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杜润生的思想遗产

关于改革，杜润生曾经说：中国改革要过两关,一个是市场关，一个是民主关，或者说, 经济上要过市场关，政治上要过民主关。

我最早听到杜润生讲过“两关”，是在1988年春天，在机关内部会议上，谈年初工作安排，象是随口而说。当时，农村改革正陷入困境，遇到了挑战，发生了争执。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村改革出现了方向问题， 偏离了社会主义。1985年以来连续几年的粮食产量徘徊，也似乎为这种质疑提供了背书。在宏观层面，当时还在讲“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还没有提出建立“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杜润生提出过“两关”，简明扼要，旗帜鲜明，显示了是对改革方向的坚持。杜润生这个说法得到了时任总书记的肯定，次年春，时任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改革要过民主观。

杜润生这方面讲话不少，但是，似乎没有专门解释过：中国改革怎样才算过了市场关？,怎样才算过了民主关？他也没有专门解释什么是“市场化”，什么是“民主化”。

按照“中国模式”、“中国经验”论的理解，既然模式已经确立，经验已经形成站立，似乎这两关已经稳稳地过了。如果承认这“两关”还没有过，那么，则需要继续市场“化”和民主“化”。在“市场化”、“民主化”之前，不论是加上“社会主义”，还是加上“中国式”，那么，仍然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而这个共同的“市场”和“民主”，应该是全世界共同认可的，属于世界范围内共同的普遍价值。否则，讨论“民主”、“市场”已经没有了共同语言，讨论就没法进行。

当然，也还有另外的理解，那就是，中国的改革不需要过民主关和市场关，中国改革发展，与这两个“关口”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遵奉另外一套价值体系，有个自成一体的价值坐标。

杜润生的过“两关”思想，越到晚年，似乎越是执着。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市场经济被确立为改革目标，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从这时开始，杜润生更强调过“民主关”。

2008年初，杜润生95岁，在钓鱼台，参加经济学家新年聚会，他的讲话很简短，重点讲民主。他说：“人们研究前苏联解体的教训，归结为原执政党的三垄断: 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意识形态。关键在于权力的垄断。”“破除国家权力垄断，要靠政治改革，这是一个难点。虽非易事，但又不可拖延，前苏联解体仍是历史向我们发出的警示。 破除极权主义，首先要破除对民主的恐惧。民主是一套办事程序，可限制独断专行，激励群众参与，体现以人为本，保持社会公平。”

杜润生还说：“据说中央领导层主张渐进策略，已实行了基层普选制，党政决策保持透明，关系群众利益的事项，预先举行听证会，向公众征询，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同时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避免以党代政，转变政府职能，将人权保护纳人宪法，可以指望逐步完成政治体制改革。” “问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要支付一定代价。”“关于意识形态方面，还缺乏明确的决策，需要加强舆论监督、推动，首先应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万事开头难，要先开放言论，确立舆论监督，进而建立公民社会。（《杜润生文集》下册，山西出版集团2008年7月第一版）。

杜润生提出过若干改革思想，特别是从农村角度，有更多深入阐发。现在三卷本《杜润生文集》，其实是文章讲话的很少部分，而且多是退出领导岗位之后作品。他的更多讲话，是政策文件起草过程中的内部讲话。我看过他的很多内部讲话记录，但无法系统总结，很难完整表述。现在，杜润生思想研究其实还停留在浅层次上。

看杜润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谈话，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交替之际、新世纪之后的谈话，观点是发展变化的。早期，他很有很多引经据典，很善于理论阐述。越到后来，他的思想似乎越空灵，越是超越主义，他反复强调自己“没有什么主义，有主义也是经验主义”。

一个享年102岁的老人，直到95岁还能写文章，思想有若干阶段性变化，相当正常，不难理解。从思想发展来说，杜润生不是康有为那种人，所谓“吾学三十而成，不复有变”，而更像梁启超，经常“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如果略加梳理，杜润生思想变化的脉络相当清晰，越到晚年，对改革要过“市场化”和“民主化”两关的想法，越加坚定，越加清晰。这也许就是杜润生的思想遗产。

                         （2025年11月）

来源：沽河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