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兆云：江一真告“御状”始末

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后。江一真彻夜失眠了：今后该何去何从

如同庐山会议反出个“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震惊大江南北一样，福建“反右倾”反出的“江(一真)魏(金水)反党集团”，给华东地区带来了一场“大地震”，在当时对全国的影响来说，仅次于“彭黄反党集团”。

1959年10月8日，中共福建省委一届十六次全体(扩大)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会上，大会秘书处把编印好的《江一真反党活动材料汇集》作为会议文件分发。里面汇集了江一真的五大“罪状”：一、反对党的总路线。二、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同第一书记唱对台戏。三、反对政治挂帅，分裂党的团结。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动摇、反抗(包括：否定肃反成绩，说“肃反搞得太残忍了”；对“反右派”斗争动摇，消极抵抗，包庇右派分子；同情包庇地方主义分子)。五、对反右倾运动拒不合作。

10月16日，中央批复同意福建省委10月8日送呈的《福建省委关于以江一真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这个“发至省军级”的批示指出：“从这个报告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江一真等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党的同路人。……只要看看反党分子江一真竟说出了‘听党的话，大听大死。全听全死，不听不死’这种反动透顶的谬论，就完全可以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

接到中央批复后，福建省委全会(扩大)马上进行《关于以江一真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的通过程序。如林的手臂都是赞成通过决议的，全场只有一票反对，正是来自江一真！

在这个时候，江一真显得是那样的孤独，却也表达了他人格的神圣、真理的光辉。孟子云：“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意思是说，只要经过自我反省，认为无愧于良心，虽有千万人反对，我也勇敢无畏地向前冲。江一真正是这么一个人。

举手表决结束后，江一真要求在会上发言申辩，但遭到断然拒绝。前后开了近两个月的斗争大会(中途曾两次休会)徐徐落下帷幕，正式通过“江魏反党集团”的决议书。江一真被撤销福建省委书记、常委、省长三个职务，只保留了一个省委委员的虚衔。魏金水因“认罪态度”较好，受处分较轻，保留了副省长职务。另一个成员卢叨，被撤销了省委党校副校长之职。

在决议通过的当晚，江一真彻夜失眠了。那些批斗场面，像放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里一幕幕重现，耳边还响起他第一次在大会上的检讨：

“在这次斗争中，同志们揭发我的错误，对我思想意识中的一些问题和毛病。说得很全面。……我确实是比较顺利的，吃红军、吃党的饭吃了三十年半，几次大整风，因为都是做领导，做骨干，没挨过整。延安如此，晋察冀如此，长征如此，内战如此，到了福建也是如此，没有受过清算。这一次能把我思想意识中的很多东西清算出来，对我是好事，我相信党还不是不要我……”

当发现自己为维护省委团结、希望尽早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而违心作“高姿态”的检讨，不仅没有“坦白从宽”、检查过关的情况出现，反而被当成“承认了原罪”，并不容申辩地断然通过满纸荒唐的决议，几顶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大帽子牢牢紧箍在头上时，江一真就有了被耍弄后的晕眩，感到自己过于天真，钻了别人的圈套，甚至后悔自己的妥协。现在，江一真面临的一个新考验就是：今后该何去何从？

历史上凡是受到严重委屈的人，往往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表现，不同的结果。一种人是接受教训，坚持斗争，发愤图强，变得更加坚强起来了；一种人是从此缩手缩脚，谨小慎微，有消极情绪，变得不如过去好了；一种人是走上了背叛人民、背叛革命或是自杀的道路。江一真分析、比较了这三种人和三种情况，有了自己的选择。后来，他如是剖露心迹：“由于我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相信群众，相信真理，相信我自己所掌握的事实是站得住脚的，党和群众总有一天会了解我这个冤案的真相，迟早会把我的问题搞得水落石出的。因此，我坚定不移地采取了第一种人的态度，选择了走第一条道路，决心坚持真理，斗争到底，在新的考验面前，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起来。”为了迎接这一新的考验，江一真开始在思想和行动上作准备。

“首先，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从理论上来武装自己，以提高认识，提高觉悟，使自己清楚地看到，我这个冤案，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不能光从个人角度来考虑，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党的事业，从各方面来消除计较个人得失的个人主义，甚至准备长期受委屈，接受更重的处分，暂时被开除党籍，回家当几年农民。因为，一个人只要消除了个人主义，不计较任何个人得失，许多问题就可以想得通。就会变得更加坚强起来。”

“其次，我研究了好些古今中外历史上受严重委屈、挫折的典型人物，从他们那里得到启示。我回忆了党的历史上的立三路线时期，许多人都受了委屈，甚至全家被杀的情况：回忆了毛主席戴了‘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张鼎丞同志当了十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情况；而我虽然被撤了三职，戴了顶‘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首领’的帽子，但比起他们所受的委屈还差得多，为什么不能坚持斗争呢？”

哪怕罪加一等，也要向中央申诉，为清白而战

在屈辱、苦涩和愤慨中，江一真下定了决心：决不沉默，决不逆来顺受，哪怕罪加一等，也要为清白而战，与党内不正常的风气斗争。他坚信，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会为他甄别平反。

随着思想和行动的准备渐趋成熟，申诉书已是呼之欲出。党章明确规定，党员有权利向上级直至中央反映问题，甚至提出申诉。12月19日，江一真经过慎重考虑，第一次行使这个权利，名正言顺地请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和省委常委“转送中央书记处”，并告“我还给柯老和阿丕同志、谭张邓老及韩先楚同志各抄送去一份”，“我的错误是一般性的，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更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之首的错误……请求组织对我的错误进行复查与甄别”。信中所提柯老、阿丕、谭老、邓老，分别指的是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

既要向中央申诉，又不绕开冤案的制造者，直截了当地相告申诉书的内容，这般明明白白的申诉，着实不同一般。体现了江一真的性格。

接到江一真的信后，叶飞于12月26日与其面谈。接着，江一真又找了其他几位省委常委面谈，要求对他的结论进行复查和甄别。

在向中央提出申诉时，江一真另外写了“错误检讨”。像申诉书一样，江一真也把“错误检讨”先送省委过目。见面谈无效，叶飞同意将江一真的申诉信上报中央。

江一真决定申诉后，对时局非常关注。中央和省委的机要文件不再往他这里送了，但他可以通过报纸、电台的消息来分析和掌握情况，一些同情他遭遇的干部也不时会向他透露一些高层动态。1960年1月中旬，江一真从一份简报上看到中央批准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省委也出台了《关于对反右倾斗争中提出揭出的各类分子的区分界限和处理原则的意见》。他马上给省委写信，提出“请将上述文件各借一份给我阅读是盼”。

在认真研读中央的有关文件后。江一真对自己的申诉更坚定了信心。1960年2月18日，继上一年底向中央书记处申诉后，江一真正式向中共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前身)提出申诉。申诉书中说：

我向你们提出中共福建省委第一届第十六次全会(扩大)对我的错误所作的结论的申诉。我只犯有两三个指头大的错误(另有检查，已送省委和中央书记处)，但此次省委全会把我的错误竞定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和反党集团的首领，这是我不能同意的。

借鉴上一次的做法，江一真把自己告“御状”的内容，一字不漏地抄送给了福建省委常委。

3月3日上午，福建省委办公厅给有关人员发出通知：“兹将江一真同志2月18日所写的申诉书印发给你们，望在接到后挤出时间来看一遍，并准备意见。省委定于明日(4日)上午8时半召开常委会进行讨论。”讨论的情况，大致可从3月22日福建省委向中央并中央监委提交的报告中看出：

我们在接到其申诉书后，又召开常委会议进行讨论。认为江一真同志的申诉实属无理狡辩。究其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党活动事实，不仅均有人证、物证说明其反党思想活动严重恶劣，而且在省委十六次全会以后，各地又揭发了江一真同志许多新的严重的反党活动材料。鉴于江一真同志反党活动的事实材料均有人证、物证查对清楚。而且其错误影响已在党内基本肃清，省委十六次全会扩大会后，江的反党材料虽有新的发展，省委意见：暂不必重新加重处理。

江一真的申诉书连同省委给中央、中央监委的报告，由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一心带往中央。

在持续的困难和越发严峻的形势面前，为江一真鸣不平的人多了起来

看到江一真没完没了地向中央告状，省委有的领导感到头痛了。觉得他在福州碍眼，主张让他离开福州，下放山区。

被下放到三明担任三明钢铁厂副厂长后，在外面表现乐观、坚强的江一真，完成工作后仍然没有停止申诉。长时间没收到中央的回音，他担心中央没收到申诉书，于是重写重寄。有时写好后，需要多份邮寄或备用，无法打印，就请儿子江上舟帮助抄写，一抄就是数份。

如此“冥顽不化”，罪加一等。1960年7月，福建省委研究决定：“撤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江一真”的中共八大代表资格。

有人见江一真申诉无门，同情之余，少不得劝说：“反右倾”是全国性的运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的人各省都有，只有政治气候变了，问题才能解决；现在权力在别人手里，你再申诉还是碰壁，何苦呢！

江一真回答：一个人的是非功过，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江一真到底是什么人，历史会给我作个公正的结论。正因为我相信党，相信中央，所以只要活着，我就要申诉，看看那些人究竟能遮多大的天！

时隔不久，因为各种困难加剧，三明钢铁厂处于停产状态。江一真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漫长的申诉之战中。这段时间，他常在福州、三明两地来回奔波，家没了，就住省委交际处。离开江一真后被分配在省监委工作的警卫员王其炎回忆：“江老从三明回福州看病什么的，一般都会打电话给我，偶尔也见见面，关心地问我最近怎么样，学习工作怎么样，家里情况怎么样，从不向我们这些老部下诉苦，言谈举止表现得乐观向上。”

在持续的困难和越发严峻的形势面前，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认识到了江一真讲真话的可贵，为他鸣不平的人多了起来。一次，江一真回福州治病时，一位市民在路上拦住他说：“人家说你右倾，如果当时根据你那个右倾主张来办事，那么我就不至于生水肿病了。还听说你和魏金水闹宗派，我看他们才有宗派。你的问题是为魏抱不平而引起的，魏也是个好人。”

一位非党干部也当面对江一真说：“有人要把你们斗透搞臭，从结果看来实际上把你们美化了，真正臭的是谁呢?”

来自干部群众的三言两语，是何等可贵的道义支持!有这样的精神支撑，原本就不甘趴下的江一真，能不乐观向上吗?

1961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对“右派分子”予以甄别平反的指示，许多省都依令而行。江一真原本以为自己也将见到蓝天，但他很快就失望了。在这年七八月间召开的福建省委扩大会议上，省委主要领导讲话时继续点了江一真的“错误”。

江一真没办法，只有继续申诉。令他感动的是，1961年5月中央下发有关平反的指示后，虽然省委没有表示，但三明钢铁厂党委却很开明，答应给他配备一名秘书，以帮他抄写申诉书。这位名叫胡旭初的秘书，很同情江一真的遭遇，不怕把自己牵连进来，白天晚上都在为江一真的申诉而忙碌。

七千人大会后，韩先楚向江一真转达了大会精神

1961年12月上旬，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结束在闽西试点“大包干”的考察后来到厦门，接见了政治处境有所好转的江一真。

谈话中，邓子恢批评江一真没有承担对刮“共产风”损失的责任，而把责任推脱给了叶飞。江一真知道邓子恢听了不实之词，解释说：“我不止在一个地方讲过，刮‘共产风’所造成的损失，省委有责任，林一心同志长期养病除外，我要多负责任。我只对魏金水说过‘倒种春’、‘理发’，这些我确实不知道，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

针对所谓“有野心”、“想当第一书记”之说，江一真进行了辩诬。

针对1959年12月26日省委主要领导指责他1945年改行即是“野心”的明证一事，他说：我的改行邓老最清楚了，当时就是经过你和谭老、张老等华中分局负责同志直接批准的。

针对批判会上说他跑了多个地县调查反面材料，并把收集和捏造的材料“集中起来攻击省委和中央”问题，江一真情绪激动地说：当时我是省委书记，到地县作调查。在中央作出整风算账指示后，了解“五风”、“三害”情况，怎能说是调查反面材料?既然准备整风，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得有材料，何况我调查的不尽是“五风”材料，不少讲话还是鼓干劲的。作为一个省委书记到下面调查研究，有什么过错，犯了什么法，有什么罪?讲我调查研究工作做得还不够，有缺点，这我可以检查，说我攻击省委和中央，这是存心诬陷！

听完江一真的倾诉，邓子恢轻轻地叹了口气，接着说：我最爱讲的一句话，革命者当干部，不为乌纱为人民。只要你无愧于人民，任何委屈都不在话下；也可以相信，真理最终会站在你这一边。

邓子恢的话，连同他那“不为乌纱为人民”的精神，深深激励着江一真。告别邓子恢后，江一真一口气跑了漳州、龙岩、永安等地，了解生产队及工厂的情况。由于劳累过度，旧病复发，遂于岁末赶回省立医院住院。

12月29日晚，经过一天的治疗，江一真病情稍有稳定，马上提笔给中央派来帮助解决福建问题的省委第二书记范式人(原邮电部党组书记)写信：“我早就通过林一心同志转告你，说我要和你谈谈，大概因为你太忙的关系，来不及接见我吧？元旦放假的时候，你能抽半天的时间出来吗?等候你的示嘱。”

听了江一真的当面申诉后，范式人对他的遭遇深为同情，表示要尽力把福建的甄别平反工作提上日程。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在会议期间，受中央委派，周恩来先后7次到福建组(有时是小组)，听取40多位代表的讨论和发言。集中与会者对福建省委的意见，主要有：一是自1958年以来存在着头脑发热的现象，在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重大政策问题，如大办食堂、推行供给制、大打煤铁战役等，犯了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的错误；在上面高压下，许多地方不实事求是，结果造成一批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二是1958年到1959年间“反地方主义”，反掉了一批好人，错误地开除了那么多人的党籍，又错误地把江一真、魏金水等打成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省委至今没有重新作出结论，使下边很多问题难以解决；省委主要领导民主作风较差，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

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周恩来就收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福建省委常委韩先楚转交的江一真的申诉信。韩先楚还当面向周恩来和华东局领导谈了对“江魏反党集团”的看法。周恩来还派人专为此案件进行调查了解，掌握了“江魏反党集团”的情况。这次会上听了福建代表的发言和喊冤，周恩来亲自召集华东局领导和福建省委、福州军区党委参加会议的同志，在北京饭店开了一次会。明确指出要纠正这样一个被错批错斗错处理的冤案，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在会上所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错必纠，全错全纠，不错不纠，错多少纠多少”的指示。

韩先楚回到福州，马上来见江一真，向他传达了七千人大会精神，说平反的事情已有眉目，还说：我把你的申诉信抄送周总理时，周总理曾说：八届七中全会后，省和大军区只传达中央对彭、黄问题的处理，不联系实际，不层层反右倾就好了。

在福州治病的江一真，倍感振奋，感到天快亮了。

很快，福建省委一面加紧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一面迅速着手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并为此成立了省委甄别领导小组。2月底，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党员厅局长会议，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并对中央关于甄别、纠正错案的指示进行了研究。

省委书记处书记伍洪祥、林一心代表省委同江一真谈话，要他向组织上写一份书面报告。在此前后，华东局也给江一真来了信，要求他对甄别案件的具体意见写份报告。

江一真马上抱病动笔，并找到被安排在省档案馆工作的老秘书张明俊帮助整理申诉材料，于3月1日修改定稿。3月2日下午，江一真把申诉报告托伍洪祥、林一心送交省委。

洞见肺腑，公理自在人心

“江魏反党集团”一案甄别小组，由省委书记处书记伍洪祥、林一心等6人组成。省委常委会议商定：江魏问题，以省委关于江魏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和省委全会关于江魏问题的决议为依据甄别，围绕反党纲领和反党活动两个方面进行；甄别方法，首先是查看文件，其次是听江一真、魏金水申诉。原则是让他们放开讲，畅所欲言。

在甄别会上，江一真谈完自己冤案的前后情况后。还对甄别小组说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我感谢党中央、省委以及同志们对我的这个冤案进行甄别。……据我了解，前一段我省的甄别工作，与中央精神和其他兄弟省所做的结果比较起来，是有问题的。”“省委十六次全会(扩大)对我进行的斗争，对我个人来说，是有一些好处的，它提高了我的政治修养，清算了我身上的缺点、错误，使我得到了到基层锻炼的难得机会。我现在还在想，如果在25年前，我受这么一次锻炼，那么也许对我好处会更大一些，使我在工作中会少犯一些错误。对全省来说，虽然也有一些好处，比如警惕大家更有原则地讲话，但从整个来说，坏处要比好处大得多，副作用很大，给福建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挫伤了干群的积极性，影响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加剧了‘五风’的发展，促使并造成了下面在对待党内斗争中产生无情打击、惩办主义、‘罪连五族’等的倾向。……我的这种看法和估计对不对，请同志们研究。”

甄别小组经过近一个月的工作，整理了材料，大致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真实情况，经多次研究，初步写出了甄别结论。4月3日上午，叶飞主持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甄别小组汇报。

甄别小组负责人伍洪祥首先介绍了工作情况，接着代表甄别小组向常委会汇报甄别结果：“这个案件搞错了，要平反，建议取消处分，恢复名誉。”

听完汇报，叶飞坦率地说：“江、魏有错误缺点，但不属于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性质。过去我在认识上界限不清，加上‘左’的情绪没有解决。……1961年1月中央提出要甄别平反后，一直到现在才处理。……我应该作检讨，并向他们道歉。在这个问题上我于心有愧。不论江对我还有多少意见，从我自己说问心有愧。今天向常委交这个心。反江、魏是省委直接搞的，这些责任主要由我负责。中央工作会议中有同志提出，省委对江、魏不平反影响到下面平反平不下去，因下面许多问题与我们类似。……1959年上半年贯彻两次郑州会议时反‘左’了，江、魏对我领导作风有意见，我的民主作风是有毛病，下面有反映。庐山会议时总理是有交代，回来开一次会，好好谈一谈，过去有这个感觉，但没有感到问题这么大。……对在党内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不管是否正确，就是错误的，也不应当做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这一点在当时没有掌握，表现在对江、魏斗争有偏差，基本上错了。这个错误我负主要责任。”

4月24日下午，福建省委召开常委会，讨论通过省委关于为“江魏反党集团”平反向中央、华东局的报告。除韩先楚、梁灵光、许或青三人因事请假，所有书记和常委都到了，省委甄别小组的成员和福州军区党委部分常委列席。会议的亮点是，在高层政治会议上消失已久的江一真、魏金水、卢叨，作为“反党集团”的成员赫然在座。

会议开始后，主持人范式人宣布：“现在，先由叶飞同志代表省委常委向江一真、魏金水、卢叨三位同志道歉并作检讨。江、魏、卢三位同志的案件是错案，应该平反。撤销对他们的处分，恢复他们被撤销的原有工作职务，恢复他们的名誉。”

叶飞以沉痛的语气说：“经过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甄别小组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工作，省委书记处和常委互相交谈，最后我们才认识了这个错误，认识了当时斗争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江、魏、卢三位同志根本不存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错误。既然这个错误根本不存在，因此，1959年10月16日省委十六次全会(扩大)通过的决议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向中央作过报告，虽然中央批准我们的报告，是因为中央信任我们。我们现在认识了这个错误，就应该勇敢地向中央承认错误。省委已写出向中央、华东局的报告，承认省委的错误，建议撤销对江、魏、卢三位同志的处分，恢复他们的工作，恢复他们的名誉。今天我代表省委常委向江一真、魏金水、卢叨三位同志道歉。”

接着，叶飞代表省委常委向江、魏、卢鞠躬道歉。

在谈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错误，以及应该从这个错误中接受什么教训后，叶飞诚恳地说：“省委对江、魏、卢三同志的错误斗争，以及对一些同志的错误斗争，这个错误，首先由我负责。因此，今天我在这里向常委全体同志，向中央作检讨。我还准备在五六月省委扩大会议上，向江、魏、卢三位同志，及向所有被错误斗争的同志表示道歉。”

叶飞还说：“我的错误不仅表现在省委十六次全会对江、魏、卢三位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同时还表现在对这些错案不能及早纠正，这主要是我对错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1961年5月中央已发出了甄别平反的指示，江一真同志也向中央申诉，但是，我还没有认识错误。直至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受到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之后，我对这个错误才一步一步地认识。……我认识这个错误太迟了……”叶飞承认并批评了自己作风不民主、有“霸王”态度等问题。

在叶飞道歉、检讨之后，江一真发言：“今天，叶飞同志的检讨，我表示欢迎。”

在感谢中央、华东局和省委对自己的问题进行平反后，江一真还谈了对省委关于平反向中央、华东局的报告草稿的看法，对第二段有保留意见。他说：“向中央、华东局的报告草稿中，说到产生错案的原因，主要是省委领导思想方法问题，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对叶的检讨。其他的我没有意见，对‘霸王’问题的检讨我认为没有接触实际，这个问题我有保留意见。……我只是想，在常委会上应该把这个问题揭开来，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揭开，动辄斗争人，把不同意见的人都打下去，对我们党所造成的后果将是怎么样呢?我保留我的看法，我要求常委重视这个问题。”

会上正式通过关于平反“以江一真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向中央、华东局的报告。

主持会议的范式人在总结发言时说：江一真同志的意见可以保留。吴俊伟(江一真夫人，时任福建省农业厅副厅长)、张昭娣、左英(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夫人，时任福建省卫生厅厅长)三位同志的错案，同时上报中央，请江一真、魏金水、刘培善同志代表省委分别转告她们。

1962年9月底，正在闽侯调研的江一真接到了中央调令，到国务院农垦部任副部长。

彼时，省长当中央委员的几乎没有，省委书记不少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各部的部长比省长、书记要高一些，省长上调中央一般只能当副部长。老资格的萧克上将都是农垦部的副部长，江一真能有什么好说的呢?何况也正如他所说，能恢复名誉出来工作就行，无所谓职务高低。

11月中旬，福建省委召开第一届第十八次全会(扩大)，会议文件之四是省委关于江魏的平反报告和中央监委的批复。会议顺畅无阻地通过了省委《关于撤销1959年10月16日中共福建省委一届十六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以江一真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的决议》。

会议结束两天后，福建省委向中央并华东局作《关于撤销<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党籍的决定>的请示报告》，旋获中央监委批准。江一真离闽时最为牵挂的一件大事终于有了着落。

12月中旬，在福建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江魏反党集团”的另一位重要成员魏金水，被补选为福建省省长。

来源：《党史博览》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