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少：康生现象：历史上极“左”文化的“活标本”

何谓“康生现象”？广义上是指关于康生生平事迹及其特定问题的总体表现，即康生在中国20世纪近半个世纪（1930年代后期至1975年年底）历史的角色、在中共差不多同一时期历史的职能以及康生本人与上述这两个密不可分的历史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性的文化现象。毫无疑问，“康生现象”不仅仅限于康生一人，而是一个具有多种趋向的、跨时空的和交互性的现象，至少，这一现象折射出中国现代史的某种走势，展现出中共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特殊取向。

探索和把握“康生现象”不能停留于中国的时空界域，还应从“大历史观”来进行。

一方面，在世界政治史及政党史上，尤其是在一百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共产党历史中，以某种特殊人物所命名的、所代表的特定形象层出不穷，由这类人物所表现的独到角色和所实施的独特职能屡见不鲜。这种“人物现象”构成了他们各自所置身于其中历史的诸多方面，甚至成为某一时期或某一领域不可或缺的象征、符号、典型或“化身”。

例如，在苏联历史上，就有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到“斯大林现象”、“托洛茨基现象”、“布哈林现象”、“赫鲁晓夫现象”、“勃列日涅夫现象”等，中有“莫洛托夫现象”、“基洛夫现象”、“高尔基现象”、“法捷耶夫现象”、“李森科现象”等，小至“肖洛霍夫现象”、“德波林现象”、“米丁现象”、“斯达汉诺夫现象”、“帕夫利克现象”等。显然，由于中共与苏联的渊源关系，人们也会自然想象出或界定出可与苏联上述现象一一对应并为中国所特有的诸多人物现象。那么，“康生现象”是否等于“捷尔任斯基现象”+“亚戈达现象”+“叶若夫现象”+“贝利亚现象”+“日丹诺夫现象”+“苏斯洛夫现象”+“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二人先后主管过苏联共产党国际联络事务）综合现象”……呢？或是等于苏联这些人物现象及其因素简单相加的总和呢？由此可见，结合苏联历史以及苏联共产党的演变来反思和研究“康生现象”，至关重要。因而，“康生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也不是只有在中国现代政治土壤和政党文化氛围中才能滋生出来、蔓延开来的。毋庸置疑，“康生现象”包含了20世纪中期世界性的某种政党文化的“基因”。

另一方面，无论人们对于“康生现象”持有什么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态度和评价，这一现象都是中共历史上所必然发生的，也是中共文化中所持续存在的。用中共政治划分“左”与“右”的话语来说，“康生现象”是历史上极“左”文化的一块不可多得的“活标本”。

虽然康生一生的经历主要分为四个时期：早期共产党人时期、苏联及共产国际时期、延安时期、文革时期，但是“康生现象”真正形成并“大显身手”的时期就是延安时期和文革时期。

“康生现象”具体出现于延安时期的“整风及抢救运动”。为了争取在国共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了确立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实现并完成全党的思想、意志和步伐的统一，中共就必须进行全党的政治整治、组织整治、思想整治和作风整治。“整风运动”由此而来，“抢救运动”随之而生。康生在中共高层政治上的崛起以及“康生现象”的由来恰恰就在这个历史的节点。

康生在中共历史上的一种特殊政治“秉性”在于：尽管他多年在莫斯科经受过苏联文化及共产国际政治的熏陶，但是在归国之后，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革命实践之中。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康生本人绝不同于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造访过苏联的中共干部，这些干部大多沉湎于“苏联模式”的、在中共党内曾被称之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康生很快就信奉了曾被讥讽为“山沟里的、农民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另外关键一点，康生不可能像王明那样曾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和地位，他口服心服地接受毛泽东的领导。正是康生的特殊经历和特殊表现，他被毛泽东委以特殊的重任，即分派他主管中共党的政治保卫工作以及情报工作。毛泽东对康生的态度还体现在1944年1月回复季米特洛夫的来电，毛泽东否定了这位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对康生的指责，称“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这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何在此之前“知人善任”地委派康生具体领导“抢救运动”。

此时康生政治上还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曾浸淫于苏联政治，对于亲历过的“肃反运动”经验和做法，耳熟能详。这就有可能使他把这些经验和做法运用于党内，并且有可能还沿袭或选取中共党内以往斗争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不遗余力地从事“整风”特别是“抢救运动”。关于这两场运动（实质上为时间上有先后的同一种性质的运动）的众多方面，有关的著述、相关的文献以及亲历者的回忆，林林总总，形形色色，歧义纷杂，争议深远。

这里，我只强调两点：

一是在实践意义上，这两场运动为中共从1942年的延安走向1949年的北京，即夺取全国胜利，铺平了政治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如何看待这两场运动对于党内生活而言的某种“代价”，这更多地是随着历史的延展和中共的演变而愈益明确。

二是康生在这两场运动的独到角色和独特职能可以说超出了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这就不难理解一些亲历者和评述者后来为何把“抢救运动”的种种不幸简单地归罪于康生本人，甚至把“抢救运动”的所有恶果几乎等同于康生的所作所为。也正是经由“抢救运动”，以康生名字命名的“康生现象”最初是指延安时期中共自身的一种整肃文化。这种整肃文化旨在对中共党内绝大多数干部、党员以及众多的同情者或“同路人”（如青年学生）进行严酷审查、思想高度整合甚至作风强求一律的斗争。

延安时期“康生现象”的主要特点：一是斗争范围的“扩大化”，实施“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立案；二是采取“上纲上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实施“令人发指”的手段；三是实行“群众路线”（开大会，造声势）、“群众办案”（疲劳战术，日夜攻心）、“群众运动”（假招供，走过场，大批判）的方式；四是斗争的重点对象是加入革命队伍的文人、学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五是造成干部、党员和群众相互间普遍的告密、检举、揭发和攻讦，以此带来人际关系的普遍失和、失信；六是“领导重视，首长挂帅”，群策群力，突击办案；七是以文章和观点来治罪，甚至以家庭出身、个人成分、学历等来治罪；八是无视事实，罔顾证据，臆想通向惩治，猜测带来断案；等等。

延安时期“康生现象”造成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党内出现了组织化的、周期性的自我整治模式及其手段；二是党内产生了“契卡主义”即“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的倾向、“定力”和“惯性”；三是党内蔓延出自相虐待、自相残害的局面和结果。所有这些都给党的整个肌体注入了不可小觑的因素。

延安时期“康生现象”遗留下来许多问题，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由当时在延安负责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蒋南翔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来的，他在1945年3月写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两万余字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中对于康生主管的“抢救运动”作出了“判定”：“这种已在屡次实际斗争中证明是有害的斗争方式，我们实已到了应该给它作出否定的结论的时候了”。

我对这一“意见书”作了进一步的解读：蒋南翔颇有前瞻意识，他当时似乎敏锐地意识到：开展“整风运动”，尤其是进行“抢救运动”，这是暂时可行的，并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但是，如果有一天，打得天下，会不会或者能不能把“整风运动”的经验和“抢救运动”的模式推向全国全民全社会呢？由于这一“意见书”，蒋南翔受到了刘少奇等人的严厉批评和党内“处分”。1988年5月去世之前，蒋南翔要求公开发表这一“意见书”。

其实，延安时期的“康生现象”在1949年之后并没有消失甚至还埋下了“伏笔”。这里，暂不提及蒋南翔文革时饱受的凌辱，就说当年否定过蒋南翔这一“意见书”的刘少奇，那时绝不会意料到他本人后来有比“抢救运动”受害者更加悲惨的遭遇和结局！

如何评价延安时期的“康生现象”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话题。这里，仅仅借用一个有关记述：通过来自在延安和重庆的苏联人员的渠道，1943年11月，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电文中提到“不要相信康生，因为康生所实行的清除党内敌对分子的办法正在帮助敌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为国民党效劳。”尽管此时共产国际解散不久，但是季米特洛夫以及在他身后的某些苏联人士给予康生主管的“抢救运动”如此的“定论”，真乃空谷足音！

“康生现象”泛滥于文革时期。仅有延安时期的“康生现象”，还不是历史上全盘的“康生现象”。在延安时期的和文革时期的“康生现象”之间，后者不只是前者的一般延续，更是使前者无以复加地走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文革时期的“康生现象”不仅延续和扩大了前面所述的延安时期“康生现象”的那些特点、结果和问题，并且促使所有这些方面登峰造极，恶性泛化，而且它还集中地表现在文革时期的“专案文化”与“专政文化”。

人们对于文革时期的“专案文化”以及康生在这一方面的作用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专案文化”在实施于对中共各级干部的迫害上聚集了“康生现象”的传统本性和转换特色。康生本人类似于这一文化的“领班”或“领军”人物，因为文革时期还没有哪一位领导核心层的人物像他这样直接主管或间接负责那么多的“大案”、“要案”甚至“个案”。

这种“专案文化”源于文革的性质、特点和目标，因为文革初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整当权派”，即整治中共党和国家各级干部，也如同林彪1966年12月6日所说的：文革是一场“批判干部的运动”，是“对于干部进行一次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文革对于整个干部队伍的冲击和整治无以复加地超过任何其他任何一场运动。

文革初期，党的第二号领导人以下的所有干部都有或被打倒、或被“炮打”、或被“火烧”、或被迫害致死的可能。据统计，文革时期，中共约有75%的省、部级干部、90%多的地（市）县、局（厅）处级干部受到打击和迫害。对于干部们实施“专案文化”的理由，因势而异，因时不同：从党内分歧、矛盾和斗争到个人交往、私人恩怨、利害冲突，从以往山头势力、过去人脉关系到派别现状、个人升迁沉浮，从被敌人逮捕、坐牢和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可疑”经历到个人在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和记录，等等，都有可能转变为敌我生死的较量。我清楚地记得，少年时旁听长辈们的一次谈话，一位老干部感慨道：文革就是干部人际关系的彼此“报复”。从“报复”到“专案”，近在咫尺。的确，文革称得上是一场迫害干部的运动。

康生对于“专案文化”的直接作用还表现在对中共中央高层专案工作的具体指导和大力推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亲历者很多年前告知我：大约1968年下半年至1970年初期间，康生等经常召集当时的中共中央专案组“一办”、“二办”和“三办”的众多工作人员讲话，介绍经验，传授方法，给予帮助。这些活动大都是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进行，时间大多安排在深夜至清晨。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指出：“据现有确凿的材料统计，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诬蔑和迫害的干部竟达839人（包括曹轶欧点名诬陷的122人）；在康生亲自审定的报告上点名诬陷的有247人。被点名的839人中，有中央副部长、地方副省长、部队大军区级以上的领导干部360多人，其余的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82人。致残致病的，则无法统计。”在一部迫害中共干部的历史上，康生算是创下了记录。

文革的“专案文化”走向极端就是文革的“专政文化”。这两种文化在实际中是形影相随或者互为表里的。当然，无论是文革的“专案文化”还是“专政文化”，虽然康生本人以及“康生现象”不是唯一的、根本的决定因素，但是从1960年代初康生再次政治崛起，到文革爆发之际“康生现象”类似余灰复燃，再到1970年11月康生全权主管中共中央党务、宣传、组织、对外联络、党校事务及工青妇群众团体等工作，康生的权力和地位都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端，他与这两种文化的兴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文革时期主要表现出大致上不同于历史的十个特点：一是把一切矛盾和斗争从根本上归于阶级斗争的生死存亡的对立和冲突；二是在执政时期依然应用或实施以革命的方式、战争年代的经验和准军事化的手段治理国家和社会直至党本身；三是斗争绝对扩大化到了社会所有成员个人或相应参与、或被迫置身其中的整肃和整治；四是高度注重对于意识形态领域以及文学艺术界、教育界、学术界和知识分子的管治；五是对于各级干部进行总体“清洗”与局部“复位”的转换；六是从群众运动到运动群众、由群众专政到专政群众的鼓动和实施；七是致使公、检、法部门或机构的职能的全面蜕化甚至时有瘫痪；八是对于从社会活动各个领域到私人个体生存领域的全盘控制；九是伴随党、国家和社会的名为“继续革命”而实为革命的自我革命的震荡；十是具有从内心恐惧到日常生活恐怖的“全面专政”的效应。简言之，这种“专政文化”的特定“映衬”来自文革时期的“康生现象”。

无论文革时期“专案文化”的普及以及专案组实例的泛滥无度，还是“专政文化”的盛行以及“全面专政”的无法无天，它们不仅给那时的各行各业各界带来了罄竹难书的灾祸和牺牲，而且最终也致使整个文革走入了自残、自噬的不归之路。在此意义上，“康生现象”完全是一种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现象。

今天，在康生去世四十多年之后，不禁发问：“康生现象”还会不会在中国重新出现或变相运作呢？

 

来源：思想操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