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荆 ：他有着最干净的灵魂——纪念何家栋先生

何家栋先生2006年10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我是5月底得知他患上了晚期肺癌的。在这之前，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康，思维十分活跃，直到发病前，还常常半夜爬起来写下脑子里闪现出的想法。他写的文章，简洁、睿智、有力，总能切合当下人们讨论的话题，不熟悉的人，根本读不出是80多岁的人写的。他的观察一向敏锐，直到生命的终点，都是如此。

但是自从检查出肺病，他的身体就迅速衰弱了，病魔一天一天侵蚀着他，原来使他看起来风度翩翩的头发，剪成了短发，几乎是转眼间，就换了一个人，变得消瘦、衰老。虽然大家都瞒着他的病情，但我想他是清楚的，以他的智慧，当然能够辨识出频繁的来客探问意味着什么。

8月4日大雨过后的下午，我去看他，他的两只脚肿得厉害，眼睛近乎失明，情绪低落。我劝他住院，他说，他不想住。家属要将他安排进北京医院，他拒绝了。他说，我告诉他们，北京医院治死了那么多大人物，我这种小人物还是算了吧。这样的何氏幽默一直到生命的终点，都伴随着他。

我说，何老，你要坚持住啊，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干呢。他回答说，我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还能做什么呢？但是我听得出，他在坚持着，他还要干很多事情。他仍然有雄心。他渴望活下去。

在他第二次住进同仁医院以后，我差不多每周都去看他。刚入院的一段时间，虽然他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但思维仍然活跃，何氏幽默迭出，谈起话来，看不出是个病入膏肓的人。

不过，没有多久，病情就加重了，整夜咳嗽，无法入睡，只能靠着床头倚着，一天睡不到一个小时，漫漫长夜，只能枯坐着，好不容易等到了天亮，但由于眼睛几乎看不到东西，等来的，并不是朗朗乾坤，而是灰黑的世界。这影响到他的思维。不要说是一个癌症晚期患者，即使一个完全正常的人，连续几十天每天只睡一个小时，精神也会垮下来的。这时，他的眼前常常出现幻觉，恍惚中病房中的沙发等静物，似乎有了生命。那些已经忘却了的久远记忆，开始复活。

大概在9月20日以后，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判若两人，看得出，是顽强的意志力支撑着他，这使他在与我们谈话的那一小段时间里，保持着常态。当我9月29日到医院看他时，他的手依然有力，但神志已经有些混乱，需要仔细分辨，才知道他说的话那些是正常的，那些不是正常的。

1923年，他出生在河南信阳一个农民家庭。此时的中国，正处在秩序解体的大转型时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十四岁。这一年，他离开家乡，投入了民族救亡的洪流。

时代的狂风裹挟着这一粒小小的种子，把他吹到北方。但这不是一粒普通的种子，而是有思想、向往着光明的种子，它虽不能驾驭狂风，但总会想办法不被随意抛掷、任其毁灭，思想让它总能在某处泥土中扎根、生长。

思考，与命运的对抗，最终把他塑造成了知识分子。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的同志大概也没有想到。以他的经历，本不应该成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因为除了上过几年私塾，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他常说，他是被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进城后，从事出版工作，但没干多长时间，就因为莫须有的“利用小说反党”，被打入了地狱，顶着双料“右派”的帽子，接受农民的改造。

在山东、河南的“流放地”，度过了二十余年，无休止的批斗、疾病、绝望、丧子之痛差不多是他生活的全部了。在此期间，除了检讨，他没有写过其他文字，没有留下只言片语。50来岁的时候，就已经衰老得像一个老头了，风烛残年，靠着拐杖才能行走。有一次我同他谈起这20多年的空白，他说，1949年进城后，他真正的工作时间，大概也就是三四年，刚进城的一两年，加上1978年末平反到80年代初离休。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活化石。

最近几年，确实有一些媒体，像发现了宝贝似的发现了他。但是，无论是被发现前，还是被发现后，他从来不主动谈自己的这些经历，谈起来，也非常平静，抱以悲悯，待以幽默。在我的印象中，他谈及这些从来都很平静，似乎伤疤不是长在自己身上。你看不出来他曾经有过九死一生的苦难经历。

世纪的沧桑没有将他扭曲，而是把他变得更为完整，更加明澈。

我没有听到过他指责那些迫害他的人，也没有听到过他向人炫耀他的正确或者如何同坏人斗争。他从来没有想过将自己不幸的遭遇包装起来，谋取政治上的好处，他的同代人，相当多都从自己的那些苦难经历中谋取到了实惠，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一段时间，这些经历是可以用作晋身之阶，是可以成为带领整个家族发达起来的“资本”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经历会成为资本，他也不曾经营一下自己。

苦难的经历，没有使他变得愤世嫉俗，相反，他对人、对事都非常宽容，这样的宽容甚至施予了那些折磨了他一生的组织和人。有几次，针对那些猖狂的得势者，他说，“他们”才反党。有时我想，像他这样一个宽容的人，一个心中充满了悲悯和大爱的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整肃？况且，何家栋还为这个体制塑造了人格上的纪念碑，是立了大功的，像今天仍然畅销的《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赵一曼》《胸中自由百万雄兵》等就是他的手笔。

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按照某些人定的标准，他似乎够不上一个“战士”。他身上充盈着的人性光芒，反而成了没有被改造好的证据。主流文化中的英雄身上，偶尔也流露出人性，对亲情的歌颂和眷恋，比如朱德对母亲的回忆，毛泽东对妻子杨开惠的感情，等等。但是主流文化所描述或称颂的人性，往往是已经刻在纪念碑上的人物，而不是现实中有血有肉的人，不是活着的、真实存在的人。

纪念碑是需要的，但是如果纪念碑上的人物活过来，他们与“他们”能和谐相处吗？或许，“他们”将毫不留情地将他们作为危险分子，作为敌人，予以消灭。

何家栋曾经隐喻般地描述过自己的命运。在一篇文章里，他引用了萧伯纳《圣女贞德》结尾的情节：

民女贞德死后被尊为圣女，后来被烧死。但当她重新现身时，那些受过其惠和迫害过她的人一起跪倒在地，称颂她的美德。贞德问他们：我要不要从死亡中复活，以活生生的女人回到你们当中？他们全都惊慌失措地跳起来，高叫着：你太伟大，我们配不上，于是纷纷逃走。她由此得出答案：如果她真的活过来，他们还会再次烧死她一次。

人性被塑造为圣徒的一种性格，他本人也是被圣徒吸引而投身革命组织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他热情地、发自内心地参与塑造这样的圣徒，他本人所企慕的也是成为这样的圣徒。人们把他视作“两头真”式的人物，但其实，他的“真”并不只在“两头”，而是一贯真，终其一生，他对真善美都抱有信心，他拒绝把圣徒虚幻化，坚信圣徒不是死的，他反对一些人把圣徒异化为抽象的存在，挂在嘴上，写在墙上，而在政治现实中，净干些蝇营狗苟的事情。

在他身上，每个细胞都散发着人性的光辉，我想，恰恰正是他身上的那道光，引来了猎人。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做不到踏上一只脚而不感到痛苦。他总希望像对待人那样对待人，这不正是革命的理想吗？然而现实遵循的却是另外一种逻辑，在两种逻辑、两种价值的冲突中，在真与假的冲突中，他总是选择理想和真。这就注定了他在劫难逃。

何老性格中有一种刻在骨头里的质朴。对他来说，尊重人，把人当人看，是做人的常识，毋须证明。以文明的方式对待人，已经融化在他的血液里，成为一种天性，虽屡遭清洗也没有被消除掉。二十多年的苦难磨励和反复思考，他，以及众多有着同样遭遇的人，掀起了再启蒙的大潮，一种新的眼光形成了，一种自觉意识诞生了，此时，他成了一个自觉的人道主义者。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重新启蒙的时代。其思想依据之一，就是新发现的马克思。

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热情，深深地打动了他。在他自己编辑的文集中，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谁误解了马克思”。对于他这样的革命者，马克思是无法绕过去的，他的思想，构成了何家栋这一代革命者最主要的思想资源。革命成功之后经历的种种，使他们慢慢发现，一些人挂在嘴边的马克思主义，原来是被肢解了的，是古代专制主义和兽道主义的借尸还魂。

通过新发现的马克思，他找到了革命成功后所犯错误的根源。比如，通过阅读，他发现，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中，不只是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只有三个，而是还有一个，那就是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道主义。

何家栋认为，舍弃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成了断尾巴的蜻蜓”。他说：“如果从马克思学说中剔除了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为暴力而暴力的恐怖主义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无论是什么主义，只要是反人道的，那一定是通向奴役的。相反，无论什么主义，其魅力，都来自于人道主义，这条道路将把人带向自由。何家栋正是通过人道主义，最终走向了自由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和自由主义结盟，就必然和封建专制的法西斯主义沆瀣一气”。

在他的晚年，何家栋与中国思想界中主张融入文明潮流的人结成了“同盟”，这既是思想的逻辑，也是现实的选择。他晚年深入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对于像何家栋这样一个少年时代就投身于革命洪流的“老革命”来说，自然不是新的，这是一个被追问了几千遍的老问题。这个问题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和21世纪初被重新提出，有了新的向度，那就是，越是到了晚年，“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越是困扰着他，他要回应后学的提问，同时，回顾平生，回首过去的一个世纪，都绕不开对来路的审视，这成了他晚年思考最多、用心最苦的大问题。翻阅他的文集，我确信，他找到了答案。

何家栋常常感叹，在我们这个世纪，有多少罪恶是以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名义做的啊！他说，别管什么主义，如果是反人道的，那就一定会与自己宣称的目标背道而驰。无论它以集体的名义还是以国家的名义，只要践踏人的尊严，剥夺人的权利，阻挡人的发展和自我完善，就不是好主义。

我总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才是“何家栋主义”的精神内核？我想，那一定是尊重人，把人当人看，人是目的，而不是把人当作实现某个目标的代价。在他看来，这也应当是一切政治的目的。政治是为了人或人类的完善，而不是践踏人、侮辱人、杀人，即便是为了建造天堂这一崇高目的，也不能牺牲人的尊严、自由和美。然而，在失序、动荡和革命的20世纪，尊重人、爱人反而成为一种落后的甚至被视作反动的观念......每论及此，何老都会喟然长叹。

在他内心深处，构筑了一座坚固的人道主义堡垒，这是他与他的同时代人区别开来的重要原因。这个堡垒是如此坚固，以至于没有任何外力能够将它摧毁。在温和的外表下，这一点常被忽视。多少人都曾经为了迎合、为了避祸、为了改善生活处境，而选择了说假话，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成了压制者的同谋和帮凶，被迫害过，也迫害别人。

比如1949年以来，无论被主流史学认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还是错误路线的代表，无论是无辜的牺牲还是魔鬼，都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上，迫害过别人。而何家栋却是例外，他一直就是被迫害者。这种立场是基于他那本能般的人性。他之所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穿透力的思想家，正是得益于他站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清醒的观察者和真正的觉醒者。他有着我们这个时代最干净的灵魂。

我觉得，何家栋的觉醒有着特别的意义。他的悲剧也更有普遍价值。他并不是一个激烈的反叛者，而是一个温和的、警惕的怀疑者和思考者。与张志新那样伟大的抗争者相比，何家栋看起来就要平凡得多，他的独立、他的不盲从，他的不合拍，都是出于对自己人格底线的坚持，他总是从一个理智的普通人，从常识出发，他很少唱高调，在激进潮流的裹挟下，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时代需要的是高昂，是附和，是从众，是集体狂欢。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可不愿在集体的名义下狂欢。那些在集体的名义下狂欢甚至作恶的人，在20世纪的中国，几乎都有机会成为社会的主流。而只有他，永远处于被整的状态，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处于边缘。

观其一生，可以说，他守住了自己的立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他确实是真正的异端，是这个周期性陷于颠狂的民族的真正脊梁。

在何家栋身上，人性和理性和谐共处，考虑到他曾经历的那些不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坚固的人性底座，使他在看问题的时候，从来就从实际出发，一点也不激进。而用世俗的标准衡量，他又属于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在我们这个国家，彻底地尊重人，一切从人出发，仍然是难以企及的理想。

翻阅他写下的那些文字，你看不到高调。他总是理性的。像是一位温和的老师，不是通过呐喊，通过战斗影响社会，而是通过漫谈，通过对话，用自己的思考启发别人。他是一个启明的人，又是一个启明者。这使他看起来不像一个战士，类似鲁迅、殷海光、雷震那样的战士，但是，无论什么时候，读他的文字，你都会觉得那是一位最诚实的人写下的，那些文字像爱的清流，对于我们这个不时陷于狂躁的民族，这样的文字有治愈的魔力。

他是一位勤奋的思想者，生病前，在四五平方米的斗室里，不停地写，即使生病期间，也仍然笔耕不缀。但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并不多。一部分文稿，还沉睡在他书桌的抽屉里。

这些文章，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他特有的那种谈话风格。读他的文章，就像与他谈话，平实，简洁，不时冒出一些幽默的句子，我们将它称作“何氏幽默”。读他的文章，常常会产生一种感觉，觉得写这些文字的人，像是一个新人。比如他写文章批评时髦的“后学”、“后现代”、“后殖民”等等，而他自己写的文章，似乎比那些后学家们还要时髦。发生在他身上的这种现象，被朋友们视作是一种奇迹，只有天才人物才拥有的那种超越时代的精神风貌。

阿伦特在评论雅斯贝尔斯的时候，指出过雅氏学习新经验的能力。大多数人，到了50多岁，通常都会变得非常固执，他们只能看到对自己意见的确证，只有偶尔在少数人身上，才“不断更新着自身”。

阿伦特说：“恰恰是因为他不断保持着自身——正如他一直以来都关注世界并跟随着当下事件的发展，同时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敏锐和才智一样……这种当代性，或者说在这样大的年纪还能保持对当下世界的理解力，真像是一种意外的好运，它使得年老不再只是一种惩罚。”

这些话也可以用在何家栋身上。他之所以到了80多岁仍然能保持着敏锐的才智，缘于他心灵的开放，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心灵的开放不仅仅是一个心智或知识现象，还是一个人格现象。

大家愿意接近他，听他谈话。在他的周围，围绕着一批思想活跃的年轻人，他与他们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渴望理解这个世界、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的年轻人眼中，他在北京鼓楼外安德路上的寓所，是他们精神上的家园：那里有一盏温暖的灯光，他们循光而来，向他请教，寻求人生的答案，而这位智者、长者总能给他们以抚慰，从上世纪90年代直到去世前，这样的年轻人来了一拨又一拨。他们知道，何老是永远可以信赖的人。这样的生活，确如阿伦特所说，“使得年老不再是一种惩罚”。

先生10月16日中午去世。那些热爱他的学生、朋友都未能送他最后一程。他离开得很安静。这或许也是他的心愿吧。他生前就不拘形式，不爱热闹。是啊，隆重的仪仗，又如何呢？只有思想和人格，才会活在人们的心中。他留下的那些浸透着苦难和反思的思想，是这位九死一生的人为我们这个民族建立的一座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不是大理石做成的，而是用经省思而来的智慧为材料浇筑出的思想之柱，它立在那里，时时提醒人们，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都要尊重人，都不要疯狂，都要保持灵魂的干净。

                                                                                              2006年11月30日

来源：三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