授给论文打了95分。

彭森亲历了经济改革很多重要的历史节点，多次参与中央重要改革文件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

据《彭森学术自传》（广东经济出版社），彭森参与了80年代价、税、财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设计工作，该方案后因形势变化搁置。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根据中央要求，国家体改委组织课题组，撰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设想》，对新体制的框架结构进行规划设计，为党的十四大做出政治决定提供理论准备，也为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供政策参考。报告总召集人王仕元（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总执笔人彭森和曾国祥都是综合规划和试点司副司长。

1993年夏，彭森跟随朱镕基、李铁映直接参与了分税制方案的谈判、设计和落实工作。

2011年12月起，根据中央办公厅指示，彭森受命主持“新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研究”重大课题，为党的十八大提供基调报告。2012年4月，他代表课题组在怀仁堂向政治局常委和十八大报告起草组汇报研究成果。

与80年代“文化热”、“伤痕文学”“朦胧诗”中人文知识分子不同，彭森这一批经济学人更熟悉体制的规则和能量，善于从体制内寻找改革的可操作性路径，为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提供合法性依据。

为大时代留下“起居注”

作为学者型官员，彭森有史家留痕意识。这也是他始终身处改革一线的优势，能为大时代留下“起居注”。他在担任体改委秘书长和国务院体改办秘书长期间，1999年5月组织撰写和审定了《国家体改委大事记》，包括1982-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对体改委工作的指示批示。

1999年9月，他主编《中国改革20年规划总集》，汇集改革前20年制定的20份中长期规划，以及从1987年开始到1998年的11个年度改革计划要点。

2000年3月他组织编写《国务院体改办大事记》，对1998年-2003年体改办工作做了全面记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依稀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媒体人述史的笔法，2008年分上下册出版。编写组组长彭森，副组长陈立，有10名成员。该书覆盖1978-2004年的26年，每年选取8-10个重大事件。诸如邓小平的“小康”设想，三路“侦察兵”开赴境外，“包”字进城，从“出口特区”到“经济特区”，广东“排污不排外”，90年代民工潮，国企“减员增效”和“买断工龄”，朱镕基出现在中美世贸谈判会场，新千年的第一个话题农民减负，以及1982年莫干山会议，1985年巴山轮会议，1992年4月田纪云中央党校讲话等，大处着眼，小处落笔，让过来人倍感亲切。新加坡一家出版社译成英文。美国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变革中国》中有34处引述。

从1999年起彭森连续二十多年主编的《中国改革年鉴》，被视为“改革人的志书”。时任总理温家宝曾致信彭森，表示认可和敬意。

由彭森主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社科文献出版社），从中国改革资料库中选取了36位曾参与中央改革决策的领导干部口述，多为第一次发表。例如，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的故事。1986年11月，北京举办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纽约证交所总裁约翰·范尔霖参会，提出想要一张中国股票。国务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做出安排，决定送“飞乐音响”股票。为了体现股票的真实性，户主名一栏签上了人行上海市分行分管证券业务的副行长周芝石名字。邓小平会见时，范尔霖将一枚镶金证券徽章赠予邓小平，说凭此可自由出入华尔街交易大厅；邓小平含笑接过，回赠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票。这一刻被外媒称为“中国与股市的世纪握手”。《华尔街日报》次日头版标题是：“红色资本家邓小平的资本试验！”

约翰·范尔霖较真，说这股票还不是我的，要过户到我的名下。于是跑到上海，在静安证券营业部办理了过户手续。（陆一、富娆访谈，陆一整理）

据说静安营业部负责人不好意思地说：“我们这里刚创办，实在太小了！”范尔霖笑着说，比我们初创时好多了,毕竟有一间房子,纽交所最早是在一棵梧桐树下进行交易的。

上世纪50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红旗飘飘》丛书收录了一大批建党建军建国时期老一辈革命家和英雄人物的回忆录，饱蘸深情回忆如何前仆后继开创红色政权。从彭森主持收录的这些改革史文献，让后人得以窥见改革年代的秘辛。如何打破传统的教条，挣脱体制的约束，进行复杂的博弈，背后有多少艰苦卓绝、欲说还休、百转千回，从中感受到同样的激情澎湃。

为电子商务保驾护航

电子商务在中国，用技术手段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资源重组和连接，推动社会从传统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型。《电子商务法》在全国人大历经5年时间、4次审议，3次公开征求意见。互联网“九龙治水”，政出多门。这次由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牵头，成立包括国务院12个部门参加的电子商务法起草组，合理地平衡电子商务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浙江省原省长吕祖善任组长，彭森是副组长。两人都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此前，170余部涉及互联网的法律法规中，直接含“管理”字样的规定占比近64%，而保障网民或互联网业务经营者权利的立法不到35%（201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起草小组展开讨论：电子商务法究竟偏重于商事法律，以促进为目的，还是偏重行政管理色彩？

第一个问题是电商需不需要做工商登记？需不需要纳税？起初有关部门的意见是全部登记。起草小组充分听取意见，把登记作为一般原则，并“但书”来排除特定情形。对小规模经营者，如以个人技能提供劳务、家庭手工业、农产品自产自销，可免予登记；三审时还加了“零星小额交易活动”也不需要办理登记。

网购投诉无门怎么解决？为保护消费者权益，重点规范第三方平台的法律责任和义务。草案首次将微商、直播纳入规范。

彭森鲜明地提出了“政府干预最小化的原则”。他主张：“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也不是过去的缺位。”尤其要避免对企业不必要的干预，发挥社会中介组织作用，完善行业自律和社会共治。

电子商务法英文版在世界上引起反响。欧盟2022年《数字市场法案》（Digital Markets Act，简称DMA）也是学我们的。人民日报写道：过去的立法我们常提“与国际接轨”，而通过走在世界前列的电子商务，中国这次不仅是要参与规则制定，甚至可以影响、主导国际规则的标准。

为市场化改革方向而斗争

改革初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兼国家体改委第一任主任与体改委党组谈话，提出中国改革最关键的任务是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改革计划经济。

2007年初，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彭森与中编办副主任黄文平牵头，组织开展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专题研究。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4项主要职能，彭森提出：在经济调节方面主要的问题是越位，在市场监管方面主要的问题是缺位，在社会管理方面主要的问题是错位，在公共服务方面主要的问题是不到位。“越位”“缺位”“错位”和“不到位”的论断，被写入提交中央的正式报告中。

彭森接受财新记者杨哲宇采访时表示：要分清哪些是必要的政府干预，哪些是不必要的；哪些可能是临时的，哪些可能是长期的。对于阶段性、临时性措施如何退出，对于一些长期的、必要的措施如何实现机制化、法制化，都要有理论研究和可行举措。

彭森在一个会议上提出：每年我们搞那么多投资，建那么多项目，能不能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提几条原则：第一，凡是市场能做的国家不干预；第二，凡是地方政府能做的，中央政府可以不做，把钱转移支付给地方；第三，能够用市场手段解决的问题就不用行政办法；第四，我们投的钱、搞的项目都要落实责任，进行验收和效益评价。

对有关部门经济管理划定“红绿灯”的做法，彭森建议，不如用“负面清单”的概念，法治的原则是法无禁止皆可为。

2022年10月，在海口召开的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彭森强调：发展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重要成果，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已经整整三十年了，目标还远未达到。“社会上还总是有去市场化的动向，我们还要时刻为捍卫之而斗争。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一席话掷地有声，依稀是四十年前初生牛犊的闯劲和犀利。

彭森从几十年体改一线的磨砺中感到，中国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重大改革都是先行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开。过去，什么问题阻碍发展就对有关领域进行改革，先易后难，回避重大矛盾，最后是步入“深水区”、剩下一些“硬骨头”的局面。彭森主张，改革需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并举，补上制度短板，重视制度供给的作用。近年来，彭森主持开展高标准市场化体系建设研究，认定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与改革的得失进退血肉相连

改革元老安志文说过：“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诚心诚意地学计划经济，诚心诚意地改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搞计划经济时我一马当先；搞市场经济更要义无反顾。”安老在“文革”前做过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参与了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奠基；“文革”后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

彭森这代“体改人”没有历史包袱，“文革”后接受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熟悉国际经济大势。这代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产儿，笃信“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人生成就与诸多苦涩都与这四十多年改革的得失进退血肉相连。他们心怀苍生，正道直行，不惑不忧不惧。谈起改革，过来人都有同生一世的温暖期待和百感交集。

来源：一本政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