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金岳霖与毛主席的四次饭局

1949年9月，随着国民党军在北平郊外退却与解放军节节胜利，未受中共高层喜欢的原清华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知趣地提出辞职。根据吴晗等人的意见，由与中共交情尚好的金岳霖继任清华哲学系主任。

几个月后，老金官运亨通，又被任命为清华文学院院长兼校务委员会委员，并有幸参加了《毛选》一卷的英文版翻译定稿工作。

1951年秋，周恩来向京津高校3000多名教师做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报告。报告中，周以身示范，主动检查自己的历史错误。

当天参加会议的金岳霖对周恩来的举动佩服得五体投地，既然身居高位的一国总理都如此拿自己“开刀”，作为一个小小的大学教师又有何不能对自己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解剖”？怀着对中共领导者的万分敬仰和一颗怦怦跳动的心，回到学校之后的老金就开始在文学院带头解剖自己，当时通行的说法是“洗澡”。

据金岳霖的学生周礼全说，当时按照群众参加人数的多少，澡盆分为小澡盆、中澡盆和大澡盆，急于改造的老金一开始就搬来大澡盆对自己猛洗狠搓，但要达标或过关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老金毕竟是从中华民国时期的清华和西南联大过来的人，总摆脱不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名士气与头脑中固有的思想、生活观念，对新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钻研了好长时间也没有钻上几个窟窿。尽管如此，老金在洗澡中还是尽量以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理论为准绳，诚惶诚恐地检讨说：“在日本占领北京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老金检讨毕，满以为自己在民族立场上是站得住脚的，结果遭到听众一顿劈头盖脸的棒喝，其中有一句：“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如此这般，表明老金对自己的灵魂解剖不够，大号澡盆算是白用了，仍是灰头土脸的光棍一根，不能挤入纯洁的无产阶级队伍中来。几十年后，老金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还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此后的日子，老金在刻苦攻读马列书籍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先后三次在全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查，历数自己的经历和腐朽思想，说到自己的思想不端和可恶之处，声泪俱下，痛悔不已。金说：“我在十九岁的时候到美国去读书，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已经在大学研究院读了两年书。这时，知识分子自高自大的心已经养成了。凭个人的兴趣，我已陷入资产阶级腐朽哲学底泥坑。回国后，我又介绍这一类的形而上的、概念图案式的哲学，并且还努力创造了这一类的个人哲学体系。”

又说：“因为我根本不愿意问政治，我有一套表面上看来实在是莫名其妙的糊涂思想。我赞成共产主义，可是又反对共产党。在昆明谈到共产党有解放北京底可能时，我表示我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可是在北京解放前我又表示动摇。……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底主要思想是一种特别的保守主义，一种‘骑驴’主义。我个人固然不十分想做在我前面骑马的人，但是更不要做在我后面推车的人。我的主要思想是要维持原来的统治。”

最后，老金认为自己“从前是对不住人民的人，是有罪过的人。”

随着改造运动不断深入，老金的狠话随之加重，其间又写了两篇极其沉痛的忏悔录和检查，把自己的唯心主义和反动思想骂了个狗血喷头。由此，老金得以过关，并成为5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自我批判和改造的优秀代表，此后所写的批判文章频频出现于中共高级报章杂志上，成为引导知识分子队伍改造的一面大纛。

由“骑驴”观望到骑上红色战马一路狂奔，且过关夺隘成了红色经典角色的老金，并未忘掉革命队伍中那些落在自己后边、弯腰弓背的“推车的人”。时已失势的冯友兰被校领导指定用大盆“洗澡”，必须在清华文学院和全校范围内做深刻的思想检查，但几次洗下来，冯氏身上的灰甚至皮肉都掉下了不少，参与的群众觉得冯氏可以马虎过关，但领导层仍认为只掉皮毛没触及灵魂，仍是“问题严重”，不能过关。对此，冯氏痛苦不堪，又不知如何洗下去是好。对这一切，作为新科文学院院长的老金看在眼里，痛在心中，遂产生了“拉兄弟一把”的念头。据周礼全回忆说：

有一天上午，老金叫自己陪他一同到冯友兰家中去，因为冯下午要做思想检查，给他鼓鼓劲，好顺利过关。在冯的客厅里，老金说了一些劝慰和鼓劲的话，冯点头表示谢意。当几人站起来告别时，老金突然激动地大声对冯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金岳霖猛地上前几步，抱住冯友兰，“两颗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下午两点，冯友兰被勒令在文学院全体师生和燕京大学部分前来“取经”的教师面前做思想检查，“刚开始说话，就泣不成声。此后约两个小时的检查都是在极其沉痛的情绪下做出的”，经过这一番折腾和老金暗中助力，冯友兰终于得以过关。

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六所大学（南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老金调任北大哲学系主任。1953年3月5日，声震寰宇的斯大林撒手归天，毛泽东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3月9日，毛发表了《最伟大的友谊》一文，以此悼念斯大林。此时的老金觉得无产阶级最重要的领袖去世了，思想上“开始有保卫党的要求”。是年，在朱伯昆、任继愈等人根据上面指示具体操作下，老金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后曾任民盟中央常委等要职。

据老金回忆说：“解放初，张奚若忙得不可开交，梁（思成）、林（徽因）参加国徽设计工作也忙得不亦乐乎。我好像是局外人。有一次在怀仁堂见到毛主席，他对我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是有用的’，这我可放心了，我也就跟着大伙前进了。”

老金正如他自己所言：心一放下，便借坡下驴，立刻换上高头大马，不是跟着“大伙前进”，而是后来者居上，冲锋在前，狂奔如飞，很快超越了梁思成、林徽因等“大伙”，达到了同行们仰慕的高度和深度。据当时北大哲学系学生羊涤生、刘鄂培等辈回忆：

那时的老金已年近花甲，视力衰退，精力大不如前。但“在这段时期里，金老担负繁重的行政、教学科研工作，又要孜孜不倦学习马列主义，还要以他切身经历教育同学，和与同事促膝谈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金老不服年老，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因为金老已下定决心，终身献给党的教育事业。金老的一次发言是我们永远难忘的，他紧捏着拳头，捶着桌子，铿锵有力地说：‘我决心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做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语言刚劲有力，激情奔放，它打动了在座的师生，大家含着热泪迎上去表示欢迎，这时金老早已热泪盈眶。”

1955年春，老金奉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筹备会，9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老金晚年在回忆从清华到哲学所这段生活时说：“解放后调整到北大。周培源先生说要我做北大的哲学系主任。我说我不干，还说艾思奇摆在那里，不去找他，反而来找我。周培源说：‘要你做，你就得做。’我就做起系主任来了。不久就有人当面大骂我一顿。这样的事，在旧社会不是开除他，就是我辞职。在新社会怎么办呢？不知道。结果他不走，我也不辞。事也办不了，更谈不上办好办坏。”又说：“到了哲学所，另一副所长张镛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这以后没有多久，哲学所的同志作出决议，解除我的行政职务，封我为一级研究员。显然，他们也发现我不能办事。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据查，老金所说的解除职务，是他的糊涂或者误会，当时，哲学研究所领导无权解除老金的行政职务，事实上也没有解除，只是决定老金不必每天到研究所坐在办公室里无“公”可办了。于是，老金在家中搞起了研究和写作。

1956年6月10日，老金在北京饭店请客。老朋友接到通知后都纳闷，不知请客缘由何在。待人到齐后，老金突然起身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来者无不惊诧，并为老金的一片痴心真情所感动。

尽管老金心中一直思念着林徽因，但在感情的大海中有时也翻起点异样的涟漪，投下另一种影子。据与金岳霖相识的中共党员、民盟中央副主席李文宜于1993年回忆：

20世纪60年代后期，老金作为民盟中央常委，经常参加民盟组织的学习活动。在学习期间与同组的名记者浦熙修过从甚密，金常约浦到自己家中用餐。因为金家有一位高手厨师做得一手好菜，无论中西餐都让金老满意，也得到浦熙修的赏识。不久，他们便相爱了，并准备结婚。

不巧的是，此时老金因病住院，浦熙修也确诊患了癌症。当时正在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浦熙修的三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夫人），同时得知浦熙修的女儿恰好又是彭德怀爱侄的未婚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文宜考虑到这两代人的婚姻可能为政治问题所牵连，并且老金是党员，又很单纯，不一定了解这些情况的复杂性。于是，李便决定插上一手，在去医院探望金时，她婉转地劝老金“不要急于结婚，再考虑一下”云云，并将浦熙修的病情和她女儿与彭德怀侄子的关系说了出来。

老金听后认为此事非同小可，这是在政治线上的恋爱，弄不好要进大牢和砍头的，于是立刻严肃地表态“这是件大事”，自己要慎重。出院后，老金便去看望浦熙修，想与对方一刀两断。而此时，由于病情发展很快，浦已卧床不起了。在政治的高度压力下，老金的最后一次恋情如同西边的晚霞，一闪而过，倏忽消失于西天的云山雾海之中，以致一生都没有结婚。对此，李说“这件事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遗憾”。

老金在婚姻问题上有“骑驴”摇摆的现象，但在政治追求上却一点都不含糊，据可考的资料显示，老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日期是1956年9月29日，他在志愿书上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确实站起来了。……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我认为我们非有相当多的人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任务不可。我要求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伟大的革命建设潮流中，因此，我申请入党。”同时，老金还写道，有几本马列的书对自己影响很大，如《实践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等。

鉴于老金在革命道路上的辛苦与贡献，加之思想境界已臻化境，12月11日，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其为中共预备党员。从此，老金“从民主、爱国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终于成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

由一名自由知识分子一夜间变成“战士”的老金，深知自己脑海里还残存着类似陈寅恪所坚守不移的那种不合时宜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主动放弃青壮年时代立志研究的逻辑哲学，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解剖自己，以提高思想觉悟”。并与“旧的自己”和过去在清华、西南联大当教授时搞的那一套哲学体系毫无保留地、彻底地决裂。同时公开表示：“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年不行，用二年；二年不行用五年；五年不行用十年；十年不行用二十年！”誓要做一个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刀山火海也敢闯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56年除夕，毛泽东请金岳霖、章士钊等几位儒生吃饭。毛对老金道：“数理逻辑还是有用的，还要搞。希望你写个通俗小册子，我还要看”云云。据老金后来说，自这一次开始，至“文革”爆发前的十年间，毛主席一共请他吃过四次饭，还知道他是湖南人，并专门用筷子夹给他两个炒得黑红、个头较小的尖辣椒品尝。对于这四次吃饭和夹小辣椒的恩情，老金终生念念不忘，即便到了晚年思维衰颓得对过去的事都已忘却，对此事却牢记心怀。每向人言及，总是两眼放光或闪烁着激动的泪花，神情中透着无比得意和自豪。

除了与领袖同桌共餐的荣耀，作为学者也不能忘了以学术成就服人，晚年的老金对人说，他在1949年以前共写过三本著作，“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这本书是他一生中最看重的一部。可当政治风潮来临的时候，老金不敢说“满意”，而要视之为狗屎一堆。1958年2月，老金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按照马列主义观点，对自己一世英名之作《论道》进行辱骂式的批判，可能辱骂得还不够火候，此文迟迟未得发表。老金一看文章不能发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个破釜沉舟，直接向他的上级党委写起检讨书，以示痛心疾首与洗心革面的决心。老金说：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阻碍了逻辑组对辩证逻辑的学习和研究，“我口头上赞成学习辩证逻辑，可是骨子里是另外一件事”。关于辩证法或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关系问题，就好些旧逻辑学家来说，仍然“茫然”。辩证法“好像懂得一些”，辩证逻辑他们“大都不懂”，既然如此，二者的关系“就很难深入地讨论”云云。

1959年5月，金岳霖在这年的《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再次对自己过去的哲学观进行批判和痛骂。年底，哲学研究所根据上级部署开展“反右倾运动”，老金即刻写了一个长篇《自我检查》，除了对自己原来的哲学观进行痛骂，还对现实中加入中共之事有些神经质地提出疑问和交代，说自己入党动机不纯，“很可能用自欺的方式来欺人”。

老金冷不丁地抛出这个检讨，搞得各级党组织颇为惊恐与糊涂，以为他背后有什么来头，或在思想深处潜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只得对其言行更加提心吊胆地注意，加大考察力度。好在老金只是和尚念经一样，按照经卷的意思隔三岔五地对自己痛骂一次，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或发表与时代相悖的言论，这样到了1960年9月29日，即新中国成立11周年纪念日前，中科院党组织讨论决定，将老金预备党员中的“预备”二字真除，正式批准其为中共党员。

老金成为中共正式党员的事传到毛泽东耳中。年底，毛泽东请老金到家中吃饭。在座的客人有章士钊和程潜，均为湖南人。老金去得最晚，一进门，毛向章、程介绍说：“这是中共党员金岳霖。”一句话说得老金心潮澎湃，感动得热泪盈眶。席间，毛对金说：“你的检讨（南按：一年半前老金发表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我看了。在新的情况下，对旧的东西就有点讨厌了。不过……”毛没有说下去，其他人也没敢追问。后来老金回忆说：“毛主席说‘不过’什么，当时我没有理解，如果理解了就可以警惕，以后就不会混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错误了。”

正是老金对上意没有理解清楚，或者说理解得不够，才导致思想观念越来越“落后”，并受到毛泽东的长期冷落。对此，晚年的老金深居简出，不再“捏着拳头”“热泪盈眶”地热衷于政治风潮了。此事被毛主席闻知，在最后一次吃饭中，毛不再主动给老金夹那几个小尖辣椒，且在席间有些不满地掷给老金一句话：“你要接触接触社会！”此时已70多岁高龄的老金受到毛主席的当头一棒，大骇，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在祖国真正的心脏——中南海最后的晚餐了。为了争取与毛主席共同吃上第五次饭，老金当场信誓旦旦地保证要按主席的指示办，想方设法“接触社会”。

晕晕乎乎地回到家中，老金连续三天皆是“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在寂静的夜里，“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金岳霖语）老金一边听着小耗子们吱吱叫唤着开运动会，一边想着饭桌上伟人的不满与批评，如芒在背，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按照自己一生所学的强项——大逻辑、小逻辑及其他各种不同逻辑的推理论证，苦熬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谋划出了一个“接触社会”的对应方略。

这一天早晨，老金神情亢奋地走出家门，在胡同口找到一个约六十岁、腿有点蹩，平时很难揽到生意的老三轮车夫，相约每天上午由三轮车夫拉老金到王府井大街转一圈。于是，蹩足车夫按时蹬车来到老金的家门口，老金则梳洗打扮，拄着拐杖走出来，颤颤悠悠地爬上平板三轮车。蹩足车夫有了固定工作和薪水，自是高兴得不得了，拿出几十年练就的绝招，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紧蹬快踏，左躲右闪，飞一样地前行。车上的老金一手按拐杖，一手死死抓住车夫屁股底下那个坐凳，以免中途被甩将下来，像烧地瓜一样被众车轮辗得粉身碎骨。当一路有惊无险地来到人群拥塞、肉球飘荡的王府井大街后，三轮车夹在人流中，像一只并不灵便的蛤蟆于稻田中游走穿行，躲闪腾跳，老金则坐在蛤蟆背上，说不清像什么地两眼乱转，东张西望，认真“接触社会”。如此这般风雨无阻两年下来，终于被好事者发现并传到毛主席的耳中，毛闻知后哈哈大笑，曰：“我那不过是随便一说，他竟放到了心上，我这个搞逻辑学的同乡确实有一套不同于常人的逻辑思维呵！”

老金辗转探知这一评语后，认为毛主席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尽管没有太放在心上，但总体上是认可的，憋屈心里两年多的苦闷如针扎皮球，气消了不少，于是抖起精神，高呼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诗句，欲上车好好地展示一下“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气风采。想不到一时兴奋过度，刚出大门就被一块顽石绊了一跤，此后再也爬不上那辆平板三轮车了。

1974年春，已是80岁高龄的老金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精神比以前更加孤独和痛苦。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儿子梁从诫感念老金与梁家几代人的真挚友谊，不忍一位老人长期不能“接触社会”，也没有人同他一桌吃饭而身陷寂寞、孤独之渊，于是携家搬到老金在东城干面胡同的住所共同吃住。自此，老金又重新回到了当年“太太客厅”时代，只是客厅的主人不是自己的挚友梁林夫妇，而是年轻的小字辈了。在这个充满着友情挚爱的温馨家庭里，梁从诫一家一直视老金如亲生父辈，并呼曰“金爸”，而老金也视梁从诫为亲生儿子，无论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与梁从诫相商，特别对自己弄不清、道不明的“社会”中事，他总是以梁从诫所说为然。

1977年12月，老金因肺炎住进了北京医院，这是一所重点为中共高级干部服务的医院，老金认为自己是高级干部，遂住了进来。想不到院方并不把他当作高级干部看待，各方面的待遇与普通职员、群众无异。在院方与医疗人员的漠视下，老金病情加重，直至昏迷不醒，有时半夜说胡话，或大喊大叫：“我是高级干部……”

1980年11月，老金肺病复发，再度住院治疗。此次吸取了教训，不敢再送门槛奇高的北京医院，而是进了低一级的首都医院。此时的老金仍认为自己是高级干部，结果又弄了个头晕心寒。对此，老金后来抱怨说：“哲学所的领导小组曾解除我的行政工作，封我为一级研究员。我想一级研究员当然是高级干部。无论如何我认为我是高级干部。”但自进首都医院住院后，“他们把我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通明透亮的大房间。我是怕光的，戴眼罩子戴了几十年的人住在那样一间房子真是苦事。要单间房，首都医院不能照办，据说是因为我不是高级干部。后来我住到邮电医院去了。病好出院我向梁从诫提及此事，他说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我看他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样，我这个自以为是高级干部的人才知道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

不是高级干部而被迫离开首都医院的老金，自邮电医院出院后已不会走路了，只能长期卧床疗养。有一次，哲学研究所的领导们看望老金，寒暄过后，拐弯抹角、小心谨慎地提到了老人的书籍之事，暗含的意思是希望他捐给哲学所。并不糊涂的老金一听就明白，但他明确表示，自己的藏书是几十年积攒的结果，其中有些书的搜购，有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情感和功劳，因而，当自己百年之后，所藏书籍要留给梁从诫，以寄托对梁林二人的缅怀之情。

1982年春，老金觉得死神已在家门口守候，自己行将魂归道山，遂于3月7日特别给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党组织写信，谓：“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又说：“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款中提出叁仟元献给党。请勿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427页，刘培育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984年10月19日下午3点35分，老金因双侧肺炎、肺气肿、冠心病等病症医治无效，在北京305医院逝世，终年89岁。

1984年10月2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消息，称：“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前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金岳霖同志……毕生致力于我国哲学、逻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对我国逻辑学的建设和发展，对我国哲学研究和教育事业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

一座文化大山承载着学术巨子就此隐入历史天空的雾霭中，在大山移动和巨人挥手告别的历史回声里，八宝山殡仪大厅肃立棺前涕泣送别的后生学子们，听到了如下一段对话：

学生：现在是各种主义相争雄的时候，请问老师哪一派才是真理？

老师：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

学生：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老师：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的思想……

浓重的天幕逐渐开启，送别者隐约辨出对话中的老师是金岳霖教授，学生是15年前死于台湾孤岛的殷福生（海光）。对话地点在昆明西南联大院内，时间是1943年一个秋风飘拂、月光斑驳的晚上。两个并排的身影踏着微风掀起的零星树叶，在悠扬的琴声中渐行渐远。倏忽间，如涛似浪的哀乐灌顶而来，月下身影瞬间消失，一阵冷风袭过，师生的对话成为一曲渺远空灵的绝响......

来源：《南渡北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