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成思：叶企孙之死：一段不该被遗忘的痛史

叶企孙（1898~1977），上海人，物理学家、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叶先生执教清华经年，培育英才无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中，有9人是他的学生，2人是他的学生的学生，还有2人的事业也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13位“两弹一星”功臣与叶企孙的直接、间接的师生关系，只不过是叶企孙为中国培养科技兴国的栋梁之才的一个集中表现。其他方面的突出事例还有以下几件。

第一，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第一批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中，半数以上都来自叶企孙领导下的清华大学理学院的毕业生和教师，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华罗庚。华罗庚出身贫寒，只有初中学历，但他刻苦钻研数论，自学成才。1929年被清华大学数学系熊庆来教授识才，又经叶企孙批准从小县城调到清华数学系资料室当职员，边工作边旁听大学课程。1931年，叶企孙在教授会上力排众议说：“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好事，不要为资历所限制。”最后，作为理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的叶企孙，拍板决定，破格提升华为教员，并让他讲授大学微积分课。从此，华罗庚脱颖而出。1936年，叶企孙又派华罗庚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华终成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

第二件，1957年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上：杨振宁、李政道（当时他们持的是中国护照，所以应该算做中国人）。这两位能到美国留学，也与叶企孙有关。1942年杨振宁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随即又考取了王竹溪教授的研究生，而王是清华物理系1933级毕业生，叶企孙的弟子；1944年夏天，杨振宁考取了留美公费生。李政道原先在浙江大学物理系读书，1944年转到西南联大。李年少聪敏，给叶企孙留下好印象，当1946年联大有两个公费留学名额时，叶就想到了他并推荐成功。为杨、李两人推翻宇称守恒定律（他们因此而得诺贝尔奖）作出实验验证的女物理学家吴健雄，也与叶企孙有间接的师生关系。吴健雄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施士元是清华物理系首届毕业生。

第三，在美国科学院和工程科学院中有二三十位华裔院士，最早当选的两位都是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毕业于1933年的林家翘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毕业于1933年的戴振铎当选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另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1948年，美国编撰百年来科学大事记，入选的中国科学家仅有两位：彭桓武、王淦昌，都是清华毕业生，又都是叶企孙的弟子！

叶企孙爱国、无私的高尚人格是有口皆碑的。1928年叶企孙请吴有训到物理系任教时，把吴的工资定得比自己系主任的还高，以示尊重。后来他发现吴有训的工作能力很强，就于1934年推荐吴当物理系主任。1937年，叶又辞去理学院院长之职，荐吴有训接任。叶企孙的辞职，一不是自己不行，二不是众人反对，三不是已到退休年龄（那年仅38岁）。他的辞职真正是一种礼贤下士、举贤自让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只能完全出于公心。

正是这种无私的品格，保证了叶企孙能按正确的做法办好清华物理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生前有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也是叶企孙的信条。他无论在当物理系系主任时，还是在做理学院院长时，始终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到清华理学院任教。有了这批“名师”，“高徒”就不断从清华理学院涌现，以致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数理化学部半数以上的院士均来自清华。1930年，叶企孙对几位毕业生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这是多么伟大的胸怀！

“尊师爱生”是叶企孙教育工作的主旋律。王淦昌回忆道：“我和叶先生是同时进清华，他当先生，我当学生。叶生非常关心学生，我经济困难没钱回家，叶先生就给我钱让我回家。”在清华如此，到北大后他仍是视学生如子女。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照顾著名学者，给他们“特供”一些牛奶，叶企孙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他看到自己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人患浮肿时，就把自己的牛奶一定让这学生喝下去。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这点牛奶你们一定要喝下去。”

叶先生不愧为一代宗师，大师中的大师，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3位是潘光旦、陈寅恪、梅贻琦）。对于如此优秀、如此卓越的人物，人们实在想不出完全表达自己景仰的词语了。

然而，这位几乎是完人的圣贤，却晚景悲惨，死于非命！

熊大缜和赵九章都是叶企孙的学生，是他最喜爱的“极有才干”的弟子中前排就坐者。说到两位学生的才华、成就和令人扼腕的归宿，不提及一下为师者，便似有所憾。

文革初期，一开始是吕正操受到审查，因为当年熊大缜一直受到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赏识提拔，“熊大缜特务案”又被重新提出并进一步调查。因为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学生，从军后和叶企孙颇多联络，受到叶企孙的协助，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的叶企孙，竟被诬为国民党中统在清华大学的头子，说熊大缜是受他的派遣打入根据地。他向抗日军民提供的援助，也被说成是来自国民党反动派。

1967年6月起，年已七旬的叶企孙便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抄家，并被送往“黑帮劳改队”，叶企孙突然受到刺激，曾一度精神错乱。1968年4月，叶企孙正式被中央军委办事组逮捕、关押。在押期间，叶企孙受过8次连续提审，写过多次“笔供”，受到了尊严和人格上的侮辱。看过提审记录的人说，叶企孙所有的“供词”，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关押一年多以后，1969年11月，叶企孙被放回北大，在“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的原则下，叶企孙继续背着“特务”的帽子，受到打击和监视。叶先生的晚年，是在“被打入另册”的苦海中熬过的。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当时叶企孙孤身一人住在北大的一间斗室，本来风度翩翩的著名学者、大教授，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躬成九十度。

这真让人悲愤难抑，仰天大哭！

然而就在叶企孙身陷囹圄——后来人们称这是他生命中最晦暗的时日——被逼“交代”为什么会被国民政府选中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他仍坦然、淡定甚至不无自傲地回答：“据吾推测……是因为吾对于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他的传记作者虞昊和黄延复写到此，不由得驻笔感慨：试问，即便在今天，能够“做到这份上”的，能有几人？

叶企孙终身未娶，他的学生虞昊和侄子叶铭汉根据一些情形猜测，叶先生曾一度倾心于他的寡嫂，大概是迫于礼教，这段痴情没有结果，先生便终身不娶，献身于科学理想。猜测终归是猜测，事实是他终生孤身，唯与学生亲厚，而熊大缜，则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师生相处那几年，二人几乎相依为命。1947年6月23日，叶企孙在日记里写道：“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而那是二人幽冥两路已经8年了，叶浑然不知。

1938年，熊大缜去冀中抗日。其后，叶企孙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再其后，唯一能安慰的一点的，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读者应该明白，曾经炸翻日军机车车头、“炸得鬼子飞上天”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叶企孙等秘密制造、购买并偷运到根据地，由熊大缜等所在的“技术研究社”制造生产的，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的。

当时，叶企孙甚至一度考虑过亲赴冀中，以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后被劝阻方才作罢。他的学生回忆：“叶先生在天津从事那些活动所冒的风险，一定程度上说比去冀中的风险还大。先生虽有慎行、冷静、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祖国需要忠勇之士的时候，他站出来了。”

国难当头，超然的叶教授挺身而出。而在30年后的另一场灾难中，超然如叶教授者也未能幸免。

文革中的几年，在北京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见过叶企孙。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遭遇，“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在孤独、痛苦中离开人世。在生命的尽头，物理学家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一直到死，叶企孙头上都扣着“特务”这顶帽子。

1986年，清华大学学生写信给吕正操，要求为叶企孙平反。同年10月，中共河北省委对“熊大缜特务案”平反，并说“叶企孙……对冀中抗战作出过贡献”。1987年，叶企孙平反文件公布。1992年，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年铜像落成。了解此事全过程的清华教授曾昭奋以“不无周折”形容之。如今，叶先生的胸像安放在清华大学新区第三教室楼那个简陋的空荡荡的门厅里，而不是像呼吁者要求和想象的那样，树立在“校园中心区”。

来源：暗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