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平：杜润生：时代变革中的智者

题记：我与杜润生先生是晋中同乡。世纪之初，我曾两度躬逢有先生出席的座谈雅集，亲耳聆听他那穿透世事、温润睿智的言谈。时隔多年，那份如沐春风、如饮清泉的触动，依旧清晰镌刻在记忆深处。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杜润生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誉他为“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

同年冬，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与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先生故里——晋中市太谷区阳邑镇，共同举办了“农村改革论坛”。次年，论坛更名为“中国乡村振兴（太谷）论坛”，至2025年已历八届。在我亲历的前五届论坛中，先后有陈锡文、段应碧、杜鹰、尹成杰、刘振伟、陈晓华、翁永曦、柯炳生、徐小青、赵树凯、高文斌、张木生、魏唯、蒋中一、曹居中、张太英、宋洪远、金文成等数十位深耕“三农”领域的权威学者云集太谷，追怀改革峥嵘往事，共商乡村振兴大计。

彼时，我任职晋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参与了论坛的筹办与服务。退休之后，又受市委、市政府委托，主编《农谷论坛》，辑录诸位大家的真知灼见，梳理农村改革、乡村振兴的思想脉络。这篇小文，是我多年研读杜老、追慕先生精神的点滴心得，亦是作为桑梓晚辈，献给这位乡贤智者的一瓣心香。

2015年10月9日，一位历经百年风雨、倾尽一生心力守护中国农民的老人——杜润生先生，安然辞别了这个世界。

消息传开，无数悼念的文字涌来。在这些文字中，最凝练传神、让人过目不忘的，是翁永曦送上的那副挽联：“兼收并蓄，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德高望重，无山头却门生遍九州。”

短短26个字，道尽杜润生毕生的智慧风骨，更精准点出他作为“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的核心成事之道——于纷繁歧见中凝聚共识，于复杂变局中稳步破局。这让后人不禁追问：一个人，究竟凭借何等胸襟与智慧，能让针锋相对的主张求同存异、凝聚共识？能在观点交织、利益纠葛的时代困局里，为党中央出谋划策，走出惠及亿万苍生的改革之路？杜润生用他跌宕却坚定的一生，给出了掷地有声的答案。

一、倾听：“坐下，慢慢说”

杜润生的智慧，首先藏在极致的倾听之中，这是他凝聚改革共识的起点，也是其为人处世最鲜明的风范。

在杜润生的门生中，经济学家周其仁对恩师风范体悟至深。他在追忆文章中写道：“人们拜服杜润生多方面的杰出才能——举凡思想、综合、协调、判断、说服、文字以及他的讲话能力，杜老的本事公认一流。不过，在下以为，他最为擅长的、也构成杜老风范最鲜明特点的，还数他善于倾听的偏好与能力。”“是的，杜老喜好倾听，听情况、听判断、听建议、听议论，他总是那么兴致盎然。1980年代九号院里开过大大小小多少会？大多数时间杜老就是坐在那里听。”

一个“听”字，看似寻常，实则蕴含超越权力与身份的格局。开会时谁在说、谁在听，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秩序。领导大多在说，下属大多在听。而杜润生恰恰相反，他始终是席间最专注的倾听者，且这份倾听绝非敷衍应付，而是全神贯注。

周其仁回忆，当年农口开会“土”得很，发言没有严格时限，车轱辘话来回说是常事，不少年轻人在底下听得发困走神，杜老却“总是安安稳稳地听，不时问上几句、点评一二，让汇报人越讲越来劲。遇到自我感觉实在太好的，杜老一边批文件、写回信、翻材料，一边还听人家讲。”

农业部原部长何康也有类似的感慨：杜老开会能坐得住，听得进，精神专注，听到关键处还不时插句话。有时一个论点或问题接连议论几个小时，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杜老却“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杜润生的倾听，从不设门槛。在他面前，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无论什么资历、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只要有观点、有想法，都可以讲。他既认真聆听领导指示、专家学者的专业灼见，也倾心接纳年轻后辈的新锐声音，更格外珍视那些来自基层、无名无位却满怀赤诚的真情直言。

1979年，翁永曦还是《中国农民报》的见习记者，他送社论清样至杜润生办公室，老人问及他的经历，得知其在农村插队十个年头，便邀他谈谈对农村的真实看法。翁永曦直言不讳：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国家农业政策制定应建立在务农有利可图上；自己自幼接受“大河有水小河满”的教育，事实上，无论自然界还是经济生活，都是“小河有水大河满”。

这番话直白大胆，在当时的思想语境下略显尖锐，可杜润生听后非但没有不高兴，反而很欣赏。短短一周，翁永曦便接到调令，进入国家农业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一个毫无背景的青年，只因一份坦诚的表述，便被这位前辈慧眼识才，调入中央政策研究核心机构，这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胸襟，在当年部委之中并不多见。

吴象曾饱含深情地回忆：“杜老作为学者、专家，作为领导、长辈，值得学习之处很多，我想强调的是，他对不同意见的态度，他的包容，他对新知识的不断追求，他的善解人意。”

这份包容与平和，在当年汇聚改革思想的九号院，被凝练成一句温润人心的话语。陈锡文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回忆，当年九号院牵头起草中央农村工作文件，各种观点争论不断，每当此时，杜润生一句温和的“坐下，慢慢说”，争论便会渐渐平和下来。

“坐下，慢慢说”，短短五字，无立场偏向，无是非评判，却有抚平焦躁、化解对峙的神奇力量。正是这样一句不疾不徐的叮嘱，恰似一捧清泉，浇灭言语交锋的心火，让争论不至于走向撕裂，让分歧不至于陷入对立，让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人，都能在同一个空间里共存。杜润生始终笃信一个朴素的道理：再尖锐的矛盾，再重大的分歧，只要双方平心静气、从容沟通，就总有化解的可能，总有凝聚共识的空间。

二、“圆起来那么一说”：中性的语言智慧

善于倾听，是杜润生吸纳各方心声、凝聚共识的基础；而精准得体的语言表达，则是他化解观念分歧、推动改革落地的关键。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包产到户是最敏感的改革命题：分田到户、家庭经营，是否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者引经据典极力阻挠，支持者心忧民生据理力争，改革步履维艰。杜润生面临的难题，是既要为高层推进关乎数亿农民温饱生存的改革助力，又要费尽心思避开不必要纷争，在各方立场中找到平衡点，让改革平稳落地、获得广泛认可。他的破局之法，便是用中性包容的语言，搭建各方都能接受的共识桥梁。

翁永曦回忆，他想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些词来代替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来概括农村新的经营体制，把反对的赞成的不同意见逐步地趋向一致，这是不得了的大智慧，是杜老的过人之处。

刘堪说，当时必须要照顾到几十年培养的集体经济模式的观念，改革要和这个挂钩，不能远离历史。那时就有人提出，按传统观念理解，责任制是集体经济内部的劳动管理制度，大包干后，劳动谁管谁？还有联产，其实早不联产了。这就说明，新制度是从旧制度逐步演进而来的，它带有旧制度的痕迹。我们不但要承认这一点，而且也要利用这一点，事情才能顺利前进。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全国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杜润生安排安徽的同志以“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为题作大会发言。发言引起轰动，也引来激烈争论。杜润生为此专门到安徽同志住的房间，语重心长地对安徽的同志说，“是我要你们安徽同志作大会发言，你们的发言很好，理直气壮，以理服人，这是投石问路啊！现在，各种观点都表达出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已几起几落，老百姓是拥护的，效果是明显的，但政策是不允许的。这次你们安徽又带头了，让实践作检验。拨乱反正有个过程，现在还是提联系产量责任制为妥。”时任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的陆子修感慨地说，这种既有决策审理之智，又有造心分别之慧，杜老实在是一位智慧长者。

事实上，土地到户的问题一旦解决，随之而来的就是粮食多了。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还有余粮，是否允许自由交易？农民有了大量剩余时间，开始承包集体的鱼塘或小作坊，是否允许雇工？是否允许长途贩运？是否允许自买汽车、拖拉机？是否允许搞非农私人经济？是否允许在农闲时间进城务工？等等，都刻不容缓，必须得有说法，一年不行两年，终久绕不开。杜润生率领他的团队，向中央报送了一个又一个调研报告、会议纪要、政策建议，一步一步往前推：农产品流通采取“双轨过渡”，农民肩挑手提、自行车驮运不算长途贩运，农户请帮手、带徒弟不属于雇工剥削，私人经济具备可控性和可塑性……每一个词汇的背后，都是一场思想的突围，都是为了让改革在共识中稳步前行。也如此，才将亿万农民一步一步引向市场，成为市场的主体，农村改革也才成为国家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后来何道峰谈及这些表述，笑着感慨：这种词语只有杜老才能发明出来。这份看似戏谑的赞叹背后，藏着对先生语言智慧的深深敬佩。杜润生深知，在特殊的时代下，一个措辞不当，可能会让多年努力付诸东流；一句精准表述，却能为惠及亿万民生的政策扫清障碍、铺平道路。

江苏省政协原秘书长吴镕回忆，当年农村改革议题争议四起，上下左右意见难平，万里曾感慨万千地说：“有些话我们说了不成，润生圆起来那么一说，大家就同意了。”

“圆起来那么一说”，这句朴实无华的评价，道出了杜润生独有的语言智慧。他的政策表达，从不追求标新立异、语出惊人，而是立足改革大局，在分歧中寻找最大平衡点，将针锋相对的主张融汇提炼成各方都能接受、都能认可的表述，化尖锐冲突为协调统一，化复杂矛盾为简单明了。这是一种历经世事沉浮的政治智慧，更是一种心怀大局的处事境界。

三、“反方向推敲”：在冲突中寻找最大公约数

化解分歧、凝聚共识，从不能只靠语言层面的包装，核心是杜润生拥有的一套尊重差异、兼容并蓄、于思想交锋中探寻真理的科学方法。

段应碧回忆，杜润生偏爱激烈的思想交锋，格外看重不同观点的碰撞与思辨。若是只有单一声音、毫无探讨价值的座谈会，他会直接取消，绝不做表面文章。杜润生认为，只有让各方观点充分交锋、反复思辨，才能达成真正的共识，而非表面附和。

在议事决策过程中，他时常主动征求年轻人的意见，鼓励年轻人发声，并且有着独特的思辨方式：有人提出赞同意见，他便主动提出反向观点进行质询；有人表达反对立场，他便耐心梳理其中的合理成分。在杜润生看来，任何观点、任何决策，只有经正反双向反复推敲、充分论证，才能经得起实践与历史的检验。若连自身都无法辩驳反向观点，便说明这一主张尚不成熟、不具备落地条件。

翁永曦将杜润生这一思辨方式定义为“反方向推敲”。他说，“倾向性极强的一件事，要做反方向推敲，看看能不能驳倒反对意见。反对意见中有合理成分的，也要提炼出来。这样就能得到各方面最大的接受度。”

这套方法说起来浅显易懂，真正践行起来却需要海纳百川的包容胸襟与坚定不移的处事定力。为了营造自由思辨的氛围，他在九号院立下明确规矩：除中央已定结论的问题外，其余所有农村改革相关议题，都可自由发表意见，即便说错话、提出错误观点，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不必有所顾虑。高文斌回忆，那时的机关内部，同志之间和睦相处、平等相待，工作交往中大家一般都直呼姓名。对杜老，那时都习惯叫老杜，而不称杜主任。魏唯也曾忆起当时的氛围:“踢门就进太夸张，但杜老的办公室推门就进是没问题的。”也正因为有这份包容与开放，九号院成为当年中国思想最活跃、讨论最热烈、氛围最纯粹的改革思想策源地。后来的段应碧、陈锡文、杜鹰、周其仁、翁永曦、林毅夫等一众英才，都曾是九号院里的一员，都在这片自由思辨、兼容并蓄的思想沃土上汲取养分，成长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中坚力量。

杜润生的兼容并蓄、善于寻求共识，源于他坎坷而丰富的人生阅历，更源于他对国情、对各方诉求的深刻理解。陈锡文曾这样分析：1934年考入北师大并在“一二·九”运动中出任学联代表的杜润生，深谙青少年学子的理想追求与心声；亲历千里跃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的烽火岁月，他读懂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坚守与执政理念；他既知农村的烟火现实与农民的疾苦诉求，也明国家发展大局与顶层设计的考量。这份横跨青年理想、革命实践、基层民生、国家大局的独特经历，让他具备了打通各方思想壁垒、凝聚各方共识的能力，能够精准捕捉不同立场的诉求，把多元观念凝合成符合国情、贴合民生、兼顾大局的“最大公约数”。

杜润生坚信，政策源于基层，智慧来自人民。他反复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不进村入户，不了解农民真实想法，不亲身体验农村疾苦，就没有资格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工作，就制定不出好的农村政策。”他明确要求，新入职人员，必须深入农村一线，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至少半年，亲身感受农村的生产生活，倾听农民的真实诉求。

袁崇法回忆，每年起草文件，必先召开各类座谈会，全面梳理农村问题；再组织专题调研，逐一约谈重点省份、意见突出省份负责人，摸清基层实情；直至第四季度，才正式动笔起草文件。以第一个“一号文件”为例，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后来杜润生说，由于此前包产到户已经得到邓小平的支持，我们就据此起草了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

杜润生曾详列过参加“一号文件”创作次数较多的24人名单，其中在地方工作的就有山西的霍泛、江苏的吴镕、吉林的张根生、安徽的王郁昭、四川的赵文欣、广东的杜瑞芝、福建的温秀山、上海的董家邦、河北的杨泽江、北京的赵树枫等10位。杜润生还把从中央机关选派到基层任县委书记的几位青年才俊聘为农研室的特约研究员。蒋中一说，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他们几位请过去，让他们先讲，农研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

赵树凯在有关九号院的文章中讲到，改革并不是从书本中产生，而是从田野中产生。政策形成并非来自书斋推演，而是来自倾听乡野的呼唤。政策讨论的起点不是概念，而是事实；不是立场，而是问题。

戴小京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说到，“每次坐到桌上来，先不要说我认为，而应该说我去哪儿了，看到了什么，之后才是看法。”

正因脚下沾有泥土，心中装着百姓，他的政策建议才极具现实说服力；正因尊重每一种声音，吸纳每一份合理诉求，他的政策草案才具有广泛包容性；正因为坚持反向推敲、严谨论证，他组织起草的改革政策才经得起历史与实践的双重检验。正如陈锡文所言：“没有激烈冲突，没有强制手段，这场影响深远的农村改革，在波澜不惊中稳步推进，杜老团队的智慧功不可没。”

四、以“小步”累积“大变革”：渐进共识的改革方法论

杜润生的改革智慧，不仅体现在沟通表述、议事决策的技巧之中，更升华为一套贴合中国国情、循序渐进、稳中求进的改革方法论。他从不是追求一蹴而就的激进改革派，而是脚踏实地、深得“小步快跑、积微成著”的策略大家。

刘堪用“纵横折衡”形容杜润生的政治智慧：兼顾上下左右各方诉求，取长补短，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减少改革阻力，为政策落地铺平道路。《财经》杂志曾这样评价：“杜润生善于提出需要决策的重大问题去听取不同意见，并从中寻求共识。每走出一小步，都取得共识，若干小步，就完成了一个重大改良，这比革命来得更深刻，因为它不可逆。”

这种“渐进共识”的改革方法论，是杜润生用一生的进退得失、坎坷阅历换来的深刻启示：在变革的时代，最大的风险不是变革本身，而是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变革方式。如果改革一步走得太快，超出各方承受能力，必然引发强烈反弹，最终前功尽弃；如果坚持步步为营，每一步都凝聚当下最大共识，获得尽可能多的人的认可与支持，那么这些看似微小的改革，累积起来就会形成一股不可逆转、势不可挡的改革洪流。

这也道破了杜润生改革方法论的核心要义：每迈出一小步，都立足当下实际、凝聚各方最大共识；每达成一次共识，都为下一步改革夯实基础、积累条件。无数个小步稳步前行，日积月累，便在波澜不惊中，完成了关乎亿万农民命运、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农村制度大变革。

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践历程，正是对这一方法论的最好印证。人们熟知的是从1982年开始的五个“一号文件”：五年五步，步步衔接，让改革始终在平稳中推进，在共识中深化。但中国农村改革最艰难的突破是在1979年、1980年。

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专门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安徽的同志几次发言，介绍了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的情况，基本意思是“农民自发”“效果极好”。对此参加会议的同志争论激烈。段应碧回忆，有一天晚上，杜老说，要准备一个汇报稿子，并且着重交待一句：对包产到户要有个说法。我们几个人边说边写，搞出一个初稿。别的都好说，就是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卡”住了。但一点不突破也不甘心，因为已搞了包产到户的基层群众渴望得到中央支持。于是我们想了个折中办法，两种意见都讲，请中央定夺。第二天向杜老汇报，他不满意。沉默了半个小时，杜老出了个主意：在孤门独户上做文章。原来会上有人讲到，贵州山区有些住在大山顶的苗族农民，从来不参加集体劳动，每年向生产队交些玉米就行了；西北山区有一些“吊山庄”也是这个办法。杜老一提，大家心里一亮。向中央汇报时，没有一人提出不同意见。然后就顺理成章地写进了《会议纪要》：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

因为有了这句话，这年9月召开的四中全会，也把原来的“不许包产到户”改成了“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门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段应碧说，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口子”，它实质上宣布了包产到户并非不可逾越的“红线”。

紧接着是1980年的4月，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在讨论粮食问题时，杜润生首先汇报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主持会议的姚依林当即表示赞成，随后向邓小平汇报，小平同志也明确表示赞成，指出，“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有的可以包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年的五月，小平同志还肯定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县的大包干。

1980年9月，中央召开省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再一次专门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这次会议虽然发生了有名的“阳关道”与“独木桥”的激烈争论，但最终形成了75号文件：“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杜润生说，75号文件可以说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它实际上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关于生产责任制的规定推进了一步。它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应该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这是在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75号文件发出后，各地试验的结果是“一包就灵”，贫困地区第二年就有饭吃，其他地区能增产。

周其仁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深刻解读杜润生的工作方法：“在利益矛盾、认识分歧的体制改革过程中，降低各参与方之间交换信息的成本，是推进制度变革的关键一环。”杜润生所做的一切，便是通过常态化调研、全方位座谈、耐心细致沟通，让不同立场、不同群体的人充分交换信息、消除误解、消解偏见，让共识的种子在沟通与理解中慢慢生根发芽，以最低成本、最平稳方式推进制度变革。

这份“小步渐进”的改革策略背后，是杜润生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与清醒认知。他曾坦言：“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这句话，看似内敛保守，实则是立足实际、实事求是的大智慧。改革从来不是脱离现实的理想化追求，而是认清客观发展条件、找准可行实践路径，稳步推进、久久为功的实践过程，这也是中国农村改革能够落地生根、不可逆转的核心原因。

五、“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不忘初心与守住底线

杜润生倾尽一生推动农村改革，从不是为了个人权位与虚名，而是源于对中国农民深沉的悲悯，对土地问题、“三农”问题刻骨的认知。他在《杜润生自述》中写道：“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这句话，是他一生的信仰与追求，贯穿了他所有的改革与实践。

杜润生生于山西太谷农村，贫寒的乡村成长岁月，让他自幼便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农民的艰辛与不易，对农民、农村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厚情感。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中南地区土改工作，坚持分阶段稳步推进；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他与邓子恢一同倡导合作社形式多样化，保留个体经济发展空间，尊重市场规律，维护农民切身利益。这份立足实际的主张，让他付出了代价。1955年，他被批判为“站在富农、富裕中农立场上替他们说话”，被斥为“小脚女人”，从此深陷政治低谷，历经二十余年坎坷沉浮。

但这段漫长的时光，并没有磨灭他对农民、对农村、对土地的赤子之心。1979年，66岁的杜润生重获复出，毅然投身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洪流，十年如一日，无私无畏，义无反顾。

他曾说出那句震撼人心的话语：“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

这句话，饱含着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农民的深切愧疚与悲悯。千百年来，农民以微薄的土地、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养活了整个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民在城乡发展、工业化进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却获得太少、话语权有限。“农民穷，中国穷”，这不是空洞的情感感慨，而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刻判断——数亿农民没有消费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升，国家内需便无从谈起，现代化建设便失去最坚实的根基。“数典忘祖”四字，更是说出了他一生不可逾越的底线：农民是国家的根基，是发展的根本，忘记农民，便是背弃国家根本、背弃历史初心。

这些经历、反思，都促使他在晚年那十年的激荡岁月里，用尽平生智慧，殚精竭虑，为亿万农民温饱、为农村改革发展奔走发声。《杜润生自述》曾叙述了1981年10月的一天，向国务院扩大会议讲农村改革的情景。面对一两百个部长，杜润生做起了他最擅长的说服、宣传工作：农民不怕累，就怕捆；不给他自由，他就会变成包袱，政府发救济粮款一天比一天多，贫困户一天比一天多，社队出现分空户、拖欠户的比例高达45%，如不改革，难以为继；权衡利弊，选择土地公有、家庭承包，既满足了农民对家庭经营的偏爱，又保留了土地的公有制；从1956年出现包产到户到现在，已经是四起三落了，如果我们再拒绝接受，予以打击，它还会有第五次、第六次。他一讲完，在座的中央领导都给予充分肯定。随后杜老又应邀到机关、部队、党校讲，走遍大江南北，宣传大包干的好处，为农民的要求和经验辩护。

即使年近九旬，他关注农民、研究土地的那种责任感始终没有放下。本世纪初，杜润生关注《农村土地承包法》立法进程，致信建言，反复剖析频繁调地损害农民长期投入预期、不利于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弊端，力主立法剔除承包期内周期性调地的相关表述。立法吸纳这些重要意见，仅保留“因重大自然灾害损毁耕地等极特殊情形、履行严格法定程序后方可个别微调”的例外规定，从制度上落地了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政策承诺。

张太英在回忆中写到，杜老一生都是为中国农民而活着，就是离开农口在科学院工作的20多年中，依然关注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情不自禁”，是“念念不忘”。对农民“念念不忘”的一片苦心，用尽了他一生的力气。用《南方周末》记者的话说是，“这位当年农村包产到户政策最重要的推手连撕开信笺的力气都没有了”。

翁永曦曾言，杜老一生教导后辈要“守住底线、敢讲真话”，这条底线，就是始终站在农民立场，为农民发声。杜润生在90岁寿辰座谈会上，这样评价自己：“第一条，苦劳多，功劳少；第二条，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这份看似自谦的话语里，藏着他一生的清醒：所谓“右倾”，不过是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始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推动改革。

周其仁观察，杜老是那种可以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杜老对问题当然有自己的见解和立场，同时他又知道，体制变革是涉及利益重大调整的公共过程，有各种反对意见不但很正常，且可以从中吸取多方面的营养。他从不放弃原则，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

林毅夫在纪念杜润生辞世百日座谈会上深情地说：“杜老一生几上几下，不论是革命还是后来的工作，他的追求从来不是以个人的富贵荣华为依据，而是始终以人民的福祉为宗旨。”他又补充，杜润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作风令人动容，“杜老很喜欢新知。但他在考虑中国问题的时候，知识和书本只是一个参照。当考虑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推动中国进步时，他基本上都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去作最后的决定。”

高文斌说，至少在两次重要场合，杜老要求大家培养三种精神：献身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

张木生这样评价他：“在波澜不惊、有条不紊之中，推进历史的巨轮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变化，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却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陈锡文在杜老百年寿辰“致敬词”中讲到，“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杜老。”

越到晚年，杜润生越不愿过多回顾自己在农村改革中的贡献，他说那是农民自己的发明，是“始终按照邓小平的理论构想逐渐展开的”。相反，在《杜润生自述》里，多处对曾形成的思想和表达进行反思，交代当时认识的局限性，供后人参考。甚至对于在某种压力下、由他人塞入自己文稿的错误观点，杜老也表示“我应该负责”。杜老一再说“农口”有一个好的传统，有一支好的团队，而他自己不过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

1989年，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76岁的杜润生正式离开工作岗位。高文斌清楚地记得，组织上曾征求杜老对未来安排的意见，杜老很平静地回答说，“我一辈子关注农业，还是留在农口吧。”一句简单的话，一个重大的去向决定，体现了杜老一生献身农业的志向，以及这位老人对农民、对土地、对一生为之奋斗的农村事业，最深沉、最执着、最难以割舍的眷恋。

刘伯庸曾详细记述了杜老在1989年7月14日下午的那一刻：机关已经下班了，大院里显得异常宁静。办公室里，杜老仍然没有走。杜老眼中饱含泪水，对我说，“小刘啊，我现在只想哭！”这位一辈子历尽坎坷夜以继日为党工作，为中国农民的事情呕心沥血已有76岁高龄的老人，在这一刻竟是这样动情，这样不能自已，让我深深地感到震撼，我想天地若有情也会为之动容吧。我知道，这位在我们心中像一座丰碑的可敬的老人，一定是以继续为党工作的坚定信念，为中国农民奉献毕生精力和智慧的情怀，胸襟坦然地迎接明天。

结语

杜润生先生走了。可他用一生践行的改革智慧与厚植于心的为民情怀，永远镌刻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丰碑上，成为后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而翁永曦那句“兼收并蓄，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更是浓缩了一位改革先行者、一位为民智者的精神内核。

他的智慧，始于倾听。愿听真话、善听民声、包容异见，是他感知民情、凝聚共识的起点，让他始终扎根现实、不脱离群众。

他的智慧，成于语言。那些看似平实无华、实则精妙周全的政策表述，是他于时代困局中寻得的破局密钥，以巧思化分歧，以智慧谋共识。

他的智慧，立于方法。反方向推敲、兼容并蓄思辨、扎根基层调研，一套务实包容、求真务实的科学方法论，让惊天变革于无声处完成。

他的智慧，升于策略。小步渐进、稳中求进，立足国情、久久为功，以渐进共识推动不可逆的制度变革，走出了贴合中国实际的改革之路。

而这一切智慧的根源，是他刻入骨髓、历经磨难从未改变的初心：“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这是他一生的信仰，是他所有智慧、坚守与付出的最终归宿，是他作为“三农”智者最动人的底色。

岁月流转，时代前行，当下的我们依旧面临着复杂多元的各类课题。杜润生用他一生的坚守与实践，为我们留下了永恒的精神指引。愿我们在前行路上，始终不忘国家根基，坚守良知底线，心怀苍生、务实笃行，传承先生的智慧与情怀，走好新时代的奋进之路。

参考文献：《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中国农村改革发展论集》《杜润生文集》等杜润生先生的著作，余展、高文斌主编的《我认识的杜润生》，陈锡文、段应碧、刘堪、杜鹰、吴象、翁永曦、陆子修、吴镕、周其仁、林毅夫、高文斌、张木生、戴小京、魏唯、蒋中一、何道峰、张太英、刘伯庸、袁崇法等回忆杜润生先生的文章和访谈。

来源：农政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