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一甲子的重访
【编者：】今天是女革命家曾志（1911年4月4日—1998年6月21日）诞辰115周年，特以此文表达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缅怀！
2026年4月4日
前 言
丘屋，粤北一个小小的、曾经极度贫困的山村一隅，不仅是母亲在文革中避难的港湾，也是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地方。随着中国大地的旧貌换新颜，丘屋也变了模样，母亲那时的房东和乡亲们热情地邀请我回去看看。酝酿几年后，我终于带着儿子和孙子，一同重返丘屋。
母亲下放途中得到父亲死讯
说到丘屋，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1969年的12月。
由于“一号战备令”，所有在北京被囚禁或者看押的革命老同志全部被疏散到外地。尽管父亲已气息奄奄，仍被遣送去合肥。父亲与母亲诀别后，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向汽车，在合肥度过了他生命最后的四十三天。
不随父亲去合肥，选择与女儿相聚，这是父母在短短三天内做出的艰难决定。告别父亲后，母亲便搬出了中南海，住进中直招待所，她请求组织让多年不见的儿子和女儿能来京相聚。短暂的亲人相会给幽幽暗夜点亮了一抹暖光。但分别仍是常态，很快春华哥哥回了东北，我要返回高原，而母亲要去遥远的粤北。母亲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一二六师，她将在部队的监督下，在那儿的农村生活和劳动。幸运的是，我获准可以先送母亲去往驻地。
我们在广州中转时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母亲在自传里回忆道“广州军区来人，通知我：陶铸已于十一月三十日在合肥病故。虽然对陶铸之死我有心理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降临时，我内心依然在抗拒，疼痛如万箭穿心。我咬紧牙关，强忍悲痛，没让自己流下一滴泪来。”与母亲的镇定和坚强相反，我冲进厕所，任泪水倾盆。
母亲冰刀淋头，内心极为痛楚，但又不能有丝毫的显露，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即便如她这样的老革命，也是难以承受的。我对母亲的状态以及今后生活之艰难感到无比忧心。儿子小亮刚满一岁，正是可爱至极的年纪，于是我暗下决心，让儿子陪母亲去度过这段煎熬的岁月。我假借“黑帮的孩子无人愿照管”为托词，说服了母亲来照料小亮。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英明的决断之一。
1969年12月19日，一辆军用吉普车拉着我和母亲、小亮和他爸，从广州驰向粤北翁源县。路越走越窄，地势越走越高，公路越走越弯曲颠簸，人烟越走越稀少，一直到下午五点多才到达一二六师的驻地渔溪村，足足走了九个小时。当晚暂在师部招待所住下。
师保卫科长为母亲在村里寻到一处住房，这是一座客家土楼式的建筑，不同于福建客家土楼，它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屋子，据说已有两百年历史。围子里住着九户人家，因为都姓丘，所以叫“丘屋”。
丘屋抚慰了母亲的伤痛
我第二天就去收拾打扫房子。虽说房东已经把最好的房子腾给了母亲，但那房子的破旧依然超出我的想象。像所有的土楼一样，各户门朝里开，共用一个大门和天井，天井里又脏又乱，周围是荒野和田地。母亲的房子破旧不说，还非常的阴暗潮湿，只有一个高高在上并装有木栏的狭长小窗户。最吓人的是南方蚊虫多，头上悬着蜘蛛网，地上跑着老鼠。粤北的冬天寒彻骨髓，我的心也揪成一团，这么偏僻又贫穷的小山村，母亲和小亮今后将如何生存？
母亲却泰然处之，她毕竟是从血雨腥风中走过来的革命者，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使她与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曾说：共产党与老百姓就是水乳交融的关系，离开了老百姓，共产党人一天也生存不了。所以在丘屋，她就像鱼儿回到了水里一样的自在。
在丘屋的近三年，母亲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受到部队的监管，但她不觉苦累，也无怨气，她感恩丘屋人抚慰了她内心的伤痛。她在自传中写道“插队劳动虽然很艰苦，但我与当地群众和气相处，过着一种与先前截然不同的生活，使我获得了不少的安慰。内心也平静了。”
母亲是隐姓埋名住在丘屋的，善良淳朴的丘屋人，无论老少都叫她“老阿婆”。他们不知道也不打听母亲的过往，出于朴素的本能，他们相信这个老太太绝不是坏人，所以一直尊重、体恤和保护着母亲，尽其所能地照顾她。
乡亲们一年四季都吃清汤寡水的稀饭，但他们总是把锅底的一点米粒盛给母亲，劳动时从不让她干重活，拔红薯秧时给她找来手套，晚上则聚在母亲的房子里逗小亮玩。外出时，房东的二女儿美玉总是替母亲背着小亮。每家若是偶尔做了一点什么新鲜的食物，都会送给母亲品尝。师保卫科长时不时来询问母亲“改造的情况”，乡亲们总是为母亲说好话。
母亲眼中丘屋人的艰难生活
母亲在丘屋生活劳动了将近三年，精神上是愉悦的，生活上也不觉得比在战争年代更苦。但丘屋人触目惊心的艰难状况，她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让她这个老共产党员于心何忍？在母亲的自传中，丘屋是相当有分量的一章，其中她用很长的篇幅描写了丘屋人在荒诞岁月里的真实日常生活。
“那时农村实行军管，军管战士掌管一切，小小的丘屋，竟派了四个刚参军的战士来管农业生产。但战士们什么都不懂，只凭上级指挥办事。”
当时政策“极左”，全国都要“以粮为纲”，不管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千差万别，一律只许种粮食。丘屋地处岭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农民却无法靠山吃饭，连砍竹子挖竹笋都不允许，一旦发现就被没收，甚至被惩处。副业更是不许搞，连屋前屋后种点菜都不允许。更荒唐的是，军管战士把犁田、播种、收割的时间都规定得死死的，完全不循农业生产的规律办事，弄得农村萧条，农民怨愤。
母亲用生动而满含同情的文字写道“这里的农民们实在太穷太苦了，全村人一日三餐都吃稀粥。就拿我与房东全家共六口人来说，每顿量约七两米的一竹筒米煮一大锅粥，但不见米粒，只是米汤。还要舀一勺喂狗，舀几勺汤拌粗粮喂鸡鸭， 还要舀一点拌猪食，剩下的就只是不多的饭渣子了。每年缺粮三个月，到了四五六月份青黄不接时，人也越来越瘦。大部分人饿得皮包骨，胃部陷下一个洞，似乎可以放进去一个小酒杯。饿得实在发昏，农民们就去河边捡部队洗菜时扔在溪水里的烂菜叶、老蒜皮和菜根……”
“我过去打游击时也挨过饿，但最多两三天时间，而到丘屋，则是成年累月地饿着。那时我觉得若能吃到干饭，不要任何菜，都比在城里吃摆满山珍海味的宴席香甜得多。”母亲与丘屋百姓一样，整整饿了三年。1972年母亲离开了丘屋，而丘屋人挨饿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改革开放以后。
粤北山区冬天相当寒冷，寒流袭来，气温可达零度上下，但丘屋全村人都没有棉衣。妇女和孩子，终年赤脚，穿着破烂单薄的衣服抵御寒冬。有一次母亲突然做个决定，她把小亮的棉衣棉裤都脱了，“既然丘屋的孩子能赤脚单衣过冬，我家小孩为什么不可以？”结果当晚小亮就发起了40度高烧。
小亮成为全村人的宠宝宝
初到丘屋，小亮才一岁两个月，走路摇摇摆摆，说话咿咿呀呀，正是一个小男孩最可爱的时候。他古灵精怪，调皮活泼，怪样百出。他会说自己长得是“大奔儿头，八字眼儿，爆花耳朵，鲶鱼嘴。”小亮虽然算不上是一个漂亮男孩，但在丘屋这样的环境中，他显得格外白净，而且说话很早，也很聪明，自然成了丘屋人见人爱的小可爱。每天晚上是小亮最兴奋的时候，因为总会有六七个人挤到母亲的房间逗他玩。这时他就开始人来疯，把床当舞台，打把式、扮丑样、挤眉弄眼儿，学电影中的日本鬼子说话，总之做各种滑稽表演，把大伙逗得哈哈笑，总要搞到九点以后大家才肯散去。小亮不仅仅陪伴姥姥艰难度日，还带给丘屋快乐，小小的他，大大超出我的期待值。现在想，小亮没准儿真是一个被埋没的喜剧演员呢！
母亲是一位职业革命女性，从来不把家庭和孩子放在重要地位，也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所以一个如此淘气的小亮常常让她手足无措。幸而全村的人都喜欢小亮，常常帮助她带孩子。她需要像普通妇女一样，慢慢学习如何带孩子，这放在以前，对于母亲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她一边劳动一边带孩子，根本没工夫想别的事情，反而让她暂时摆脱了失去丈夫和远离儿女的痛苦。
日子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小亮已经陪母亲在丘屋度过了一年多。这一年中他可没少遭罪，不断地发烧生病，还在火盆烫伤了小手，伤口感染结了疤，差点残废。小亮在丘屋也吃不到什么东西，母亲买了一个农村妇女背孩子那样的布兜兜，背着他走十五里山路，到镇上的市集买些比核桃大不了多少的苹果给孩子解馋。小亮一年多下来体重没增加多少，母亲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会影响孩子的发育，所以决定把小亮送回北京。
她千辛万苦地把小亮带到北京，小亮的爸爸拜托同事的母亲带娃。安顿好了小亮后，母亲不能多待，急急忙忙就要往回赶。那个时候是可以买月台票上站台的，母亲不敢买卧铺，她站在硬座车厢连接处向我们告别，站台上小亮大哭起来，我看见母亲转过身，瘦削的双肩剧烈地抖动起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她哭！刚强的母亲，与父亲诀别时没哭，收到父亲去世通知时也没哭，但此刻她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可见她对小亮感情之深。当然也绝不仅仅为小亮，那是她积蓄很久的悲痛的一次总爆发。母亲又要回到遥远偏僻又贫困的小村庄独自生活，再也没有小亮的陪伴，没有小亮的笑声，她将会多么的孤独寂寞？车开了，母亲离我们越来越远，我的心像被她牵走了一样，失魂落魄地伫立在站台上。几天后，我也不得不告别小亮，回到大西北。我万般忧伤，因为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母亲和儿子？
母亲挥泪告别丘屋
时间来到1972年2月份，母亲接到中央的通知，安排她去陕西临潼干休所居住，同时把我从甘肃临夏解放军第七医院调到了临潼二十六医院工作。
近三年来与丘屋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母亲早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时难以割舍。她在自己的自传里写道：“虽说丘屋是南国一个穷困落后的村庄，可是我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后，深感世代生活在这个偏远角落的人有许多美德。穷苦并没有湮没他们善良的品质。他们那种美好的、朴素的情操，我至今历历在目，对这个村庄充满无限的留恋之情。”
分别的那一天，全村男女老少都来相送，大家泪流满面，依依不舍。告别的人群中，唯独少了房东的大儿子。当母亲找到他时，他正躲在门背后哭泣，感动得母亲也是老泪纵横。
1973年，我们全家终于回到北京，有了一个真正的家。母亲邀请房东带着女儿和侄女来北京小住，侄女娴玉便留下来陪伴母亲，一陪就是数年。娴玉后来去了深圳工作，嫁夫生子，安家落户，不久前从体制内退休，现在是过着悠闲的幸福生活。
进入新世纪后，丘屋人的生活逐步改善，由于居民们后来都住上了新房子，人去楼空，县上想拆掉丘屋这栋破房子，但丘屋人不答应，他们说这是老阿婆的旧居，有革命纪念意义，不能拆。在丘屋人的保护下，这所土围子至今还保留在那里。他们一直盼望我们能回去看看，特别是天启（那个躲在门后哭的男孩），专程来看我，诚挚地邀请我们去感受下丘屋的巨变。
我和娴玉一直做着回去的规划，先是被疫情给耽误了，后来又是身体不争气，直到把天启也给耗死了，我也85岁了，娴玉也退休了，这才觉得再不行动就没机会了。于是今年元月底，小亮带着他的妻儿由北京南下，娴玉带着她的儿孙由深圳北上，我们在广州团聚。时隔差不多一甲子，我们终于要踏上去丘屋之路！
丘屋换了人间
世事真是变了！当年房东大女儿美玉陪妈妈翻山越岭，徒步六十里到韶关后才能搭上火车。而如今，美玉的儿子刘东华开着两辆大豪车，专程由韶关来广州接我们。
从广州去翁源的一路上，东华边驾车边聊他外婆与母亲之间质朴又深厚的感情，以及母亲与丘屋人平凡又感人的故事。离开高速后，感到两边的景色似曾相识，六十年前我也曾从这条路走过，带着痛失父亲的哀痛，以及对母亲未来的担忧，心情黯淡到极点。而如今重走这条路，心情却完全不一样，仿佛眼前的山川层林都染上了明晃晃的色彩。
只三个小时就到了渔溪村，一二六师早已不复存在，那些军营已变得破败不堪。车子一拐进了村，老天！这哪里还有以前穷苦山村的一点儿痕迹？家家住的都是两层带阁楼的洋楼，都有一个大院子，辟出一块搭上凉棚，做户外休闲用，门前停着一辆或几辆车。这变化真是让我惊讶，恍如隔世！
在天启家落车，虽然他已过世，但他是胡阿婆的长子，是当年房东的传承，我们等于又回到老房东家。
已有百来号人在等，大多是年轻人和中年人，还有一些小孩，但不见老人。年轻人很时尚，穿着与城市无二致。娴玉说，这些年轻人都在大城市打拼，是专门为我们而回来的。母亲曾说丘屋人素质很高，这次亲身体会到了。丘屋对我的欢迎真诚又含蓄，他们没有围上来握手拍照，吃饭时也没有过来敬酒，只是远远地跟随我，带着淳朴的微笑，这让我感到很是放松。
与村里人在院子里同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县委高书记也赶来了。看得出，这位任职十年的老书记对翁源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吃完饭，一大群人陪着我去此行的目的地——丘屋。由于早已没有人居住，比起漂亮的新村来，这儿显得格外破旧凋敝。但丘屋人却完好地保留了母亲曾经居住过的房子，确实还是在我脑海中翻腾过千百次的样子：泥夯的地面干干净净，高高的冷窗，窄窄的木门，门前墙壁上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渔溪丘屋曾志居住旧址”，另一块是母亲的相片以及生平简介。想到时隔六十年后我还能回到这个房间，并且带着小亮，一个已近耳顺之年的大老爷们，真有种穿越感。如果母亲能重返丘屋，看到她惦记并感恩于怀的乡亲们如今的幸福生活，该是怎样的欣喜啊！
回广州后，收到美玉的微信，读罢，一种浪漫的美好油然而生，就用它来做结尾吧！
“正当大伙儿一起陪同午餐之时，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宴席上突然飞来一只花蝴蝶，在上空翩翩飞舞，与亲人小孩们嬉戏玩耍，饭后仍在其间飞来飞去，似乎依依不舍。见此情景，大伙儿颇有感慨，觉得这似乎就是尊敬的老阿婆，随家人一起看望丘屋的乡亲们来了！自从她离开丘屋后，老阿婆心里就一直挂念着这里的乡亲，曾多次通过各种方式转达对大家的关怀问候。这比山还高，比水还深的鱼水之情，丘屋的乡亲们怎能轻易忘怀呢！”
2026年元月，广州
来源：天道和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