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思想犀利与内心热血相融

我们的对话在书香氤氲的一角进行由他的创作开始。

01

谈个人写作我是一名书写者计划写一部“非虚构小说”

阳江日报：家乡人常称您是“学者”“诗人”，您认可这一身份吗？

林贤治：我的职业是文学编辑。如果就写作出版方面说，称“学者”“作家”也无不可，毕竟和做学问、文学创作发生关系。其实，最合适的称谓应当是“书写者”“写作者”，简单明白。

阳江日报：作为著名出版人，您长期致力于推介域外文学，倡导“五四”精神。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您曾表示编完几本集子，就不再编书了。这出于何种考虑？有新的创作计划吗？

林贤治：你说的域外文学、“五四”精神，本质上是指的“现代性”，指的自由、民主、科学、社会正义等观念。引进、传播这些观念，藉以改造鲁迅说的“国民性”，改革鲁迅说的“老社会”，正是知识分子的使命。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怀有这种使命感（而不是优越感），和人民大众一起奋斗和前进。

我说不编书，是想专注于写书，时间太少。计划是有的，写出了再说。

阳江日报：有人评价，您的写作呈现鲜明的实证性、纪实性的特点，体现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知和强烈关注。您对此是否认同？

林贤治：基本认同。虚构或非虚构写作，与所使用的文体也有关系。至今，我所写大体有三类：1、史论或文化、文学评论；2、传记；3、叙事散文或随笔。凡这些，都是缘于世事或人物命运所触发。计划中要写的小说，也是“非虚构小说”，基本框架、主要人物和故事线索都是历史性存在，有些情节和细节是虚构的。若按计划完成，当是一部“准小说”吧。

阳江日报：虽然您的观点向来鲜明，但文章总体呈现散淡的风格，您个人在阅读和写作上有什么爱好？

林贤治：我不是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自称的那种“散淡的人”，但散淡，作为一种文学风格，我也能欣赏。论性情，我容易感伤，也容易激动，情感是较为浓烈的那种。我的东西，还谈不上“风格”，努力贯彻自己的美学理想、原则和作风吧。

02

谈阅读体会多读经典，阅读永远大于写作

阳江日报：读书和写作，是您始终如一的追求。您自小克服诸多困难，阅读了大量书籍。曾经的苦难，对您理解生活和进行创作有何影响？现在阅读方式、阅读载体都有了很大改变，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林贤治：在“文革”前以及“文革”期间，我确曾经受过政治运动的伤害，尤其是家庭在“文革”中所受的冲击，创痛更深。但是，所有这些，比起中国的许许多多受迫害者家庭，恐怕还算是幸运的了。这是一整个时代的问题，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在同一个时代环境里，个体苦难并非偶然，运动过后，痛定思痛，可以促进我对苦难产生的必然性的思考。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获得这种苦痛的人生经验，单就写作来说便不无好处，除了素材的收集、主题的确立与深入之外，叙事会有一种切己感，即使从事理论与批评，也当如此。

至于说到阅读载体及方式的改变，这是客体的改变。但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说，却有着不同的适应性，包括阻拒。我还是传统的阅读方式，喜欢纸质的东西，写作也用纸和笔，真正的“爬格子”。我是慢的，甚至认为文学本身便是慢的，因此很少关心“网络文学”。

阳江日报：经典阅读是老话题了。当下一些人似乎更重视读书的实用价值。您有何评价？请给年轻作者开一份建议阅读书单。

林贤治：经典阅读的重要性无须多说。所谓经典，是经过时间检验的，文化内涵丰富，它是原创的、源头的、永远新颖独特的。你说的“实用”，大概指的是畅销书、工具书吧？图书有不同的功用，阅读有不同的需要，也不能一概视“实用”为无价值。有些经典，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无用，但是，它们能改变观念、促进思考、增进审美能力。所有这些，通过阅读，实际上在潜在改变着一个人，使人向善、向上，可以净化人的灵魂，提高人的素质。

我实在开不出书单。文学阅读方面，建议入门时先找一两本切实可靠的文学概论、文学史看看。对文学及其历史发展从源到流有了大致的了解之后，主要是阅读作品。多读经典作品有好处，“不薄今人爱古人”。我认为：读永远大于写。

03

谈诗歌创作要有大眼光、大襟怀着眼人类性、世界性

阳江日报：您曾创作过不少好诗，对于当下现代诗的创作有何评价？请给热爱现代诗歌创作的年轻人提一些建议。

林贤治：关于当代诗歌，我写过一部专著：《中国新诗五十年》。其中对“文革”前、“文革”及“文革”后的诗歌创作，包括“朦胧诗”（“今天”派）、“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的新诗创作都作了评论。我对目下新诗创作的整体评价是不高的，有成就的诗人太少，不要说世界性诗人，就算艾青、穆旦、昌耀他们也未能超越；北岛、多多前期是有成就的，但每况愈下。我以为少数一些诗人，仅在维持诗人的身份而写作，为保卫过去的荣耀而写作。当然，我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评价一样不高。所持理由，十多年前发表过两篇不长的专论，并收入已出版的集子中（编者注：两篇专论指《九十年：中国文学一瞥》《六十年文学史如何书写？》，收入林贤治著《夜听潮集》）。我是“低潮”论者，有兴趣可以看看。

至于提关于写诗的建议，我以为不是抄几条写作法则可以奏效的。大的方面说：一要关心社会，思考时代面临的问题。当今诗人多写具体的人和事，要有大眼光、大襟怀，着眼人类性、世界性。可以一粒沙看世界，但亦不妨从世界看一粒沙，气局可以不同。即使是“玄言诗”，也并未完全脱离人类性。二是多看文学史上已有定论的诗人的作品。要承认诗人和诗是分层级的，价值有不同，要看第一流的。

阳江日报：阳江古诗词爱好者众，创作氛围浓厚。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林贤治：这与有意识的提倡和大力扶持有很大关系。一个县，后来改市，同时出现两个旧体诗词刊物，这在全国是极罕见的。但我始终是新文学的拥护者。我不反对今人写旧诗，文字形式可以多元多样，但是，总得承认其中有最适宜于时代进步潮流的部分，最有生命力的部分；相对的，也就必然会有落后的部分，倒退的部分。今人写旧诗极难写好，可以数数看，一百年来的新文学家有多少写旧诗写得好的？有古典韵味的？如果失去这样一种味道，诗就不能叫“旧”体了。

一是时代不同，人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不同，风气不同，感受不同，却非要回到古代去，不是有些奇怪吗？卿卿我我，百转千回，像这种古典式恋爱，你和你的朋友有过吗？二是写旧诗得常常用典，即使不用典，语言也自成体系，不好用现代汉语转换掺和的。“狸猫换太子”不行。上世纪前半叶有的新诗人“勒马回缰写旧诗”，像郁达夫、郭沫若、闻一多等，都把写旧诗当作余事，即便写，所以也能写好，就因为“国学”根底深厚。今天热热闹闹大写旧体诗的人，恐怕涉猎“国学”的并不多。没有相当厚实的古典文学根基，旧诗是很难写好的。鲁迅说过，诗（指古体诗）到唐代已经做完。虽然话说得绝对了点，但旧诗各种形式到了唐代确实已经成熟定型，完备已极，无法再变。我看，此话虽短，其意甚深，细思当可使人清醒。三是今天许多名词、新词很难进入旧诗。比如写《诗经》、写曹操《短歌行》那样的四言诗，怎样把艾森豪威尔、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塞进去呢？遇到Al怎么办呢？这些古人想碰都碰不到啊！我认为，一个时代有与这个时代最相适应的书写方式，像鲁迅批评说的，“拉车屁股向后”，应当是没有出路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04

谈作家的社会性作品本身比作家个人的日常表现更重要

阳江日报：“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您对此是否认同？

林贤治：“文以载道”这老规矩，在“五四”时被大大冲击了一下。但我认为，它之所以遭到一代人的批判和否弃，就因为不喜欢说教，尤其是陈腐的、僵死的意识形态说教。

但是，对于一个作家和诗人来说，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主张“纯诗”，难道不也是一种“道”吗？有人反对政治对文学的“入侵”，反对作品有“思想”，反对“在场”，反对现实生活的“介入”，都是十分短视的。实际上，政治无所不在，在有的国家中，其作用尤为突出，渗透到社会的每个细胞，以致无法回避。主观上逃避政治，仿佛政治真的可以不存在，那是掩耳盗铃。许多大作家、大诗人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他们不是一样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吗？关键的是，要有一个强大的胃，可以消化一切。不妨看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例子太多。又说奥威尔、萨特，他们公开声称“为政治写作”，有多少作家的作品具备他们那样的影响力呢？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把狄金森和惠特曼并置于英语文学经典的中心。狄金森一生离群索居，一千首短诗写的是自然、生命、爱情和死亡，看起来是最不“载道”的一个，事实上，基督教信仰贯穿了她的创作一生，这就是明显的“道”。惠特曼的《草叶集》，写男人女人，写动物植物，写的也是“道”，是他的“泛神论”，是“美国精神”。所谓“文以载道”，所载之“道”，或明显，或幽隐，不可能排除它的根本性存在。

阳江日报：您似乎总是有意识地远离聚光灯，远离文学活动的中心，但又不可避免地经常成为焦点。怎么看待作家的社会性？

林贤治：我很欣赏孙犁说的“文人宜散不宜聚”，当然他这主张还有一个适应政治环境的问题在里面。写作毕竟是个人的事。作家的社会性，是由自身固有的社会关系，以及作品中的人物、事件等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共同构成的。作家是写作的动物，所以作品本身，我以为甚至比个人的日常表现更重要。在作品那里，往往无形中暴露出作者平时力图掩饰的方面，他潜意识里的东西。

我们的作协制度是从苏联的“拉普”和苏联作协那里来的，带有意识形态性，组织也较严密，不像西方那种纯行业性质。对于作协制度的看法，我在文章中几次说到过，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的《中国散文五十年》中第一章“根”的部分。

阳江日报：文学就是人学，许多前辈都倡导“我笔写我心”。对于家乡作家群体的写作，有何建议？

林贤治：说“文学是人学”，说“我手写我心”，都是出自别人，前者是高尔基（实际上这种主张也并非始于他本人），后者是黄遵宪。我并没有倡导什么“我笔写我心”。不过，写作第一是真诚，所以说“写心”也并不错。

对于家乡的写作者，我没有什么好特别建议的。文学有一个“公分母”，共同的观念、规律和要求，需要所有的写作者了解和适应，创新也只能在这一基础上创新。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没有特例，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所以，老是强调“地方”未必有好处。

阳江日报：近年来，您把更多目光投向家乡，《故园》里许多文章展示了乡土情怀，这是否意味着您精神和身体的主动“回归”？对于乡土作家群体当下的创作，您总体上有怎样的观察和评价？

林贤治：“乡土”对我来说，不能说“回归”。故乡是我文学写作的始发地，其实几十年来，即便身在大都市，我仍然生活在那里。虽然有相当长的时间写的是思想文化评论或随笔，似乎与乡村无涉，而其中的立场、思想和情感倾向，是与我的乡村生活经验密切关联的。《故园》，只是以一种叙事的形式出现而已。

中国近今的乡土文学，我是不满意的。一是存在一个真实性问题，二是缺乏思想深度和情感深度。中国没有哈代，没有莱蒙特，没有鲁尔福，缺乏那种大和深。

05

谈鲁迅研究是“圣山”更是矿山期待更深入的开采

阳江日报：您曾说过“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当下研究鲁迅的意义在哪里？鲁迅被研究透彻了吗？

林贤治：我在《鲁迅的最后十年》引言中说过“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是指鲁迅思想及其著作的现实意义。他的东西，永远是立足于批判的。而社会，也确实只有在批判和不断变革中才能走向进步。

鲁迅是一座“圣山”，它让我们崇仰；更是一座矿山，蕴藏的富矿期待我们有更深入的开采。100年来，发掘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前不久，我曾跟朋友说过，像鲁迅的政治哲学，就没有人很好地梳理和总结。

 

阳江日报：如何看待报纸副刊的价值？当下怎么办好报纸副刊？

林贤治：我没有办过报纸副刊，做食客说做厨工的门道很难。在新闻史或文学史上，有些有影响的副刊，像《晨报》副刊、《申报》副刊、《大公报》副刊等，我以为可以借鉴成功的经验。《阳江日报》文艺副刊很受报社重视，这很难得。这些年来，其中也走出了一批优秀的作者，产生了不少好作品，在地方有很大影响。望有阔大的眼光，走出地方，发现和培养更多的人才，特别是能给“小人物”尽量多一些发表作品的机会！种子不是一下子能够长成大树的，优秀的种子，仍然期待优秀的园丁。

 

来源： 阳江日报（记者/黄仁兴 梁小可 张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