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彭德怀在西南局的日子里

一、局以上干部死了十六人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死的人，真也可说是“史无前例”的了。被打死、斗死、关死、折磨而死，自杀而死，以及不明不白地失踪，到底有多少人呢？没有人去做过调查，为了向前看，似乎也没有人屑于去调查。反正抽象地说起来，是成千成万。

且不说那时在全国各地的各派红卫兵，那些誓死保卫什么的革命小将们，在他们各举红旗，针锋相对，手执武器，进行武斗，都高呼着“为了保卫毛主席，冲呀”，英勇地向敌方冲去的时候，真是如刈草一般，一片一片地倒下了。

这到底不明不白地死了多少青年，谁也不在乎。“伟大旗手”江青还轻松地说：“革命小将们喜欢玩枪，没有什么。”满腔热忱的青年，一片一片地死了，她倒说“没有什么”！

至于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更是一大批一大批地被揪斗，大家都惶惶然，不可终日。到处都充满血腥的恐怖。然而领导“文革”运动的人却说，就是要造成“红色恐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杀气腾腾血腥味很浓的社论，就是由“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写了，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当时我读了，虽然我还没有定为“牛鬼蛇神”，已经是惶恐万分了。因此而被打死斗死折磨死和自杀死的，日有所闻。全国到底死了多少干部，只能说是“无数”。

就是我当时所在的西南局，死的局处级以上干部就不少。第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彭德怀，他是从西南局被抓到北京后，被整死的。

第二个死去的人是西南局书记之一的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他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执行了所谓“反动路线”，被陈伯达电话威胁，想不通而自杀的，自杀前他曾说他是被陈伯达害死的。

第三个是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于江震，他一直有严重哮喘和肺心病，离开氧气就不能活，革命革到他头上的时候，造反派毫无人道地把他的氧气袋没收了，他终因窒息而死；他的妻子也是老革命，跳井而亡。

第四个也是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叫陈刚，就是我在（本书）前面说到的大好人，对我也好，却在对他的大批判中忧愤而死。

还有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刘植岩，不知是什么问题，怎么批判斗争他的，听说他在学习班里，从锦江宾馆高楼坠楼而死。

还有一个西南局财办主任、副省长张韶方，因说他有什么历史问题，被逼得从机关楼上跳下，还没有断气，却无人救护，听说造反派还用脚踢他，当然活不成了。

要说死得最“安逸”的，是西南局经委主任李斌，他是吃够了安眠药，痛快地“安乐”而死的。

此外，还有好多位局级干部，也自杀而死。据说算起来，局以上的干部死了十六人，其中就有书记四人，部委级领导干部两人，还没有包括彭德怀元帅，虽然他下放西南局只是当建委副主任。

然而副帅林彪却对“文化大革命”死人的事另有一说。他说，革命总是要死人的，一个大的战役死他几千人，算不得什么。那意思自然是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革命，死他几千上万，总是难免的。过去一个战役，哪怕一个大战役，死了多少团长师长呢？大概不会有十个二十个吧，然而“文革”中死的很多却是各级领导干部，其中不少是长期进行过革命斗争、颇有经验的省、地、县级干部，平时说的是“革命的宝贵财富”呀，现在却弃之如敝屣，刈之若草芥。

我们这些亲受其难的人，至今说来，还心有余悸。然而这位副统帅还发表他的“名言”说：“文化大革命”是“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

二、只有一个人不动也不躲

1966年10月，我从流放地苗溪劳改农场被押解回成都。我想大概是到了发落我的时候了，我被流放出去以前，早已听说第一把手（指李井泉，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放出话来，说是这一次准备捉二十万右派分子，叫我带队到大凉山去开荒。我心里很平静，只等待着一声令下，就走上二十万开荒大军总司令的光荣岗位，在那蛮荒之地做出最后的奉献，终老一生，倒也安然。

但是奇怪，回来以后，监视我的三条汉子突然撤走了，再也没有人来管我。我的家人可以自由地来看望我，我才知道形势真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家人说：“现在天下大乱，造反派提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西南局和省市委已经被彻底打垮，机关已经被造反派占领了。西南局和省委的头头们不特管不了你，连他们自己的安全也不能保证，有的已经被造反派抓了起来，有的躲得不知踪影，有的已经自杀，命丧黄泉。”

我被流放在外才不过两三个月，成都却已经发生了真叫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呀。

我的家人告诉我：“西南局里只有一个人没有动，他也没有躲，那就是彭德怀彭老总。”

“他有那么大的胆子？难道他不知道报上的《评〈海瑞罢官〉》矛头就是对着他的？”我说。

“他才不怕呢，他还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还在家里接待红卫兵呢。”我的家人把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倔老头的一些事情告诉了我。

三、深居简出，不敢和老战友见面

彭德怀，在中国真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而且是世界名将。不特因为他是革命元勋，老元帅，也不仅他曾统帅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败过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美国佬，而且因为他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敢于批评“三面红旗”，捋了龙须，冒犯龙颜，结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了官，搬出中南海，到北京西山下吴家花园种地去，过了六年隐居生活。就因为他和张闻天在庐山上闯了祸，于是当时在全国发动了一个批判右倾，捉了几十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运动。彭德怀名声也就远播海内外，成为真有点像海瑞那样敢于直言犯上，为民请命的“忠臣”。

1965年，彭德怀不甘寂寞，向毛主席上书，写了八万言。毛主席召见了他，并且请他吃了饭，喝了酒。毛主席轻言责备他：“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在席间，说到庐山会议时，毛主席以一个领袖的宽容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当时就决定叫彭德怀到西南地区参加“大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

于是彭德怀决定于这年的11月28日离京到成都，这一天对于彭总很有意义，二十五年前的那一天正是他统帅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到朝鲜去抗美援朝的日子。30日他到了成都，随即去西南局报到，被安排在永兴巷7号东头小院里居住。他被宣布为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主任是西南局书记兼着，真正管事的第一副主任程子华，是他的老部下。虽然他被安排为第三副主任，大家对他都十分敬重，到底是开国元勋嘛。

我当时在科委任副主任，没有想到我竟然有机会和彭总在一个机关共事，对于他这样一生革命、功勋卓著，正气浩然、耿直倔强的老人，我不只是敬重，简直是崇拜了。对于只能安排他做建委第三副主任，感觉不好理解，现在在西南局居于书记和部委领导的人，有哪一个资格比他老，贡献比他大？但是我不敢说，甚至不敢想，领导自有深远的考虑。

果然，在一次只有部委少数领导在座的办公会上，我们的第一把手（指李井泉）毫不掩饰地对我们说：“大家对彭总一定要表现出尊重的样子，但是他如果问到什么，凡是属于机密的，不要让他知道。他有些什么问题，要直接向我汇报，我还要对主席负责呢。”这使我听起来非常吃惊。彭总能有什么问题，他不就是庐山会议的问题吗？毛主席不是说真理可能在他那一边而且后来的事实不也证明了吗？我想不通，但是这不是我应该想的事，不想也罢。

后来我听说，彭总分工只管三线建设中煤、电、气等这一方面的事，三线建设的核心是大大小小的国防工程，他自然是不能接触的了。至于部队，听说更是有严格规定，不能让他和军队有任何接触。而且后来发现，就是这些民用工程方面，也给下面打过招呼，凡属保密的，一不汇报，二不让参观。我知道后，也不感到奇怪了。

但是彭总好像从不计较这些，也许他并不知道，或者他知道但装得看起来并不知道的样子。听说他来西南局后，深居简出，绝不过问他所管范围外的事情，更是避免接触军队方面的人。他从来不和熟人打招呼，更不敢和他的老战友往来，甚至连见面也不敢。

这是后来才听说的。他的老战友、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在庐山会议上和他同案，后来被发落到四川工作，正在成都，彭总知道了十分高兴。听说邓华住在童子街，隔彭总住地很近。他是多么想和自己的老战友也是老难友相见呀。他先派警卫参谋去侦察清楚了邓华在童子街房子的准确地方，然后和警卫参谋化装前去相会。他们走到邓华的住房外边，只看了一会儿，没有进那座房子，彭总就决然地离开，回永兴巷去了。

他和邓华的感情是很深的，既然知道一同住在成都，老战友互相看望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由于政治上需要避嫌，他们却不敢相见。彭总只是看一下邓华住的房子便离开了。那用理智强压着的感情，是可想而知了。

在这同时，邓华得知彭总到了成都，在省第二招待所西楼办公的时候，也曾兴冲冲地跑去看望彭总，可是真的看到彭总走进来，邓华却避开，走掉了。后来还听说在彭总被抓走以后，清理他的保险柜时，看到里面除开手枪，捆扎好、附了条子准备用作交党费和送给警卫参谋的两扎钞票外，就只有一个烟盒，上面刻着邓华“送给彭德怀同志留念”的字样，从这里就可见他们两人之间感情的深厚了。

彭德怀曾经去看过邓华住的房子的事，后来彭总的警卫参谋曾经告诉过邓华，邓华引为极大的宽慰；而邓华也曾去看过彭总的事，彭总却至死不知道，成为终生遗憾。

四、西南局内摆开批彭战场

彭总一到成都，就以高度的积极性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以老迈之身，马不停蹄地在四川、贵州各地奔走，深入到领导从来没有去过的角落，深入到工矿职工食堂工人家庭中去，甚至关心到煤矿劳改犯的安全问题。须知这个时候，他已经得知《人民日报》上刊出《评〈海瑞罢官〉》的大文，并且该也听到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这样很有分量的话了呀。彭总却以坦荡的襟怀，毫不计较，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人说，也许他“计较”过，他知道他能工作的时间大概不多了，所以他抓住还能工作的机会，拼命工作，直到不准他工作的时间的到来。

果然，在“文革”刚发动的1966年6月，西南局建委奉命对他进行了一个月的内部批判，他失去了继续工作的资格。

对于彭德怀的批判，我当时没有听说，因为六七月也正是对我展开大批判的时候。后来才知道同时在西南局内摆开了三个战场，一是批彭德怀，其余两个是批我和张黎群。只是批我们两个是大张旗鼓地在机关和报纸上公开进行的，批彭德怀却是在建委小范围内关起门来进行的。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还是传出来了。

这年5月，彭总正在大足视察，突然得到通知，要他立刻回成都参加学习《五一六通知》，他回来后一参加学习会，便转为对他的批判。像对我和张黎群一样，什么学习会？明明是批判会！听说批判彭德怀的会刚开始，气氛沉闷，大家只管抽烟，主持批判的西南局领导同志叫大家发言，准备好的批判枪手就把矛头对准了彭德怀，机关枪大炮一起开起火来。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到了西南局仍不知悔改，给群众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如此等等。

彭总才明白，原来一切战斗准备，早已安排就绪。彭总是久经战场的人，包括批判的战场在内。他大概从报上批海瑞说要害是罢官时，就已经早有预感，所以他沉着地听着，不发一言，群众性的发言说他反党反毛主席，没有什么关系。

直到西南局领导同志发言导向，也直指彭总说他反党、反毛主席，这当然是具有权威性的了。并且问他与彭真、邓小平是什么关系，彭总才忍不住回答几句，说：

“本来不想到西南来，是毛主席把我叫去，请我吃了饭，还喝了酒。他要我到西南来搞三线建设，他还说庐山会议的事不说了，真理可能在我这边。这样说我才答应来的。我怎么会反党、反毛主席？我彭德怀有错，也有功，功一面，错一面。但不能说我反革命一面，革命一面，那样说我，我不服。”

他又说：“叫我是三反分子，去问问毛主席，主席绝不会同意的。我已经是政治上的僵尸了，有什么好批的？”从此他再也不说话了。

这样批了他一个星期，再也批不下去，领导只好说：“彭德怀是只死老虎，态度不好，不再批了。”就此完事。

彭总到底是革命元勋，名声太大，虎倒还有余威哩。而且他到西南局来，以老迈之身深入建设基层，兢兢业业，在机关平易近人，从来不摆架子，廉洁自奉，生活俭朴，为人耿介，不搞阴谋，这早已在西南局赢得好的官声，谁能忍心去诬蔑他呢？领导就是有心，也难以为继。批彭德怀的这个战场只好归于沉寂。

只有我和张黎群这种小嘎渣子，才能按住批个没完，机关批，报上批，工厂学校拉去批，农村批，这两个战场倒是轰轰烈烈地搞了几个月，真可算是达到了“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了。

五、我和彭总在南充私下谈话

我虽然有幸和彭总共过事，却无机会和他往来。只是那年11月他路过南充住在招待所时，我因为是下放南充的西南局干部，也住在那里，一听说彭总来了，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去看望他。他的耿介不阿、敢于直言的秉性，是当时最可贵的，是我私下里崇敬和学习的榜样。既然住在一个招待所里，我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不去看望他一下呢？

于是我趁着他一个人正在房里休息的时候，闯了进去，我自我介绍说是西南局宣传部的干部，他接待了我，才得以和他见了一面。使我惊异的是一个名震遐迩、威武的彭大元帅，却变成了这么一个身材不高、瘦弱矍铄，一头衰发的干瘪老头。不过他的那双眼睛却还是那么炯炯有神。由于两颊瘦削，那本来很阔向下弯曲的两片嘴唇，像两片坚实的铁片叠在一起，更显出他的坚毅的性格。身上穿着好像还是1950年代初给每一个高级干部缝制的那套粗呢制服，显得陈旧。但是他却显得那么心安理得的样子。

我和他围坐在小火炉前，随便谈了起来。他是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到了哪里总是关心农民的生活。他知道我正在农村里跑动，便问我那里乡下农民的生活情况。我对他只得如实地说，我说，不大好，有的地方还很不好，真叫作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我说我下到农村来，才知道我们做了十几年的努力，不知怎么搞的，农民还是这么穷困。我有点激动地说：“我们穿着四个兜的干净的制服，每天在招待所吃着几荤几素的伙食，哪里知道有的社员还是穿的巾巾吊吊，吃的汤汤水水？”

他见我有这点觉悟，而且敢于直言，便对我颇有好感，谈话随便一些了。我说我下来以后，才从农民口里听到我过去从来没有听到的严重情况。我把我们搞“四清”，发动社员诉苦时，社员一诉就诉到自然灾害那几年他们那里饿死了多少人，弄得我们啼笑皆非的狼狈情况告诉了他。他首先对于我说的“自然灾害”几个字，好像就有反感，立起眉毛望我一眼，接着问我：“那几年四川农村有那么严重吗？”

我说那几年四川好像比有的外省更要困难一些。我知道四川办的公共食堂比别的省多坚持了几个月，因此多死了一些人。另一方面，据社员说，那几年征购粮食征得太多，把他们的口粮也搜刮得没有留下多少了，有的地方简直是翻箱倒柜，整得鸡飞狗跳。有的地方关系紧张到社员反抗，不得不派武装去弹压，有的社员对我说，连机关枪都对他们架起来了。

彭总问：“怎么闹得那么严重？”我说这是那几年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了好大喜功的亏。上面强迫命令，硬往下压指标，下面为了挣“表现”，迎合领导，便弄虚作假，谎报产量。据社员说，上面派人去查，干部就用稻草垫仓库，上面铺一层稻谷来打掩护。因此四川向中央的确多报了产量，中央就向四川多征购二十亿斤粮食。既然向中央说了大话，就要兑现，不得不把社员的口粮也征购了一部分。这样一来，哪有不饿死人的。我说我下来听到社员对我们的第一把手（指李井泉——编者注）反应很大，有的说怪话：“二十亿斤粮食换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死了那么多的人，他们诉苦当然会诉到我们的头上来。因为农民的元气大伤，到现在也还是很困难。

说到这里，我们谈话的题目自然就转到“大跃进”搞浮夸的事，自然也转到庐山会议的事。彭总说他在庐山会议上发言，也是他调查了实际情况后才说的，他说他哪里想反对毛主席，只是毛主席想搞快点，他想搞慢点的快慢之争罢了。没想到弄得那么严重，以致毛主席说他彭德怀再带兵，他就要上山打游击。说得这么严重，他还敢说什么？只得认错，结果给他头上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我就说：“你认错，被戴上帽子倒也罢了，却给四川好多干部带来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彭总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把庐山会议后，全国展开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四川搞了一个特别做法的情况对他说了。

我说：“当时在四川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更是搞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因为四川搞这个运动有了创造性的发展，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就是把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集中起来，先不告诉庐山会议内情，把你彭德怀和张闻天的发言发给大家讨论，大家以为你们都是中央领导同志，谁敢发言表示反对，而且你们的发言，可以说正中大家下怀，于是纷纷发言表示拥护，并且记录在卷。这下好了，按发言记录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抓一大把，得心应手，成绩斐然。”

彭总听了不禁眉头越皱越紧，他说：“我还没有想到我彭德怀一个人犯错误，还给你们四川的干部带来灾难。”

我说：“这哪能怪你彭总？不过后来过两年又搞‘一风吹’，都不算数，才解决了。”他听后不觉哑然失笑。

那晚上我回房间，一直睡不着，一直想着彭老总这个颇有性格的老革命。过去彭总在陕北统率人民军队以少胜多大败蒋军时，毛主席称道说，“谁能立马横刀，唯我彭大将军”。解放后又亲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抗美援朝，打败美国佬，何等英勇，立了何等功劳？谁知就因在庐山会议上直言忠谏，就被批判打倒，闲置在野几年，变成衰翁，才弄到三线来加以安置，令人浩叹。但是一想，这也没有什么奇怪，自古功高震主，皎皎易污，峣峣易折，彭总命该如此。不过那次庐山会议上如果能听他和张闻天的忠言，我们国家会是怎么的不同呢？

六、十分相信毛主席的红卫兵

彭总无端被西南局领导关起门来批了一通，大概总有从上面来的令牌吧。不然西南局主持批判会的领导同志怎么有胆子在会上指责他反党反毛主席呢？但是听说彭总还声称坚决拥护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不仅很有兴趣地到大街上看群众的大字报，还天真地在家里多次接待红卫兵。听说红卫兵要去重走红军长征的路，他给红卫兵出主意，如何走法。

就是后来形势有些变化，西南局的领导同志们被红卫兵搞得不得不东躲西藏起来，建委领导程子华很关心彭总的安全，派人说服他，要他也出去躲一躲，他却很不以为然，说：“我看你们也是‘怕’字当头，你看过‘十六条’没有？有什么可怕的？坏人有，毕竟是少数，群众会辨认出来的。我反正不走。”再三劝他，他甚至发火说：“你们这些共产党人，真没有道理。胆小鬼，这样害怕群众。我不怕他们，群众起来了有什么可怕的呢？你越怕不越说明你有鬼吗？你们要走，你们走，我不走，学生来揪我，我就跟他们走，有什么可怕的？日本鬼子、美国鬼子都见过，有什么了不起！”

彭总出于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对于毛主席提倡的红卫兵，自然是十分相信的。他说：“他们是革命小将，很好嘛。我们党有缺点应当让他们揭！中央指示要在党委领导下闹革命，他们越轨，可以做工作引导嘛。”听说他还为此给毛主席写了报告。

他哪里知道，毛主席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其根本目的不只是为了揭发工作中的缺点，而是要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更要把睡在他老人家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来。除开已经揪出来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等大人物外，显然还把目标对准了最危险的军内“一小撮”，也就是那些掌握军权的老帅们，其中未必就把功高震主而一贯桀骜不驯，虽已下野而人望尚高的彭大将军忘怀了。说不定才走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的林帅，正在十分地“关怀”他呢。

听说彭总到成都来时带了不少的书，他还新买了一部《二十四史》，他在北京的一部，说是送给毛主席了。看来他其实没有认真读过《二十四史》，至少没有读通。你彭德怀怎么可以像过去钻山沟时亲密地喊起“老毛”来？怎么可以像海瑞那样敢于当朝说“大办钢铁”的不是，敢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呢？无怪乎彭总在庐山上犯那么大的错误，被罢了国防部长的官，最后看在开国元戎分上，贬到西南来当个建委第三副主任了。

七、我和彭总的第二次见面

我后来还和彭总见到过一次。

那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也回成都过节。适逢机关里举行一个联欢晚会，我去参加了。一进小礼堂，看到在前排摆了一排沙发，后面摆了一排排的椅子。这是老规矩，前排是供西南局的书记和秘书长们坐的，后面前排是供部、委、办级的领导同志坐的。我进去按规定坐在后面的一排。

过一会儿我看到彭总也来了，他不是西南局的书记，连建委的常委也不是，只是一般的副主任，自觉地坐在第二排靠边的座位上。这也似乎成了通例，首长照例按从小到大的次序早迟进场，从边到中的沙发上就座，开始来了几位书记和秘书长，坐进前排沙发。

当时我，恐怕还不止我，对于这些新进的、嘴巴没毛的领导人那么悠然自得地坐进前排沙发，而革命元勋彭德怀却坐在后边，感到有气。我就对彭总轻声说，旁边别的同志也一起说：“彭总，坐前面沙发里去。”彭总摇头，坚决地拒绝了。

过一会儿，主要的几把手来了，不知道他们看到彭总没有，谁也没有向彭总打招呼，就坐进中间的沙发里了。那个服务员却有意思，在给坐沙发的领导送茶水的时候，偏给彭总也送一杯。彭总居然也接了。

但是我注意到，在节目开始后，彭总却趁黑暗时，悄悄地从旁边退出去了，我是注意到了的。从那以后，我便再也没有看到彭总了。

八、北京来了红卫兵揪彭总

1966年的冬天，造反派更加得势，西南局、省市委的领导很多被捉起来，遭到批判，有的戴高帽子游街，到处都在打砸抢，真是天下大乱了。但是听说“中央文革”认为乱得还不够，而且听到“天下大乱，大乱才能大治”的指示。

这时的彭总，虽然他很听毛主席的话，相信群众相信党，但是群众这么乱来，党委完全瘫痪，他却从未见过，这和他想的不一样。红卫兵来找他时的态度也越来越恶劣，他知道从报上批海瑞点他的名，不会是偶然的事，他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北京谋算他的人可能正在行动，大概他迟早会被红卫兵抓起来。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像有些领导同志那样躲出去，而是悄悄地做了后事的安排。他连把他的钱捆扎起来，注明交党费和送给困难的部下的事也没忘记。他真是“时刻准备着”了。

果然在12月下旬，北京来了红卫兵，拿着尚方宝剑，而且来的不止一批，都是奉“中央文革”之命，来成都揪他的。两派的红卫兵为了抢功，把彭总抢来抢去地争斗一番之后，幸得周总理的安排，由红卫兵和解放军共同押着他坐火车到了北京。彭总自己已经知道将有什么厄运落到他的头上来，他到北京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最后的信，并且在信的末尾写上：“向你最后一次敬礼！祝你万寿无疆！”

果然他到北京后，戚本禹、关锋秉承江青、康生的旨意，叫红卫兵拉去在北航等校批斗，由于彭总宁折不弯，宁死不屈，受到严重的虐待和打击，以致肋骨被打断，满身是伤，他的老迈之身，被摧残得奄奄一息。但是彭总的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叫那些打手们也不能不吓得胆战心惊。

他已经重病住院，生命垂危，还爱惜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荣誉，他说：“我从来不怕死，现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他认为党和国家领导层中有奸细，说：“现在有人利用革命口号向党进攻！”直到他最后一息，他对他的侄女说：“你们要记住呀，我是被特务害死的。”1974年11月29日，英名一世的彭大将军去世了，中国一颗闪光的将星陨落了。

彭总于1966年12月在成都被抓走后，我再也没有听说他的消息，但是我心里一直不能忘记他。他在被抓走后，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将军大树，尚且飘零，我辈草芥，何得幸存”的句子。

来源：家史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