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民：吴祖光和我 ——写在吴老逝世23周年之际

“词场玉茗古今师，继起阳春更在斯。”这首称颂古代戏剧家泰斗汤显祖的诗句用来纪念吴祖光先生，也许并不为过。

我称吴祖光先生吴老，他直呼我名新民，我们从第一次电话“见面”开始就如此相互称呼。我们的忘年交始于1985年，吴老与我先父的年龄相仿。

今年4月9日是吴祖光先生离世23周年的纪念日。多年来就想写写我与吴老的交往，写写我所知道的吴祖光。尽管媒体无数次报道过吴祖光，不少人写过吴祖光，我想还是应该写写别人没有写过，别人不知道的吴祖光，写写他在那个“特殊”时期的一些遭遇和一段心路历程。几次提笔，断断续续，如今有了“使命感’，不能再拖下去了。

1988年春我从芝加哥回到北京休假。那天我去位于朝阳区东大桥一栋东西朝向普通的宿舍楼吴老的家看望他，他住在四层楼，没有电梯。几年前第一次去他家时，亲眼目睹了去医院看病回来的新凤霞坐在轮椅上，由司机和单位的工作人员两个人抬着爬楼送回家，两人累得气喘吁吁的，新凤霞脸上露出心疼和无奈的表情，一抬到达四楼，新凤霞连说“谢谢”！这一幕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

记得读过新凤霞的文章，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也是吴祖光从香港回到北京后不久，他们买下并住在位于东城区的一个四合院。两个老人怎么就从平地的四合院搬到了没有电梯的楼房了呢？我当时没敢多问，知道吴老被打成过“右派”和经过文革的人，也能猜出八分。我是后来看到了新凤霞口述历史，才知道老两口是如何一步一步被人“分享”侵占了房产并被逐出家门的。

那天，吴祖光高兴地把我迎进屋里，我们先进了书房，我向在那里写字作画的新凤霞问候，然后我们便把自己关进了另外一间屋聊了起来。吴老问我在芝加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聊起了吴老推荐我认识的聂华苓和李欧梵等著名作家学者的近况。不知不觉聊了两个多小时，我起身告辞。

向新凤霞辞别后，吴老说他也下楼走走顺便送送我，我们一起走出房还没带上门，后边飘来一句带着评剧味的京腔：“你出门管住嘴巴，少给我添麻烦！”吴老和我对视了一下，给我使了使眼色，做了个“鬼脸”，像个淘气的孩童，我们俩一溜烟便下了楼。

听到新凤霞的这句话，当时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看着身边一个活了大半辈子年已古稀的名人，还要为说话约束自己，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环境啊！？那正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文革”结束后又开始搞“去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时期。

之前，三年前的1985年春末，部里通知我在7、8月份陪同吴祖光和北京京剧院副院长周仲春一起，率领北京京剧院的《三打陶三春》剧组访问欧洲，重点是参加伦敦的“莎士比亚国际艺术节”。当年我在部里负责中英两国的文化交流工作，这是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文化交流协议》的一个官方交流项目。

那是一个在改革开放初期，从文革困境中刚刚走出来，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交流活动方兴未艾的年代。文革后恢复了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这个部级机构（简称“对外文委”），原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出任对外文委主任，原来并入了外交部的对外文化司独立了出来，重启对外文委的工作。不久之后对外文委与文化部合并，黄镇任部长，接着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接任黄镇任文化部部长。文化部承担起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归口管理和驻外使领馆文化处外交官的派遣。

我接到陪同吴祖光和他的剧作访问英国的任务，正是朱穆之部长刚刚访问英国回来，他在英国刚刚签订了新的中英两国政府间的“大文化”交流协议，而这个文件是我参与起草和准备的。那时的“对外文委”和后来的“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负责国务院的整个除了外交、经济商务和军事之外的所有的对外交流的“归口管理”工作，协调包括文化、艺术、教育、出版、科技、体育、影视、旅游、宗教等等的对外交流的协议签订和执行的监督。随着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发展，在我离开以后的90年代开始，这个“归口管理”的职能自然也就逐渐式微了。

接过这次出访的任务批件和卷宗，我阅读了有关材料，觉得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有许多不明确的事情，京剧出访还挺麻烦的。光《三打陶三春》剧情简介，我看了都懵。“陶三春”是谁？谁打陶三春？“三打”是怎么个打法，像“三打白骨精”一样个打法吗？吴祖光为什么写这个戏？……，一连串问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之前我对京剧没有兴趣，更没有看过这出戏，年轻时看的都是京剧现代戏样板剧，文革后恢复演出古装传统京剧，我对京剧不入门。想了想，还是直接找吴祖光吧。

说到吴祖光，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而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他和夫人新凤霞的名字可是响当当的，是家喻户晓的名人。我读过许多关于吴祖光的故事，对这个曾经被周总理称过“神童”的作家，有几件事情特别让我对先生崇敬。

其中一件是，恐怕到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晓。我们熟知的，从青年时就喜欢背诵的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是吴祖光在1945年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率先发表在他时任编辑的《新民报晚刊》上，进而得以广泛传播的。据说当年在国统区即陪都的重庆，吴祖光从朋友处得到了这首词，被词中“气势恢宏”的意境所震撼，不顾当时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言论和报刊管控，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并写了“按语”云： “毛润之氏能诗词似尠有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此举在山城引起了轰动，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毛泽东的关注和巨大的社会反响。吴祖光发表毛泽东的这首词，显示了他的胆量，不惧当时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个故事让我对先生肃然起敬！

于是，我拨通了中国文联国际部的电话，对方把电话转到了中国剧协，那时吴祖光是中国剧协的副主席。剧协办公室接电话的人说，吴祖光虽然兼任副主席，但是不坐班，给了我吴祖光家的电话。

电话打到吴祖光家，接电话的正是他本人。我没有想到吴祖光说话的声音显得很洪亮很年轻。尽管早就读过许多关于吴祖光的文章和报道，和他对上话还是第一次。我做了自我介绍后，他显得很高兴，没说几句我就感到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聊起来无拘无束。很快我们就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通电话。

当听到我说即将陪同他出访，他很高兴。我说要为英国方面提供关于他和《三打陶三春》（创作于1962年）剧情的英文介绍，我没有看过这出戏，又是京剧，翻译有困难时，他说他的一位澳大利亚朋友翻译了《三打陶三春》全剧的剧本，可以提供给我参考，我喜出望外。他说这位澳大利亚朋友叫白杰明，我马上问“他是不是曾经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过”？吴老说是。

有共同认识的人，就多了一个共同的话题。白杰明曾经在1970年代中期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中文，我在上海外语学院学英文，我们在上海的友谊商店相识，他常去那里买东西，我则在那里“开门办学”，每次见面都聊得甚欢，他练中文，我练英文，各取所需。后来白杰明成为了澳大利亚著名的“中国通”和“汉学家”。看到白杰明翻译的英文《三打陶三春》剧本，翻译得非常好，令我佩服，对我的出访准备工作帮了大忙。同时我也感到吴祖光结识的人很多，交友甚广，这在后来与吴祖光的交往中得到更多的证实。

出访工作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初夏的一天我去拜访了吴祖光，我似乎有问不完的问题。自然，我们的谈话大都围绕即将出访伦敦和他的剧作展开。越聊，我愈发对吴祖光感兴趣，想更多地了解我面前这位个子不高的名人，已经不限于他所经历的过去，而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文革结束与“三中全会”后的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刚刚从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如饥似渴地求知，大胆地公开反思那场史无前例的动乱，畅想如何改革和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年代！

吴祖光是一个心直口快，直言不讳的“文人”，尽管经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经过“反右”和“文革”的磨难，他毕生的那种刚正不阿，敢于伸张正义、针对时弊发声的“德行”不改。那些年，经过三十多年多次政治运动的理论界、思想界、文艺界、新闻界、知识界、社会科学即哲学界，对长期以来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的讨论是非常热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和推动了思想解放，各界人士在各种场合发表各种见解和言论。吴祖光也不例外，对文艺界的改革发表过一些意见，并因此遇到了一些“麻烦”。

接近出访日期的7月中旬，北京京剧院《三打陶三春》剧组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备战”排练后，在虎坊桥的北京市工人文化宫剧场举办连续三晚的公开演出，包括接待英国莎士比亚艺术节举办方的演出商再次来华观看最后“审定”节目。

三场演出中的一天，吴祖光照样在剧院门口接待前来观看演出的各界朋友和观众，此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时任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这可是一位大领导、“大人物”。80年代，高层领导人深居简出是平常事，一位政治局委员来到剧场看戏，没有先遣人员到来打招呼，没有警察和保安“清场”，也没有警卫员在领导人和普通观众之间隔离，胡乔木像一个普通老百姓观众来到剧场，身边跟着的也就是他的秘书和司机。在吴祖光的陪同下，他们一起就坐在大概是前八、九排最佳看戏座位的地方，一直把戏看完。

那天，和平常的演出并无二致，台上的演员不知道台下坐有领导人看戏，剧场里也没有任何来自文化部和北京市文化局的领导干部。演出结束后，吴祖光请胡乔木上台看望演员。胡乔木不好推脱，于是来到已经关闭了幕布的舞台，正在卸妆和清理道具的剧组全体人员集合在了舞台鼓掌欢迎一位不速之客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胡乔木没有发表“重要讲话”，他客气地对大家说，听吴祖光说《三打陶三春》即将出国演出，他得知有公演，便来看看，向大家问好，祝大家出国演出成功。三言两语，就这么简单，一个党的最高理论家，党内的“第一笔杆子”，没有长篇大论，也没有美言美语。

对于胡乔木的突然出现，我事先也不知道，如果有上头即组织系统的提前通知，我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肯定还会通知各级领导到场。但是，没有。我知道在我和吴祖光认识和打交道的那段时间，胡乔木和吴祖光有多次接触。吴老告诉我，一段时间以来，胡乔木亲自多次给他打电话，和他谈话，甚至不辞辛苦和不计尊严来到他的寒舍，爬上没有电梯的四楼到他家里进行“家访”，谈话的核心就是劝吴祖光配合即使在党内当时也有很大争议的“反对精神污染”和其后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如何“配合”，容当我后叙。

出访准备工作顺利进行，1985年7– 8月，我陪同吴祖光和他的京戏《三打陶三春》来到了英国伦敦，参加“伦敦第三届莎士比亚国际艺术节”，艺术节举办方特地把中国的京戏安排在伦敦的“皇家宫廷剧院”（ Royal Court Theater )演出，共要演出十一场。

多年来，京戏出国演出基本为武戏、折子戏，特地挑选的个把小时热热闹闹的演出，容易迎合语言不通的西方观众。文戏如果说有的话也顶多是一二十分钟的短剧。京戏在许多西方观众的心目中就是锣鼓喧天、翻跟斗、打打斗斗的武戏，这种误会情有可原。而更多的洋人以为京剧就是歌剧，那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什么人不恰当地把京剧翻译成“Peking Opera 北京歌剧”。为了改变京戏在外国观众的错误印象，吴祖光先生希望把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三打陶三春》介绍给英国观众，作一大胆的尝试。在到达伦敦之前，我心里直犯嘀咕，演出十一场有人看吗？卖得出票吗？

说到京戏，别说外国人看，中国人看也不一定都听得懂唱词，尽管艺术节主办方提前准备了剧目的英文介绍。为了让英国观众看懂这出戏，艺术节举办方向我们提出 能不能在剧场里打英文字幕？这个要求不难办。因为过去演出京剧传统戏，在中国的剧场里也都有在舞台两边墙上打幻灯字幕的，配合演唱台词，中国汉字本来就是从上到下的，好办。

出访前，我们根据英国方面的要求，制作了由吴祖光的澳大利亚朋友白杰明翻译的整个剧目的英文翻译的台词的透明幻灯胶片。到伦敦皇宫廷家剧院后，在舞台右侧的墙上安装了一个白色的长方形幕布，英文是从左到右的，幻灯就打在这块幕布上。

京剧团出访几十号人，就我一人懂英文，我同时兼任了代表团的领队成员和翻译，每天晚上演出一开始我就得坐在剧场二楼观众席一隅的地方，用幻灯机打英文字幕幻灯。还好在出访前我看了多场剧组的演出，又负责演出材料和剧情的英文翻译，和京剧演员们混得也熟了，基本熟悉了演员的唱词，能够跟着中文台词同步把英文字幕打出去，我这辈子也第一次当上了京剧团的“剧务”成员。伦敦皇家宫廷剧院也破天荒第一次在剧场为演出安装了幕布和打幻灯字幕。这些我都赶上了！

伦敦皇家宫廷剧院是一个古典建筑的老剧场，规模不大，因为是著名的“莎士比亚艺术节”的一个演出剧场，每次演出基本上是座无虚席。英国是莎士比亚的故乡，戏剧历史悠久，伦敦有一大批颇有素质的戏剧观众。中国京戏《三打陶三春》带打字幕的演出进行了两场后，艺术节举办方告诉我们，说观众提意见不要再打英文字幕了，因为剧场里的幻灯字幕干扰影响了他们看戏。这个意见让我感到有点意外和吃惊！

我想，也许是英国观众真的看懂了来自异乡他国的古老戏剧，也许是他们虽然听不懂台上说什么唱什么，但是从台上演员的“做、打、说、唱”表演看懂了剧情故事，也许是他们被台上的奇装异服和夸张的扮相以及五颜六色的道具迷住了，根本顾不上看一边转移视线的英文字幕。

无论如何，不再打英文字幕，一方面让我轻松了一些，另一方面此一举措传达的信息让北京京剧院的演员感到兴奋，他们接受了我说的“看来英国人看懂了你们的戏”，这是京戏演员们最期望的。吴祖光对于这个消息，十分赞同我的看法。吴祖光对此感到十分欣慰！

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第一天的演出结束时，舞台墨绿色的帷幕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已经连续第五次拉开了，京剧《三打陶三春》的编剧吴祖光和剧组的全体员手持观众献上的鲜花，频频鞠躬向台下的观众致谢。当帷幕最后落定，掌声还在这古老的剧场里回荡时，帷幕的一角被打开了，一位英国老人登上了舞台，边走边大声说到：“了不起，京戏，真了不起！”显然，老人极力控制着情感在赞美。他说，不久前他到过中国，看了几场京戏，简直着了迷，今天能有机会在伦敦再看到中国的京戏，他感到非常高兴。

接着，老人又十分严肃地埋怨说：“为什么要叫 ‘Peking Opera’(京剧一词的官方英文翻译），而不就叫“Jing Xi（京戏）呢？Opera是西方的歌剧，它只有唱，而京戏里，唱、念、做、打样样齐全，是西方的歌剧所无法媲美的。” 老人用英国人平时难得用的高嗓门疾呼着。他的一席话使我异常兴奋，立即翻译给吴祖光和演员们听，顿时大家感到在他乡英国遇到了京戏的知音。

原来，这位老人是伦敦著名的芭蕾舞评论家，《每日电讯报》的剧评家弗诺·霍尔先生。据说，欧洲一些国家者名的芭蕾舞团每一演出季首演，一些有影响的芭蕾舞盛会开幕时，都要请他出席观看。当晚，年过半百的霍尔先生立即撰文评介京戏。第二天，“Jing Xi”这个词破天荒地出现在英国的报纸上了。霍尔先生在文章中指出：“京戏是一种历史悠久、十分独特的、全面的戏剧，它比歌剧要丰富得多“。

访问结束回到北京后，我在英文的《China Daily 中国日报》用英文发表了《It is Jing Xi, not Peking Opera》一文（1985年10月24日第四版），我发出了呼喊：既然中国人的“功夫”翻译成英文里是 gong fu, “豆腐”是tou fu, 那么为什么“京戏”就不可以是 Jing Xi呢？！吴祖光对于我的意见非常赞同，他说：“就是这个理啊！”

 

伦敦被益为世界戏剧中心之一，是英国和外国的艺术团云集之地，这里不但观众素质好，更有许多高水平且刻薄的戏剧评论家。在这里，一出戏的命运，乃至一个艺术团体的成败，很大程度掌握在评论家手中，而评论家都是挑剔的，难于讨好的。中国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的到来，北京京剧院《三打陶三春》在“莎士比亚国际艺术节”的演出，英国的主要媒体都作了报道，各大报纸的戏剧评论员也都来看演出，并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文章。

来看看英国媒体都是怎么说的：

英国最有影响的《泰晤士报》的评论文章颇具代表性。它写道:“剧评家们看戏时是难得鼓掌的，而是习惯于看后发发议论。然而，在观看这场绝妙的演出时，坐在我附近的四位剧评家禁不住鼓起掌来，而我则是第五位了。”

评论家们是吝啬赞美之辞的，即便对一出戏要赞扬，也常是毁誉参半。他们深知百分之百的赞扬只会失去读者的信任。可是，对《三打》的评论却是赞美之声不绝于耳。伦敦人士说，这种现象在英国极不导常。这里不妨摘引报纸的数段报道：

《泰晤士报》：“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演员优美的动作，故事的喜剧性和那妙趣橫生的情节，使得剧情浅显易懂。这确实是一出赏心悦目的好戏。”

《卫报》：“假如伦敦国际戏剧节仅为我们带来了北京京剧院的京剧，也足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了。”

《泰晤士报教育副刊》：京剧“色彩丰富，妙趣横生”，“演员出色的表演扫除了一切语言障碍。《三打陶三春》是最优秀、最朴实的了不起的戏，对它的欣赏完完全全是一种陶醉。”

《金融时报》：“京剧的乐器即使是在两百年后的今天，仍旧那么迷人，那么充满活力。”

英国的《卫报》于《三打陶三春》在伦敦上演之际发表了一位戏剧工作者的文章，他对中国京剧观众趋于减少感到有点不解，听到《三打陶三春》在中国国内演出也取得成功后，他欣慰地写道：“京剧是当今世界观剧的宝贵财富之一。中国最著名的现代作家之一（注：指吴祖光）能为京剧这样一个传统艺术所吸引，表明京剧还是有希望的，因力这意味着京剧是能够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上，而不牺性其美的价值（正是这种美使得京剧二百多年来经久不衰）”。这一见解确实给人予启迪。

这些年，吴祖光的《三打陶三春》已经被国家选定为中国京剧的保留剧目，据说一些省市还把《三打陶三春》改编为地方戏，如豫剧等等。

《三打陶三春》在伦敦连续演出11场期间，还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每天演出结束，总有英国人自动地送上鲜花，更有在伦敦的华人送来花篮。在演出第十场的那一天，剧组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发现在第一排有一位中年女士好像天天都来看戏。在幕间休息时我找到了她，一问才知道她已经是第九次来看《三打陶三春》了，几乎场场不拉。她是来自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美术工作者，名叫莎莉。她还向我打听剧组在伦敦之后还去哪些地方演出。当我们到伦敦以外的几个城市演出时，她竟然尾随继续看戏，和剧组演员混熟了，她干脆提早来到剧场到化妆室看演员们的化妆，看看摸摸京戏的服装和道具，像着了迷似的。她在台下看戏时是那么认真，她说她希望有机会把京戏的所有剧目都看一遍。

我们离开英国回国的那一天，她专门跑到机场为我们送行。在机场她和扮演陶三春的女演员王玉珍（几年后出任北京京剧院院长）相拥而泣，依依不舍地告别北京京剧院的朋友们。这一场景着实令人感动。我把这一故事告诉吴祖光时，他说此次他的剧目访问英国演出取得的成功，遇到的许多事情都是始料未及的。

在艺术节演出期间有一个休息日。那天吴祖光和剧组的全体人员在伦敦游览，来到海德公园。一些显然是看了演出的伦敦人遇见了我们，主动走上前来问候和祝贺演出成功。一位先生走到我们中间，问这出戏的剧作家是否也在，我把吴祖光介绍给他。他兴奋地和吴祖光握手，说他非常喜欢这出戏，并且说“《三打陶三春》堪比莎士比亚的《驯悍记》（Taming of the Shrewd）”。吴祖光听到这样的赞誉是喜出望外，非常高兴，和这位伦敦人聊了对戏剧的看法，吴祖光在异国他乡的伦敦遇到了知音。当这位先生离开后，吴老非常兴奋地对我说，他没有预料到他的这个戏会在语言不通的英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拿他的作品与莎士比亚比肩，何等荣誉！

我们在英国演出期间，许多在伦敦的华人朋友也踊跃前来捧场，一些人几乎天天来帮忙或者陪伴，自然，原因之一是吴祖光的到来。有必要提一下的是，比如初出茅庐刚刚在国内小有名气，正在伦敦留学的张铁林就是每天都来，义务给演员当当翻译什么的。一位来自台湾名叫王台生的年轻人也是天天来为剧团做点什么。吴祖光和大家都很喜欢这两位年轻人。

北京京剧院《三打陶三春》在伦敦演出大获成功，在伦敦期间我每天都看报纸收集媒体的报道，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处的同事也天天给我送报纸。文化处为吴祖光和北京京剧院的到访还举行了一场招待会，来参加的不仅有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 的人员和英国文艺界人士，还有正在英国访问的其他来自中国的文艺界人士，如舞蹈家戴爱莲、陈爱莲、上海京剧院著名演员李炳淑……，等等，许多都是吴祖光的老朋友。

那是一个中英文化交流高潮迭起的年代。

吴祖光和北京京剧院剧组载誉而归！在艺术节期间伦敦的媒体对中国京戏做了不少的报道，而当时国内媒体驻伦敦的记者不多，没怎么报道。我回国后除了在英文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还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京剧载誉英伦》（1985年9月29日第七版）、在新华社的《瞭望》杂志发表了《<三打陶三春>蜚声英国》（1986年3月3日第9期）〉,在《北京晚报》也发表了几篇短文。

吴祖光从伦敦回来后一直和我保持联系。他没有想到我会在报刊上以不同的话题介绍他和他的剧作《三打陶三春》的英伦行，每次看到报刊上我的文章，他都会主动给我打来电话，一是他很高兴，一是他也很想和我多聊聊，一种好感和情谊在发展。那时他已经成为又一个“政治风暴”的中心人物之一，中国的大报和有份量的周刊发表我关于他和他的剧作在海外作为中国文化代表获得赞誉的文章，对他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

和吴祖光结识一年多后，1986年“十 一”过后，我告知吴祖光我很快就要离京赴芝加哥任职。他觉得很突然，问我为什么之前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告诉他，其实我从英国回来后已经两次推脱了部里先后两次分别要我去英国伦敦和美国旧金山任职的安排。我不是以老婆要生孩子了，就是以孩子太小离不开为由的说辞一再推脱，这是第三次组织做出决定了，我已经无法再拒绝了。

10月初的一天，吴祖光和我约好来我家见面，他要托我给他在美国的女儿吴霜捎带一包东西，另外为我给他认识的几位在美国的朋友写了亲笔信，捎带到美国，介绍我认识，以方便我到美国后开展工作。他是坐着单位派的车来到我住的地方，地点在交道口北的一个胡同，我在出国前临时住在我的岳父母家。他没有进家门，说不是我自己的家就不进去打搅老人家了，尽管我说老人听说他来也希望见见他。我们在胡同里站着聊了聊，他介绍几位在美国的朋友的情况，都是名人，我一听名字，也知道一、二。他说也可能会再有机会访问美国，一定会见面的。分别时，他把他签名的传记《吴祖光悲欢曲》一书送给我，和我拥抱了一下，说了声“再见！”

我先到的旧金山停留了几天，把吴老捎带的东西交给他的女儿吴霜，她和丈夫来到我的住处，她们是我到美国后见到的第一对客人。到芝加哥后，把吴祖光写的信分别给这些人寄去了，他们中有著名作家聂华苓、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欧梵教授。他们接到信后马上都分别给我打来电话，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吴祖光怎么样？还好吗？”我如实禀告。

1987年秋，应爱荷华大学由著名作家聂华苓和丈夫安格尔创办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邀请，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成员的吴祖光、还有汪曾祺（《沙家浜》作者）、古华（《芙蓉镇》作者）、阿城（钟阿城，《孩子王》作者）、还有台湾著名女作家李昂（著作有《杀夫》等）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了为期2周的“国际写作计划”交流活动。其实吴祖光（和茹志鹃与王安忆一行三人）曾经在1983年应聂华苓的邀请来爱荷华州参加过一个“国际写作计划”班，他这次是受聂华苓特别邀请前来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创办二十周年活动的，同行的中国著名作家还有刘心武、张贤亮、阿城、王蒙、刘宾雁、吴祖光、陈映真等。汪曾祺和古华是来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班的。

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简称IWP）是著名的海外华人作家聂华苓与其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共同创办的，其前身是他们在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坊”（Writers’Workshop），该项目开始于1967年，延续至今（其中在1980年代最后一年和90年代初的几年，中国作协停止了接受聂华苓的邀请和合作），每年在世界范围内邀请不同国家、种族与文化立场的作家在秋季来到爱荷华大学，进行每年一期为期3至4个月的研习和交流活动。1979年，中国大陆作家萧乾、毕朔望受邀参加该计划，成为大陆首批赴美访问的作家，由此打通了中美文学界交流的桥梁。此后十年，每年都有大陆作家赴美参加该计划，如丁玲、吴祖光、王蒙、张贤亮、冯骥才等人。八十年代，大洋之隔的美国小城爱荷华与中国的文学实践开始了丰富和活跃的互动关系。

吴祖光到爱荷华州后即在聂华苓家给我打来电话，我邀请他来芝加哥一游。吴祖光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特地安排走芝加哥一趟。他和汪曾祺、古华、阿城等人在爱荷华的活动结束后来到芝加哥，我宴请了他们，陪同他们游览了芝加哥市密执安湖畔的美景。次日，作家们各有安排自行活动，吴祖光和我单独相处，我开车陪同他又游览了几处地方。虽然刚刚又经历了一次“政治冲击”，吴祖光却以他一贯的乐观态度泰然处之，精神状态没有垮掉。此次来美，他显得格外高兴，他知道再来美国的机会恐怕无几。他告诉我说，聂华苓此次是特别邀请他在“受难”后再次来美国访问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协作计划”的邀请函发到中国作协后，作协官方曾经联系聂华苓要求把吴祖光改为邀请另外的作家，聂华苓坚持邀请对象即名单不可修改更换，官方最后只好同意。

顺便提一下，我在1987年春专程驱车到爱荷华大学拜访了聂华苓和她的丈夫安格尔，并请她们在当地的一家中餐馆一起吃了顿饭畅聊了一晚。

我开车带吴祖光来到了密执安湖畔，在美丽的湖滨边走边聊。吴祖光当然很清楚我的“官方身份”，但是他从与我的接触中对我有了充分的信任，一直把我当成知心朋友，无话不说。我们再次聊到了胡乔木对他“家访”和“被劝退”的话题。由周杨反思文革关于“异化”的文章触发的“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席卷了“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由于胡耀邦在党内的努力和阻扰，最后匆匆收场，胡耀邦也为此付出了政治代价。吴祖光已经经历过了被打成“右派”而流放东北，和更激烈的史无前例的文革的冲击，他是看透了，已经无所谓了，他淡定地说自己“有什么错？”， “ 我无错可改”。

吴祖光在1980年以前一直是党外人士，1917年出生于北京一个名门之家，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从小对戏剧着迷。1937年，他20岁时，写了中国第一部抗日戏剧《凤凰城》。从此一发不可收，踏上戏剧创作道路，先后写了十余部剧作，如《正气歌》《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等。1947年，他去香港做电影编导，成为香港电影界的先驱者之一。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他接到参加“开国大典”的邀请函，激动不已。当时，他在香港的友人诚恳挽留他，并许给他优厚的工作待遇，但他丝毫没有犹豫，乘海轮回大陆。回到北京后，他服从党的安排，为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拍摄了一共四部影片。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了三年，吃尽了苦头。

由于吴祖光在社会上和文化界的名望和曾经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蒙受过冤假错案，1980年时任文化部代部长的周巍峙找吴祖光谈话，做他的工作，劝他“是时候写入党申请书了”，对他“劝入”。 可以说，吴祖光是应邀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党员，那年是1982年。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不久前才刚刚结束了“文革”浩劫的中国，又接连开展了“反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不久前刚刚入党的吴祖光对又开始搞政治运动很难理解。面对党的最高层领导人亲自出面的“劝退”，吴祖光感到困惑，他知道对他的批评和压力并不是来自群众。他对我说“当初是你们组织上一再动员我入党，如今你们又要我退党”。从“劝入”到“劝退”，一语道出了他的无奈。

那段时间，有几位著名的作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被开除了党籍，而吴祖光面临的是“劝退”，吴祖光最终还是没能顶住压力，面对胡乔木的“苦口婆心”，他最终在1987年8月只能“主动”“宣布退党”。（注：吴祖光1987年9月在退党之后再次应聂华苓之邀访美。）

吴祖光退党成为了当时的一大新闻。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有哪些文件或者材料说明为什么当初胡乔木如此做，用意何在。作为最了解当时吴祖光的心境和听他亲自向我倾诉过的人，我一直对吴祖光的遭遇感到同情，对胡乔木亲自“劝退”感到不解。直到几年前我看到一位研究党史的人在介绍这段往事时说，胡乔木积极“劝退”吴祖光，一方面是其“党心”，另一方面有他的另一种“考虑”，实际上是保护了吴祖光。比起那些被宣布开除党籍的人，吴祖光的“待遇”似乎要“好一些”，要“体面一些”。我现在倾向于此人的这个说法似可以接受， 无论如何，胡乔木的“劝退”在某种意义上也多少是“保护”了吴祖光。

那天在芝加哥的密执安湖畔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开车带吴祖光到湖边后，停车时不慎把车钥匙锁在车里了。那时也没有手机，我正着急时，看到一辆警车巡逻开过来，于是赶紧走过去向警察说明了情况，亮明了身份，请求帮忙。警察拿出一个铁丝试图用他的办法打开车门，屡试不成。我对警察说我在离湖边不远的所住公寓的家里还有一个备用钥匙，请他开车带我回去取钥匙，警察答应了。很快我拿到了钥匙，警察开车送我回到了现场。吴祖光独自一人在那里耐心等待了一会儿，我十分不安。看着我打开了车门，吴祖光风趣地对我说：“你不会是第一次把钥匙锁在车里吧？”我回答说：“ 没没没，这是第一次，不巧您赶上了，非常抱歉！”然后我们哈哈大笑了起来。

当天，我送吴祖光去机场，送他登机。吴祖光结束了他最后一次访美之行。

1990年秋我结束了四年的驻外任期回到了北京。90年代的商海大潮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人到中年的日常生活变的更加繁忙，我开始是奔走于北京和外地之间，然后是太平洋两岸之间。我与吴祖光的联系逐渐少了。

几年后当我再次去吴祖光家看望他时，我突然发现他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大不如前了。他主动对我说起了令他烦恼的“国贸案”。之前我已经看到媒体上的一些报道。简单说来，就因为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针对我国首例消费者名誉侵权案写的一篇随感文章引起的（发表在之前报道同一事件的同一张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作为公家实体的国贸中心对于之前媒体报道两个打工妹在国贸商场的遭遇不敢打官司，而对见报发表感言的一个落难的文人却纠缠不清，竟起诉到了法院，导致了一桩漫长的官司，太欺负人了。据说一贯约束吴祖光深怕他在外惹事的新凤霞特地发表了《官商告百姓》的文章，高调声援吴祖光。新凤霞的文章题目仅仅5个字，其分量之重足以赢得广大民意和媒体的支持。尽管最后吴祖光赢得了官司，但是对吴祖光已经造成了身心的伤害。

曾经看到有人文章这么写道：（大意）“萧乾曾经说过，如果我和吴祖光在街头遇见有人受到欺负，他一定会走上前去打抱不平，而我则溜之大吉……”。萧乾十分了解吴祖光的秉性。吴祖光是在为两个素不相识的民女仗义执言，其后的遭遇与他在政治运动中的受难一样，折射出的正是吴祖光的德行，是他宝贵人格的一个璀璨的亮点。

1998年4月12日，与吴祖光相依为命近五十载、同甘苦共患难的恩爱夫妻的新凤霞突发脑溢血逝世，她的去世是对吴祖光沉痛的打击。新凤霞1951年与吴祖光结婚，1957年由于拒绝与已经被打成右派的吴祖光离婚也被打成右派，文革中的1975年被批斗导致脑血栓而半身瘫痪。

2003年4月9日，吴祖光溘然长逝。一个剧作家，一个敢于说出心声的文人，和他的夫人一样，走过了多灾多难坎坷的人生。他的一生写照岂又不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多灾多难和坎坷呢？！

吴老的噩耗传来，我人在大洋彼岸，没有能够前去为他送行，向他致以最后的敬礼，留下了遗憾。但是与先生交往的往事却历历在目，如今我只能以这篇文章表达我的怀念和哀悼之情。

吴祖光和新凤霞如今安葬于北京西郊门头沟的一座陵园。陵园的高处往东远眺是北京城的天际线全景，高耸的“中国尊大厦”清晰可见。在这个陵园还安息着我的五位家人。这些年，我每年都会来到陵园给我的亲人扫墓献花哀思，同时也会来到吴祖光的墓前给他献花。在这里，我深深怀念我的家人，也深深怀念吴祖光先生，我的忘年交朋友！

安息吧，吴老！

                         写于2026年清明节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