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杜润生在1955（中）——检讨“错误”

1955年下半年，杜润生职业生涯暗淡而沉闷。

8月初，在7月31日毛泽东关于“小脚女人”的严厉讲话之后， 杜润生不能正常工作，主要是 “检讨” 错误。那个年代似乎没有“停职检查”的说法，但当时杜润生的处境很类似“停职检查”。他的检讨，直到十一月勉强通过，而后，正式免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职务，黯然离开十号院。

杜润生要检查的错误问题似乎相当复杂：

不仅有邓子恢领导下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般性错误，就是说，所有邓子恢主持下农村工作部对农业合作化不积极的问题，都有杜润生一份，他都要检查。而且，杜润生还要检查主要属于自己的错误，主要是1955年春天到浙江省“大砍合作社”。

不仅有1955年上半年拒绝执行毛泽东合作化意见的问题，还有1953年春天以来消极对待合作化的问题，就是说，杜润生还要检讨农村工作部成立两年多来的全部问题，特别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

毛泽东严厉批评之后，在中央农村工作内部，副部长廖鲁言主持传达讲话，部长邓子恢、秘书长杜润生开始检讨。他们先在机关内部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会议上检讨，而后，准备到中央七届六中全会上检讨。七届六中全会，在10月4日到10日召开。会前两个多月，杜润生的工作主要是准备“检讨”。

在七届六中全会期间，杜润生的检讨经历了两个阶段，从“认识”问题上升到“路线”问题。

杜润生的“错误”似乎并不复杂。大致是：1955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全国农业合作社数量从当时65万个，到1956年春发展到100万个，但不久，毛泽东提出发展到130万个。邓子恢在部署工作时，没有执行毛泽东的意见，坚持了原来100万个，而且对一些地方的合作社实行收缩，特别是把浙江省的合作社从53,000个压缩到37,000个。5月5日，毛泽东找邓子恢彻夜长谈，从晚上十点半谈到次日早晨六点半，要求合作社的发展指标增加三十万个，并且警告邓子恢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但是，从毛泽东处回到机关第二天，5月6日，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作总结报告，对毛泽东的指示只字未提[1]。在工作安排中，邓子恢没有贯彻毛泽东的意见，邓子恢没有强调加快发展，而强调要巩固收缩，继续坚持原来的政策部署，依然坚持100万的指标。[2]

邓子恢抵制毛泽东的政策主张，杜润生一直站在邓子恢一边。在收缩合作社过程中，杜润生既积极落实邓子恢主张，也是邓子恢的最重要幕僚。这年4月，杜润生到了浙江省，亲自部署、督促收缩合作社。杜润生亲自参加了浙江省委召开的全省四级干部会，在会上讲话: 浙江“去冬发展合作社,战略上勇敢是正确的,但战术上是缺乏准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巩固的全力巩固，须收缩的坚决收缩。”“既要防止一轰而退，也不可勉强维持，以免平均使用力量,使该巩固的也巩固不了。”[3]此后，浙江省已经建立起来的合作社迅速减少了1/3左右。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主要是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会议开始后，杜润生检讨:“热心于帮助个体经济，而不热心于支持合作经济”,“只空喊合作化是个工作方向，而没有具体制定出行动计划,所做的还是那种对小农经济“好行小惠”之事。我这次所犯错误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对群众社会主义要求估计不足，在合作化工作中主张消极退却方针”。[4]

但是，杜润生的检讨还很不够，再次受到批评。会上，周恩来点名批评杜润生，提出新错误，即“分散主义错误”。杜润生晚年回忆说: “周恩来点名批评我,说有‘分散主义’的错误,这么大的事情没有请示中央,在浙江问题上是没有检讨的。”[5]为这种擅自做主的分散主义错误，又做了一次检讨。所以,杜润生在会上有两个检讨,前一个检讨合作化运动,后一个检讨“分散主义”。

关于浙江问题，杜润生在中央全会上被点名批评“没有请示中央”。杜润生对此错误缺乏思想准备，因为他去浙江，是根据中央给浙江省委的电报精神。“电报由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李友九起草,邓子恢稍作修改,经谭震林、江华、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过目同意,并委托陈伯达送毛泽东审阅，陈伯达很快回电话说“主席同意”。电报传到杭州，浙江省委表示同意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杜润生在浙江省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在中央农村工作部领导层，不论是邓子恢，还是杜润生，“对浙江收缩合作社问题的批评,更令人难以想通。浙江收缩合作社,本是与有关方面商量并征得党中央、毛泽东同意的,并不是邓子恢个人擅自决定的,怎么能不顾事实呢?”[6]。但是中央领导说了，这是另一个严重错误。于是，杜润生又补充了一份检讨。

杜润生晚年曾经感叹，在七届六中全会上，没有一个人是为他和邓子恢辩解，没有人赞成他和邓子恢的意见。这次中央全会，“248篇发言或书面发言，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致批评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有些人真是这样认为的，有些人内心未必这样想，但都做了类似的表态。”[7]“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受到了痛斥。[8]

但是，杜润生在会议期间的两次检讨并没有过关，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的错误上升到“路线错误”，仅仅归结为思想认识问题。杜润生晚年回忆：“会后有人说我检查不深刻,未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我写了一份补充检讨,10月13日送邓子恢并转中央。邓小平回复说，这个补充检讨很必要,但不够清楚,可以不急于交卷。并批注了几点意见,对于我写的“听了会议中各同志发言,我深感到自己的自我批评是不深刻的,主要是对业已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揭发不深”，邓在这一句后批:“这句不够;对农工部的错误,不能只看作是子恢同志一个人的事情。”接下我提到“我也是有责任的”,邓加上了“很大”(责任)两字: 对“两种工作方针对立的情况下,不积极维护中央的集中领导”一句,邓打了个问号,写道:“在农村工作部所犯错误问题上,杜不是什么不积极维护中央……的问题，而是自己同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对子恢同志的错误，起着助长作用的。所以这般批评是不够的。”[9]

为此，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半个月后，在10月25日，杜润生又写了一份检讨报送中央。在这次检讨中，他提高了“认识”。“检讨中说:我的立场、观点,都是偏向右的方面的。“是把迁就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发展社会主义放在第一位。”。“所以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没有把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看成是当时就应当立即积极进行的任务,而是安于小农经济现状,不求前进。”我还再次检讨了“分散主义”的错误(浙江收缩合作社)。[10]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之后不久,中央开会讨论中央工的错误问题，会后不久，1955年11月中央解除了杜润生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11]

本文作者曾多次访谈时任杜润生秘书施智。1955年4月，秘书施智随同杜润生到浙江。杜润生在省委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施智也在会场。在浙江部署收缩合作社，杜润生是根据中央的电报精神，那为什么成为错误？施智说：“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是在传达电报精神时，他讲的太凶了，口气很严厉。”施智又感叹说：“贯彻中央精神，不严厉不好，太严厉了也不行”。施智因为先行调离，没有参与杜润生的“检讨”准备。

1955年8月15日左右，也是在毛泽东严厉批评后两周，杜润生的秘书施智被调离，杜润生不再配有秘书。施智离开杜润生之后，随即被安排到新岗位。可以设想，自从秘书被调离，杜润生已经基本停止了正常工作，但是并没有被正式免职，也没有到新的工作岗位。十一月免职之前，他主要是在检讨“错误“。

杜润生迎来平反，是在26年之后。198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12]，为邓子恢平反。当年处理杜润生，没有公开点名，也没有正式文件，所谓杜润生的“错误”，和邓子恢整合在一起。贬职调离时，杜润生42岁，此时正式获得平反，68岁。

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程中，杜润生贬职调离是重要事件，远远超越个人官场挫折，具有重要的宏观政治意蕴。

 

 

（未完待续。下一篇：杜润生在1955（下）——贬职调离。）

[注释]：

本文非文献资料来源于2019初至2024年初多次访谈。主要访谈对象是：施智（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秘书，杜润生调离后后担任邓子恢秘书、廖鲁言秘书）、赵明（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合作处干部，后任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卷》编辑部主任）、康后元（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公务员、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干部）。借此机会向接受访谈的农村工作前辈表示敬意和感谢。

[1]陈丕显编：《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87页。

[2]陈丕显编：《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89页。

[3]陈丕显编：《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82页。

[4]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60页。

[5]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60页。

[6]陈丕显编：《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98页。

[7]陈丕显编：《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97页。

[8]陈丕显编：《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498页。

[9]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61-62页。

[10]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62页。

[11]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67页。

[12]黄道霞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89页。

来源：九号院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