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龙：拒绝屈服：陈翰笙的“文革”岁月
与其他许多人一样，1962—1966年对于陈翰笙和顾淑型来说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1966年7月著名的武汉长江畅游之后爆发了。与他1988年回忆录（《四个时代的我》）中对1950年后的其他部分的记录不同，陈翰笙在专门讨论“文化大革命”的章节中详细讲述了他的经历。
故事要从1966年12月下旬开始。一辆汽车停在东华门38号门口，三名男子跳下车，要求陈翰笙随他们去处理外交部事务。他被关在宾馆三天，其间被问及与外国人的接触、信件往来等情况。随后他被允许返回家中。这在当时是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情。顾淑型心存疑虑，于是联系了宋庆龄，而后者又给周恩来打了电话。顾淑型和陈翰笙后来认为正是在周总理的干预下，他才得以释放。随后又多次发生中学生成群结队来到他们家的事。第一组中学生来的时候，嘴里喊着著名剧作家阳翰笙的名字（与陈翰笙同名，但姓氏不同），嚷嚷着让他出来。当他们意识到找错对象时就散了。很快，一个更凶的、自称红卫兵小组又来了。他们闯入陈翰笙的家，随机抓走书籍和文物。此时，陈翰笙决定把他书籍、奖牌和文物扔到日坛公园的湖底。同时，烧毁了所有宋庆龄的来信。这时顾淑型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们在抽屉的最上层放上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请柬。有一段时间，这些举措很有效，红卫兵的队伍都避开了这座房子。
在陈翰笙自1956年以来就一直担任副所长的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内，孟用潜（1905—1985）成了一个大问题。1929年，他曾在沈阳与刘少奇共事，因此被贴上“刘邓黑线”的标签。刘少奇和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孟用潜被捕了，并在监狱中度过了接下来的十年。陈翰笙继续担任该研究所的副所长。到1968年春天，一切都还算平安。1968年，他被告知自己有问题，正在被调查，不能离开研究所。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陈翰笙与李纯青（1990年去世）一起被囚禁在研究所二楼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不许他见顾淑型。她带给他的饭菜和衣服，都是由别人递给他的。
他为何被调查？调查人员（都是军官）三次要求陈翰笙交代问题。陈翰笙说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他们就叫陈翰笙给他们磕头，陈翰笙拒绝了。他们把陈翰笙拖到地上并按倒跪下，还以其他方式对他进行了身体虐待，包括在他身上贴标语牌并把他带到周围游街。他还曾被带到工作人员的集会上，并被谴责为“反革命”。陈翰笙反驳道：“我不是反动派。我是一名革命派。”至于对被指责为“专家”，他反驳道：“专业知识有什么问题，没有专业知识，寸步难行。”至少，当时的目击者们，尽管不敢发声，还是钦佩陈翰笙的勇气，并且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
和顾淑型的分离是可怕的。她大部分时间独自在家，病得很重。1968年11月初，陈翰笙曾两次在看守的陪同下回家看她。他发现她躺在床上，看上去病得很重。她告诉他，这是癌症。她没有接受治疗，这种病得了只能死，已经无法救治了。她请求陈翰笙今晚不要回去了。他向陪同人员求情，但他们说绝对不行，他必须走。陈翰笙伤心地离开，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两天后，顾淑型就去世了。当时，三人（两男一女）带着陈翰笙去看正待从东华门住所运出来的顾淑型遗体。陈翰笙崩溃了，痛哭流涕。他不被允许进入住所。那些陪同他的人冲进屋里，拿走了东西，包括从印度带回来的精致而少见的礼物。
后来，有两名男子到研究所探望了他，但他仍被关押在那里。他们比较客气，递给他一张纸。
他们询问这张纸上的内容是否属实。这是蔡元培1932年的一份委任状，任命钱俊瑞为陈翰笙的助理。陈翰笙说内容属实。几天后，他被释放回家。后来他得知，他被怀疑是臭名昭著的国民党CC派的领导人陈立夫的亲信，因此是一个危险的右派分子。审讯中，钱俊瑞将陈翰笙与陈立夫联系起来，称陈翰笙曾应陈立夫之邀到南京会面并讲过一次学（见第六章）。第二个问题涉及何思源，他是陈翰笙在美国时的同学，后来在30年代与陈立夫关系密切。1932年，顾淑型专程到山东，为当时保卫上海的十九路军向何思源募捐。审讯中，何思源被问及陈翰笙是否是CC派的成员。他说不是，他们都是新中学会（五四运动后一个进步的国际学生组织）的成员，因此他们才认识的。
陈翰笙在回忆录中表示，这是他被关和被审讯九个多月的两个原因。其他人指出了第三个原因。陈翰笙于1933年创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因涉嫌与刘少奇有关而被贴上反动的标签。在其存续期间（1943年解散），与刘少奇几乎没有联系。后来，该组织的一些领导人如钱俊瑞，确实与刘少奇合作过，这才致使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成员连带受牵连。这也是“文革”期间对陈翰笙的学生薛暮桥和孙冶方提出的指控之一。有关陈翰笙的事实已经弄清楚了。到40年代，他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联系已经疏远了。没有证据表明他曾与刘少奇合作过。事实上，他们从未谋面。尽管如此，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和其他人都是陈翰笙学生这一事实，还是引起了怀疑并导致其后的审讯和逮捕。
1969年年初，审讯结束后，72岁的陈翰笙被送往湖南茶陵县的一所五七干部学校—该学校以毛主席1966年5月7日下令对知识分子通过体力劳动进行再教育的指示命名。他在茶陵停留了约18个月。起初，陈翰笙被迫到地里收割蔬菜。但他的视力太差了，因此干不了。随后，他被调去做打扫厕所、跑腿送货之类的工作。他告诉笔者，一段时间后，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他被安排在单位做一些会计工作。在《陈翰笙百岁华诞集》中的一段迷人的短文中，茶陵村民许本道高度赞扬了陈翰笙，当他们同在当地医院时，陈翰笙对他和他的家人都很关心。许本道永远不会忘记陈翰笙的善意，也没有忘记陈翰笙离开茶陵后继续与他的家人保持的通信。由于在中国农村进行了多年的田野工作，陈翰笙认为自己过去的研究经历，帮助他比许多外交部的同事更好地适应农村生活的艰辛。
在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陈翰笙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迄今为止，他在茶陵期间所受的最大打击，是由于缺乏治疗而对他的视力造成的损害。地方当局拒绝治疗他日益恶化的白内障和青光眼。
下放在茶陵的伙伴们敦促陈翰笙设法联系周恩来并告知他的情况。陈翰笙在回忆录中说，从报纸上他看到周恩来也受到了“四人帮”的攻击。因而，陈翰笙没有试图联系他。还有人建议他向康生求助，因为是康生1936年将陈翰笙从共产国际转入中国共产党的。陈翰笙非常愤怒。他绝对不可能向康生求助，在陈翰笙看来，康生是一个杀人犯，早已是一个怪物了。
最终，1971年夏天，陈翰笙被释放了。他首先前往上海看望他的妹妹素雅。她带他去看最好的眼科专家。医生们宣布为时已晚，伤害太大了。遗憾的是，他的眼睛到最后也没能被真正治好。陈翰笙与素雅一起回到北京东华门大院。后来，素雅的女儿童瑜琼医生和丈夫许德胜医生也住到了这里。不幸的是，陈翰笙的余生在几近失明中度过。这也是笔者1978年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况。
对于陈翰笙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可怕的打击，这种打击可能会让大多数人发疯。他失去了一生的伴侣顾淑型，同样悲惨的是，他在湖南乡下失去了大部分的视力—尽管他还能勉强用中文写出短语。他每天都悼念顾淑型，他写了20首悼诗来怀念她。1972年夏天，他和妹妹在他和顾淑型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杭州以北的浙江桐庐的富春江畔，一边念着悼诗，一边把她的骨灰撒入江中。
风烛残年，两眼几近失明，但陈翰笙拒绝屈服或退休。他仍然享有伟大学者和革命家的威望，他与中共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翰笙会找到方法继续坚持下去，保持影响力，并尽可能地在公开和私下场合，继续扮演内部批评家或异见者的角色。
70年代初，随着陈翰笙体力的恢复，他学会了如何应对失明，通过口述和交流，他得以重回诗歌的怀抱。除了纪念顾淑型的20首悼亡诗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大多是关于人物、去过的地方和大自然的。在1970年至1972年间所写的诗中，26首已被收录文集并已出版。据他的家人说，他几乎每天都口述和修改诗歌，花数小时教年轻的外甥和外甥女如何欣赏优秀的诗歌。他还与至少一位老朋友、外交官李纯青交换了诗歌和书信，并与他分享了茶陵五七干校的经历。
1972年，陈翰笙在东华门38号（位于北京市中心紫禁城以东）老孙（他姐夫）家的旧宅里，口授诗歌，并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如此紧张、政治上怪异且仍然危险的气氛中，他还能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1977年以前，他很少走出家门。
按照官方说法，1972年“文革”尚未结束。北京的大部分精英仍然在偏远农村的五七干校里。在严重的冲突后，那些曾经骚扰过陈翰笙和顾淑型的红卫兵被驱散了—要么成为知青，要么在工厂工作，更有甚者，在街上流浪。
教育机构部分关闭或因功能不全而无法正常运行。在政治金字塔的顶端，毛泽东的法定继承人林彪元帅的失踪留下了权力真空。针对毛泽东的政变失败之后，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的飞机失事。1972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只在关键时刻进行干预，比如不顾江青及其党羽的反对，批准并参加了基辛格和尼克松1972年春天的来访。1972年春夏之际，周恩来总理似乎占了上风。他战胜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帮”（江青、上海市市委书记张春桥、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姚文元、王洪文），并带回了邓小平。但两个阵营之间还在继续围绕着政策、人事，以及对国家行政机构剩余部分的控制权进行斗争。邓小平的起起落落象征着政治局势上的混乱。
1976年始于周恩来的去世和4月天安门广场对哀悼者的镇压，随后是朱德的逝世、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以及9月的毛泽东逝世。“四人帮”于10月被捕，1977年后，邓小平逐步重新掌权。1981年，全国电视转播了对“四人帮”的公审，他们被判多项罪罚。
换句话说，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整整十年里，中国的政治未来，悬而未决。国家的组织结构是在不确定和部分瘫痪的状态下运作的。在这样的氛围下，陈翰笙一个人能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呢？他甚至需要帮助才能在北京街头行走。
向被遗弃者教授英语
陈翰笙在20世纪70年代初找到了目标。他在家里教英语，学生包括那些过去和现在仍然是“文化大革命”主要攻击目标的领导干部的子女，以及任何敲响东华门38号门的人。陈翰笙的这一想法没有得到外交部的机构支持，但它奏效了。他得到了他最小的妹妹素雅的帮助，她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陪伴着他，充当他的眼睛和行动上的向导。陈翰笙私下教课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十年里，陈翰笙以单独或小组形式辅导了不下 300人。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他曾自豪地谈到东华门38号的学生群体。他们大多数都很年轻，但也有一些年纪较大，是曾经的学者、教师或官员。其中还有一些受教育程度较低、政治背景较简单、渴望学习英语的不同年龄段的工人。陈翰笙要求学生大声朗读并用英语讨论从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资料中选取的各种材料，包括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70年代末，他将精选的读物整理成书，并于198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陈翰笙愿意教导任何走进东华门38号的人，这在当时看来相当大胆。这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他的学生中有像前国家元首及“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攻击目标刘少奇那样失宠的领导人的子女。刘少奇于1969年在监禁中逝世。1979年，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1921—2006）也是“四人帮”攻击的目标，出狱后就直奔东华门向陈翰笙道谢。
70年代，陈翰笙越来越感兴趣的另一项工作是汇编大量原始文献，记录200年来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的中国劳工们的旅程与艰辛。陈翰笙在回忆录中说，30年代初，当他在广东农村进行实地考察时，他意识到几个世纪以来海外移民的规模巨大。此外，当时，他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是波莫纳学院的毕业生）的档案中，发现了大量记录中国劳工移向海外的统计资料。他回忆说，这段经历激起了他的兴趣，让他想对全球范围内的劳工移民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想法不得不被搁置一旁，直至70年代，他才觉得自己有时间去从事这一研究。陈翰笙认为，这项研究将说明从18世纪到20世纪，西方全球帝国的建设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华工。
由于失明，陈翰笙从1972年后重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人员中，幸运地找到了三名全职研究人员。起初是非正式的，他们和陈翰笙一起汇编大量有关海外劳工的原始资料。虽然事情的原委仍不太清楚，但有证据表明，陈翰笙至少在1972年就有要启动这一项目的想法。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和他的同事在外交部的帮助下，共同致力于这一项目。［18］最后，在1980年至1985年，北京一家大型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了十卷精美的政府文件、统计记录、回忆录、个人陈述，以及有关海外劳工的二手文献引述。它的出版是一次胜利，是陈翰笙和他的团队汇编、编辑以及翻译超过一万份文件的努力成果。已出版的著作内容丰富、地域全面，涵盖了欧洲、北美、拉丁美洲、东南亚和非洲的华工历史。
这套十卷本的汇编著作如今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图书馆中都可以找到—正如陈翰笙所希望的那样，这是对海外华工对世界经济所做贡献的纪念。1985年最后一卷出版时，陈翰笙已经89岁了。《华工出国史料汇编》是陈翰笙最后的重量级的中文出版物。通过出版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他也想向“文革”后刚刚重新站稳脚跟的新学者群体表明一个观点。他认为，好的历史和社会科学必须建立在记录事实确凿的文献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缺乏现实物质基础的抽象分析之上。这是陈翰笙在70年代末，有关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论文和讲座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20］事实上，他认为过硬的数据汇编和出版最能说明问题，这也是陈翰笙自30年代以来的学术作品的基本原则。
宋庆龄的书信
幸运的是，宋庆龄致陈翰笙的信提供了一个窗口，以便我们了解他20世纪70年代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两方面的情况。这些笺信中的156封被陈翰笙家人精心保存。它们是宋庆龄的英文亲笔信，署名为“Suzi”，通常称呼陈翰笙为“朋友”。在现存的一封陈翰笙致宋庆龄的信中，他的署名是“Walter”。这些信件由上海的编辑们精心收集、翻译并作为“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之一出版。
最重要的是，这些信件揭示了陈翰笙与宋庆龄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他可能是她最信任的知己和顾问。这种关系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并于1939年至1942年在香港得以延续。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陈翰笙、宋庆龄和顾淑型经常见面。他们组织了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一起前往印度，并在创建《中国建设》和其他项目中建立了伙伴关系。他们的关系因“文化大革命”和顾淑型的去世而突然中断，在此期间，宋庆龄住在北京和上海的宅邸，与世隔绝。在整个“文革”期间，她在政治上是一个不受攻击的象征，但她与在监狱或五七干部学校中亲密的中外同事（包括邱茉莉和爱泼斯坦）被迫隔开，她因此而感到痛苦。不用说，宋庆龄对陈翰笙的回京感到高兴，并震惊于顾淑型的死亡，以及陈翰笙的眼睛状况。
这些信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宋庆龄的健康问题、她对陈翰笙的眼睛的担忧，以及她想寻找可能的方法来帮助他寻医问药。1974—1976年年底的信件，充分表明了宋庆龄和陈翰笙对江青及其同伙的敌视。他们对别人为避免与江青及其“四人帮”发生冲突而采取的策略感到愤怒。1976年，他俩因为陈翰笙的一篇文章被《中国建设》杂志拒绝刊登而十分气愤。
而且，这些信件也清楚地表明，当宋庆龄被要求公开发言或发表文章时，陈翰笙就用中英文为她代笔。这些信件讨论了苏联修正主义、周恩来、中国妇女问题，并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敬意。要知道，宋庆龄的中文写作能力有限。此外，她经常在内容上遇到困难，她严重依赖陈翰笙的想法和分析。1973年，在宋庆龄的敦促下，陈翰笙曾以自己的名义为外国读者起草了一篇关于苏联修正主义的长篇分析文章。1974年，它的发表受到了外交部的阻挠。第二年4月，《中国建设》又未经许可重刊了宋庆龄1937年撰写的一篇批评孔子的文章。陈翰笙和宋庆龄对此感到非常愤怒。显然，它的出版是为了公开攻击周恩来。
在周恩来逝世后的1976年1月的一封信中，宋庆龄说：“陈翰笙，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和顾问’。”她不能指望廖承志或华国锋（后者当时刚刚被选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几个月后，即1976年4月，陈翰笙和宋庆龄对镇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群众的事件感到震惊。
此外，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与西方及日本的关系突然解冻。这意味着，尽管北京周围政治动荡，但越来越多心怀善意和好奇心的外国游客开始抵达北京。宋庆龄迫于压力，也觉得有必要会见他们中的一些人。其中一些人—如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和伊罗生—都是陈翰笙的老熟人。于是外交部也把他们引向了东华门38号院内的陈翰笙。在信中，宋庆龄与陈翰笙就这些访客进行了持续的讨论，表达着对伊罗生、拉铁摩尔和尼姆·威尔士等她所喜欢的人和另一些她不怎么关心的人的看法。随着1976年“四人帮”的倒台，来访者的名单只增不减，其中包括蒲爱德、比尔·鲍威尔和西尔维娅·鲍威尔、谢伟思 （Jack Service）、陆慕德，以及许多三四十年代就认识陈翰笙的人。
不用说，陈翰笙和宋庆龄对1976年10月“四人帮”的被捕感到高兴。但气氛仍然紧张，特别是外交部内。1972年返京以来，陈翰笙一直对外交部及其领导层和部内普遍不敢与“四人帮”斗争的行为感到不满。
本文节选自《一代传奇陈翰笙：学术与革命的双重人生》“第十三章 用希望渡过劫难，1966—2004年”。标题为编者所加。注释略去。作者：[美]史蒂芬·R.麦金农 译者：熊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