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我与李洪林先生的三次交往

李洪林先生1925年生于辽宁，今年是他百年诞辰。

年轻时，他从西北农学院毕业，徒步碾转三千里，投奔延安，50年代开始从事理论工作。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在中央机关做理论工作。7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思想解放的大潮。李洪林站在潮头，相继发表了《科学和迷信》、《读书无禁区》、《领袖和人民》、《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等高屋建瓴、振聋发聩的文章，出版了《科学和迷信》、《理论风云》等著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启蒙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倾五年心力，著成《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又发表了《百年道路话沧桑》等力作，在更广阔的领域进行不倦的理论探索，成为中国当代思想史上一位砥柱中流式的人物。2016年，他以91岁高龄辞世。

在我心目中，李老的思想理论贡献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冲破以领袖崇拜为主要内容的现代迷信，阐述“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像一道划破沉闷夜空的闪电，惊醒了越来越多的国人，推动难以计数的因批评领导人而遭牢狱之灾者冤案昭雪，获得自由。

二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李老很智慧地与左的指导思想划清了界限，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三是发出了“打破读书禁区”的呼喊，为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等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开启了闸门。

四是梳理了1949年后40年间思想斗争运动的基本脉络，提供了相当一些很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五是立足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思想理论的角度，对辛亥革命以来百年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作了颇有深度的总结，为后人提供了难得的参考和启示。

李老的文章深入浅出、明白如话、雅俗共赏，初识文字的普通百姓也能读得懂，符合新启蒙的现实要求，反映了李老与普通群众心相通、情相连的高尚人格。

1980年，我还在一个山区县委机关“以工代干”，写了一篇题为《不宜称党委书记为“一把手”》的小文章。为征求意见，年轻莽撞、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将此文直接寄给了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洪林。他于当年12月29日很认真地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对拙文所持观点给予了肯定和鼓励，他说：“来稿收到，因很忙，未暇细看，初步印象是，在强调集体领导，不要以党代政，不要一个人说了算等方面，谈的很有分量。”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修改的建议，他说：“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即领导者个人的能力和威信也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这种威信应当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关于党和群众以及政权等组织的关系，不能发号施令是对的，但是党的领导是不可少的，这一点，应在文中强调指出。当然，也要说出个道理，而不是强加于人。”他对“党的领导是不可少的”这九个字，还专门加了着重号。因我在寄文章附信中对李老的称呼加了“敬爱的”一词，他就在复信中直接批评说：“‘敬爱的’一类形容词，用时要慎重。对同志，互相都要有平等观念，既不要把自己看高了，也不要把自己看低了。”

收到李老从北京寄来的信，我既感到非常意外、惊喜和温馨，又受到很大教益和启示。我对此文作了补充后，以《正确认识党委书记的地位》的题目，收入到了1986年4月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干部制度改革与民主》一书中。

1982年初，报刊上宣传“精神文明建设”的文章很多，但对民主则鲜有涉及。鉴于这个情况，我写了一篇《在两个文明建设中要把民主摆进去》的文章，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民主是一种客观存在。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诠释，哲学意义上的物质作为‘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当然涵盖以制度和法律形态客观存在着的民主。从这个角度来看，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物质文明建设’应该包括民主建设。客观存在着的民主建设进程和成果，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和成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根本和基础。若没有这个根本和基础的佑护和保障，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和成果很难持续地推进下去，保留下来。”因有李老不久前那封信带给我的信心和勇气，我又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他，期望能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文章寄出后约十多天，我就收到了李老写于1982年3月27日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民主是否属于物质文明，恐怕还值得研究。你强调民主是对的，只是在两大文明中怎样把民主摆进去，还需要考虑。如果放到精神文明里面，是否更合适呢？”我按李老的建议进一步思索，觉得把民主放到精神文明里面也可以。因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民主制度、民主法律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而政治上层建筑只不过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附属物”。李老这封信，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任何真理性认识都是相对的，需要从多角度、多层面深入地进行探索和思考，才能使自己的认识逐步接近绝对性真理。当时，我这篇文章也寄给了《山西日报》理论部，当时的理论部主任郭全盛比较赞同文章所持观点，已编辑出清样准备发表，后因有不同意见就被搁置了。

1981年春天，我读报时得知李老出版了一本《社会主义与自由》，但县里的书店没有这本书，我写信问李老在哪里能买到？时过一年之后，李老还记着这个事，他在1982年3月27日他给我的信中说：“你去年来信索取《社会主义与自由》，当时手中已无此书，现在又有了，特寄上一本，请指正。”收到这封信的同时，我也收到了李老亲笔签名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一书，使我真感到“双喜临门”，倍觉亲切愉悦。声名远播的李老亲自签名把赠书寄给我，使我至今想起来都很感动。

时值清明，我只能以这篇小文，表达对李洪林先生的不尽缅怀。

附：

怀念李洪林

丁东

保育钧和续志先两位刚刚病逝，李洪林又去世了。三位先生我都见过，其中李洪林先生更熟悉一点。

我读李洪林的文章很早。他的《读书无禁区》一文1979年在《读书》创刊号发表以后，其反响之大，现在已经无法想象。我自然也是一个热心读者。因为我在知青年代就有读禁书的嗜好，为此多次遇险。有李洪林文章撑腰，从此或许再也不必闯入读书禁区担惊受怕了！

我接触李洪林本人却很晚。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参加了一个采访改革开放见证人的口述历史项目，有幸对李洪林先生作了一次较为深入的采访。那天我们三人一起到通州次渠的一座公寓楼，拜访了定居在这里的李洪林先生。

当时他已经83岁。他从文革前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讲起。这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一个小班子，只有几十个人，陈伯达是主任，胡绳、田家英是副主任。柴沫是研究室的秘书长，实际负责人。1964年，中央政治研究室改为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还是陈伯达，副院长是胡绳、周扬，内部分哲学、经济、历史、文艺和共产主义运动5个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把他、丁伟志、王忍之当作“柴沫一小撮”打倒了。文革后期，他被分配到河北省委宣传部。197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部筹备中共28年党史展览，急需调一个人来负责，他成为人选。历史博物馆的调动手续神速，把他全家的户口一下子全解决了。这样，他就到历史博物馆担任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负责筹备中共党史展览。

1979年1月9日，胡耀邦在中宣部召开小会，准备开理论务虚会，吸收几个部外人参加，李洪林是其中之一。理论务虚会开始不久，胡耀邦和胡乔木让他起草华国锋在务虚会上的闭幕词。1月18日，理论务虚会开始以后，他一边参加会议讨论，一边给华国锋准备闭幕词。

他在小组会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题目是《领袖和人民》，直言不讳地批判了对领导人的个人迷信，高度评价了刚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说：“三中全会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或者确切些说在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上，有一个创举，这就是开始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运用到党的主席身上。华国锋同志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受到全会的称赞。”“全会还实事求是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当中和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同志担任党的主席时错误地处理的一些问题，纠正了一些冤案和错案。这些英明措施，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他说，“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产生人身依附关系。农民依附于地主，全国居民都依附于最高的封建领主——皇帝。和这种社会制度相适应，忠于皇帝一个人，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全国居民都要无条件地服从皇帝一个人的权威，是最高的政治原则。‘忠’是什么意思呢？全心全意为之效力。或者换句话说：无条件地为之服务。封建时代，对‘忠’有这样一个解释：‘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不能问个为什么，绝对服从皇帝，这就是‘忠’的要求。”进而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要求人民都用封建社会忠于皇帝的标准去对待无产阶级领袖，这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吗？符合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吗？如果把这个原则应用于共产党内，要求每个党员都忠于党的领袖，这符合共产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组织原则吗？显然，根本都不符合。”“按照历史唯物论，伟大人物是历史造成的，是人民选择的。没有这样一个人，也会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从历史观来看，《国际歌》和《东方红》就是不一致的。一个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一个说‘他是人民大救星’。”还有一首歌，“叫做《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中说：‘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人民离不开共产党。’歌颂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当然是好的，但是它把鱼水关系完全弄颠倒了。人民居然成了‘鱼’。其实人民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如果党是‘水’，那么1921年以前，几万万人民岂不是都变成干鱼了吗？”“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当家作主的是人民。人民会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的程序，选出国家的领导人，不应由前任领袖指定后任领袖。在党内也是这样。为什么？决定谁当领袖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事情，这是个集体，而不是个人。领袖本人能不能当领袖，都要由党组织来决定，他本人没有权力把领袖的地位交给别人。”因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

这个发言，当时通过会议简报发往各省。《中国妇女》的杂志社的一位老编辑，年纪在四五十岁。她到辽宁去，回来告诉李洪林，说他在理论务虚会发言的简报，在辽宁省讨论张志新平反问题的时候，发挥了作用。因为毛远新定的张志新死刑，任仲夷他们想平反，遇到很大阻力。简报发去以后，主张平反的人就说：“李洪林这个发言，比张志新的厉害多了。张志新如果不能平反，李洪林就该枪毙！如果李洪林的发言是正确的，张志新就必须平反！”在这期简报影响下，张志新果然平反了。女编辑回来告诉李洪林说：“你的发言起了那么大的作用。”

1980年9月18日、19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发表了《领袖和人民》，一下子传遍全国。许多因为所谓“恶毒攻击罪”而被判重刑入狱的受害者，纷纷通过各种途径给李洪林写信，要求帮助他们伸冤。从这些信上可以看出，其实他们反对的不只是林彪和四人帮，必然要牵涉到身后的毛泽东。怎能分清彼此？所以，动不动就以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判刑入狱。这些信都是寄到《人民日报》，由报社转给李洪林。他们在监狱里或劳改农场，没有通信的自由，都是千辛万苦写下的这些信，又千辛万苦辗转带到监狱外投递到邮局的。那些由于躲避搜查而时时藏匿的破旧信封，被揉得乱七八糟的信纸，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寄托托着多么殷切的希望！

过去，虽然也常接到读者求助的信件，但都是零星寄到的，他也就零星转寄。如今这一大堆信件，都是已经定案并在服刑的“反革命罪犯”，显然不是普通干部转一转申诉信，就能解决问题的。最后他把信集中起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简单地介绍一下信中所反映的问题：现在有不少人因反对林彪、四人帮仍在服刑。然后，把那些申诉信附上，一起送去了。邓小平阅后批了几个字：“请胡耀邦同志处理。”耀邦雷厉风行，马上批示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凡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入狱者，一律平反，并限期报告处理结果。几个月后，结果出来了，全国有200多桩这类冤案都平反了。有一次，胡耀邦到宣传部来，告诉李洪林：“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他这才知道，那封信起了那么大的作用，真觉得不虚此生。当然，也幸亏邓小平亲自看到这封信，并且批给胡耀邦处理；胡耀邦又明确批示平反，并且限期报告处理结果。所以，才能如此顺利地把那些人解救出来。否则，凭一介书生，怎能有回天之力呢？

理论务虚会之后，从1979年5月到11月，李洪林连续写了4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现在看来，这些文章没有什么新思想，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都是老生常谈。《人民日报》只发了3篇，第4篇倒不是发不出，而是他感觉写不好。《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原来题目是《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写了很多稿，都不满意。因为的确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李洪林说，当时还在历史博物馆。写文章都是单干，有编辑部来约稿，就自己写，没有人布置任务。最初，没有计划要写4篇文章。只是有感而发，写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5月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日报》整版地发表我的文章，有很强的权威性，反应非常热烈。报社的朋友说，读者来信都要拿麻袋装，一片欢呼声。我看了一些读者的来信。他们说：“我们当时就是拥护三中全会，拥护思想解放。现在发表这样的文章，我们一下子腰杆又直起来了。”有一个读者来信说：“要给李洪林发一个1吨重的勋章！”这反映了当时下面的斗争很尖锐，尤其是基层群众，受压得很厉害，憋了股怨气，觉得《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给他们撑腰了！这种情绪对我有很强烈的感染力。所以，我想，必须接着写。《人民日报》也催我，说：“你赶紧接着写。”

胡绩伟回忆录记载，要写这组文章，是耀邦指示的，此事起初李洪林并不知道。《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在6月22号的《人民日报》发表的。上午见报，快下班的时候，耀邦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耀邦请你来一下。”他以为，这篇文章捅了漏子。去了以后，耀邦就说：“你写了一篇好文章！”李洪林非常高兴。下边有群众拥护，上边有总书记支持，就更来劲了。

9月底，李洪林调到中宣部理论局任职。这时胡耀邦是中宣部长和中央秘书长。他就向耀邦建议：“通过召开一些小会，直接和理论界的人保持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变成一种小型的理论务虚会。开会时，大家议论一些问题，交流一些情况，你谈一些精神，我们搞简报，发到宣传口，这是非常好的形式。”理论务虚会对全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是通过发简报。耀邦同意了，他就着手组织这个会。每次参会二三十人。这就是中宣部的双周座谈会，由胡耀邦亲自主持，李洪林具体经办。

大约在10月份，李洪林组织了第一次会议。开会后，耀邦作了个开场白，大家就随便谈，交流情况。耀邦只是听一下，没有说什么。胡乔木批评理论界，批评《人民日报》，没有积极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胡绩伟站起来插话说：“我们宣传了，发表了李洪林的系列文章，群众非常欢迎。”胡乔木说：“李洪林同志的文章我看过两篇，他是从另一个方面提问题。”后来，有人把这个话说成是“李洪林从反面提问题。”胡乔木还说：“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第二位的；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坚持四项原则。”胡乔木强调，首先是“必须坚持”，然后才是“坚持什么”。胡乔木这样一讲，有的人传到外面，就成了李洪林“从反面宣传四项原则”。那个时候，胡乔木是理论权威，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不光是在那个会上，后来他在别的会上也讲。尽管没有点名，但一听就知道是说李洪林的。李洪林说，中国历来是以官位来定权威的大小，官越大，权威越大。从这个角度看，胡乔木算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权威了，要受到他的指责就非同小可了。原来有一个集子《科学与迷信》，收集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到1979年底写的文章，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的，卖得比较好。1982年春，出版社就让再版，增订，把以后的文章大部分都收进去了。书稿都校对好了，编辑加工也完了，正要发往印刷厂排版的时候，出版社听到了李洪林挨批的小道消息，就不敢出了。后来，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得知此事，把书稿要去，顶着风把它出版了。为了纪念这本书的坎坷遭遇，改名为《理论风云》。后来，邓力群主持书记处研究室出的内部刊物也点了李洪林的名，逐渐地，他的文章就没人敢发了。他也只好离开京城，调到福建社会科学院工作。李洪林说，我渴望自由民主，但我不是社会活动家，只是一介书生。我愿意用笔为社会服务，也就写出我的观点，希望有更多的人接受。我的读者在国内，但我的书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这是我深感痛苦的事情。

李洪林接受我们采访时，还谈了很多耐人寻味的往事。我一边听他讲述，一边感慨：作为中国执政党里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从引起社会共鸣，受到胡耀邦器重，到不得不黯然离场，真正和社会公众互动的时间不过两年而已。以后我虽然还能在一些场合听到他发声，比如在昌平殡仪馆现场聆听他为张显扬所致的悼词，仍能感受到他的睿智和深刻。但这种传播范围毕竟十分有限。相对于91载的人生长途来说，他能向公众发声的黄金岁月不过两年，未免过于短暂。后来他想转换角色，从执政党的理论家变成独立思想者，时代却没有给他足够的空间。

李洪林告别庙堂，转型为独立思想者以后，思想更加深邃，笔锋更加老到，但传播的渠道却大幅收窄，只有《炎黄春秋》等报刊偶尔给他提供一点发言机会，个别网站传播过他少许独立的声音。他怀念朱厚泽的文章，发出这样的感慨：原来只知道朱厚泽是一个开明的官员，读了他的遗作，才知道他是一个思想家。我在昌平殡仪馆聆听过李洪林为张显扬所致的悼词，一如既往地睿智而深刻，但现场聆听者不过数百人而已。李洪林晚年更多地是与好友私下交流。比如看到胡杰的木刻新作，他给戴晴去信：“我阅历太浅，还没见过如此震撼人心的木刻。”他写了一本回忆录，我曾想选取其中若干章节，编入一套学者自述丛书，在内地公开出版，最后功亏一篑。李洪林的晚年的确是太寂寞了。也许，这就是中国当代思想家的宿命。(2016年6月1日)

来源：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