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薇：悲剧与追问：文革风暴中的卞仲耘之死（下）

拼接与真凶

“八五事件”的基本脉络渐渐从不同人的记忆碎片中拼接出来：

1966年8月5日下午，“游斗”分为四步：卞仲耘、胡志涛等五位校领导先是围着大操场示众三圈；接着，被押到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接受批斗；批斗后，被押到小操场接受劳动性体罚，挑土抬土；最后分散到操场北边的厕所、宿舍楼等地搬花盆、扫楼道、抠马桶盖。

整个过程中，不断有各年级学生围观，人数时多时少，聚聚散散。

有同学看见胡志涛校长开始穿着白衣服，转了一圈换成黑衣服，另外的同学补充，是白衣服被墨汁泼成了黑色；有同学记得，在小操场，看见卞校长头朝下地躺在手推车上！还有人上去踢了手推车一脚，但也有人纠正说，不是踢，是怕校长头朝下躺着难受，又不敢上前去纠正，就用脚踩了一下车子，以便让校长的头变成朝上。

2010年4月13日，走访百余位师生后，刘进把调查报告送交北师大实验中学存档。内容共有三部分，一是给母校的信，二是《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三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史”“文革”部分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二部分，仅注释就有一百多条。

当月底，调查文章《也谈卞仲耘之死》刊发在一个供“文革”研究者交流的电子刊物上。同年8月，这篇文章更名为《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发表在另一家杂志上。（参阅宋彬彬的反思和道歉：让悲剧不再重演！）文章以冯敬兰为主持人，五人交替叙述“第一张大字报”“工作组期间”“后工作组时期”“八五事件”“红卫兵”等六个要点，讲述五人小组八年来的调查情况。

按照通常的逻辑，这种事件的调查，最后都会形成一个明确的指向：校长因何而死？因谁而死？

冯敬兰说，调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名字，但是，没有人愿意明确地指向这些名字。

当年高一（3）班的学生顾湲告诉刘进，“八五”游斗正是由她所在的班级发起，“主要是高一才来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多数是军干子弟，‘文革’时特别凶。”

刘进想找到这些同学采访，但时任高一（3）班班主任也表示毫无办法。当年，高一（3）班同学之间相互批斗得也很厉害，彼此心怀芥蒂互不往来，顾湲说，没有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插队，至今，该班也没有组织过一次同学聚会。

也有些曾在不同时间段围观的同学，对参与者有如此回忆：一个初二女生，“皮肤黝黑身材高大”；“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等。

她们会是校长之死的直接责任人吗？是否需要披露出她们的名字？五人小组讨论后一致同意：不写。

刘进觉得，“这个话题异常敏感，而所有人只是目击没有证据。是否参与了打老师？只能靠自己内省。”冯敬兰则说：“‘八五事件’是一次群体事件，每个环节都对卞校长的生命造成不可逆的戕害，很难真正说清谁是凶手。况且，这种民间调查不具有司法意义，没有权力公布相关者的名字。”

那么，对于直接参与批斗校长的同学要写到什么程度？她们有了分歧。刘进反对提及他们；叶维丽和冯敬兰不同意，“一定要给她们一些压力”。讨论来讨论去，最终，以五人访谈录形式出现的调查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等既有所指又语焉不详的形象。

调查报告中还曾出现了一位丁老师的名字。这位老师家人看后，提出异议，说只能以“丁某”的形式出现。几番权衡，大家同意了这位老师的请求。

“既要追寻真相，又不愿涉及自己；既要回溯构成历史事件的细节，又要宜粗不宜细。这就是真相的困境。”冯敬兰说。

伤痕难消

调查的过程，既是还原历史的过程，也是调查者重新认识过去自己的过程。刘进还记得2008年2月4日，她所在的高三（3）班14名同学聚会，多数不是当年的干部子弟。聚会主题是为“八五事件”调查初稿提意见，但同学们一聊就聊了六个小时，重现了许多刘进自己都遗忘的事实。

有同学说，那时刘进六点多到校，带领同学们长跑、做六十个仰卧起坐、俯卧撑，还要求同学们扮成卫生员拉着一位“伤兵”同学匍匐前进——有同学明明跟不上，却为了在刘进面前表现得革命，不得不硬撑着做。

另一位同学说，妈妈给她在上海买了条黄色的裤子。她穿到学校那天，刘进一眼瞧见，就说：“哎哟，你裤子怎么这种颜色。”这位同学听后吓得再也不敢穿这条裤子了。调查初稿中曾有一句话“无形之间把我们分开了”，罗治看后，抓起笔就把“无形”划掉了。她告诉刘进：“高中时期，往往正在上课呢，干部子弟就陆续出去开会接受接班人教育了，怎么会是‘无形’呢？是非常有形的！干部子弟在一起就是团结，出身不好的在一起就是反攻倒算！”

叶维丽也有类似的体验。在她的印象中，一次学校组织去长安街欢迎外国首脑，班上一个出身特别不好的女生被禁止参加。这位女生就安静地坐在教室写作业，像没事人一样，叶维丽由此记住了她。一次为调查而举行的聚会中，两人相遇了。叶维丽说起这段故事，表示钦佩。没想到话还没完，这位头发花白的女同学竟放声大哭——学校里以出身论各种资格，她始终极为自卑，又无人可以倾诉，当时只是故作镇定。

在时隔近半个世纪后，刘进、叶维丽等干部子弟们才第一次知道当年同学们对她们的看法——对自己给别人带来的压力，她们此前一无所知。

“今天看来，我其实起到了宣传偏激思想和一味盲从的作用。”刘进对记者说，“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这种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和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仇恨心理结合起来，最终引发了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最受伤害的人，莫过于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

92岁的王晶垚与后老伴儿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套小三居里。房间里挤得满满当当，一摞摞书、纸箱和各种杂物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主卧室的一个壁橱上，摆着卞校长的黑白遗像。旁边摆着白色蝴蝶兰绢花，有时也换成百合。碰上祭日，门厅也会再挂一张遗像。

关于“八五事件”的纪录片以及其他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被放在遗像前供奉着。

卞校长去世第二天，王晶垚特地去买了照相机，将卞校长的遗容、纪念物都拍了下来。从1966年冬天起，他个人开始对“八五事件”做访谈笔录，采访了如校工王永海、副校长胡志涛等很多目击者。这些笔录被记在活页纸、小纸片或效率手册上，被装进牛皮纸袋或扁盒子里，四十多年后，已发黄变脆、字迹模糊。

五人小组中的于羚，就曾连续几年帮助王晶垚整理过去的历史资料。每周三次，于羚到王晶垚取回资料，回家誊抄，再去念给王先生听，逐字逐句核对。为此，于羚在55岁时开始学习电脑打字。

不过，即便对于羚，王晶垚有些物品也不轻易展示：一个写着“殉难”二字的扁盒子，放着最重要的谈话记录。小皮箱子里的当年物证：一块表带被打歪的手表、一件用墨汁写了“打倒”二字的白衬衫、一件粘有粪便的血衣……

1973年，卞仲耘遇难七年后，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定性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校方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

直到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才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王晶垚曾一再要求用400块钱赔偿金在卞仲耕工作过的校园里种一排树以示纪念。他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

1979年，王晶垚开始通过法律途径为妻子讨回公道。他曾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要求调查直接杀人凶手，控告曾在卞仲耘批斗会上制造伪证的人……不过各方面的反馈告诉他：此路不通。

年岁越大，他对自己保存的资料越来越生出种偏执与保守。这也让他显得越来越难以接近。王晶垚的一位朋友、北京西城区退休教师徐小棣说，一次他到访王家，正撞见小皮箱子里的遗物摊在地上，王先生似乎正沉浸在回忆之中。看见徐小棣，王晶垚像被狗仔队撞破隐私一样动了怒：“出去！出去！我在冒火！”

“近距离看他时，他的痛苦特别多。”徐小棣说。

刘进曾对王晶垚的大女儿王学说：“你父亲好像一直生活在1966年8月5日那一天。”她曾在一次纪念活动上看到王先生，眼神空空，带着无法稀释的悲哀。

王学回答：“你说得太对了。”

王晶垚与叶维丽的父母都相识，2001年叶维丽最初开始调查时，王晶垚还曾给叶维丽看了一张照片。“黑乎乎的，完全看不清是什么。”王晶垚告诉叶维丽，这是卞仲耘遇难后的手——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一样。不仅如此，他见到卞仲耘时，脸已经全部变成紫黑色——布满了被殴打后的血印、脚印。

然而，随着调查的进行，王晶垚与她们渐渐产生了分歧。

王晶垚坚持认为，刘进、宋彬彬虽然可能没有亲自动手打人，但事发时仍属于学校的权力当局，负有很大责任；“八五事件”发生时女附中已经有红卫兵组织且红卫兵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抢救。

王晶垚身体还行，但听力和记忆力直线下降。问人的名字，通常要问两三遍；与人交谈，总是重复着同一句话，“她们是坏人！”

2014年1月13日，刘进、宋彬彬公开道歉第二天，徐小棣去看望王晶垚。她看到老人正在读报纸上的相关报道，并自言自语道：“错？那是罪！宽容？对罪犯也能宽容吗？”

“红卫兵要翻案了！要改写历史了！”王晶垚在家里喊。

半个月后，一份王晶垚先生签字的声明流传于网上：“一、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参阅王晶垚谈卞仲耘之死）

公开道歉后，学者徐贲、朱学勤等撰文，“道歉里缺乏真诚的忏悔，她只是认了一些小‘错’，而根本没有看到（或承认）自己在极权之恶中该承担的那份‘罪责’”，“毒打卞仲耘致死的直接肇事者究竟是谁？这一要害她和她的团队还是在回避”……（参阅宋彬彬道歉背后隐藏的历史）

来自家人、社会的重重压力之下，宋彬彬婉拒媒体采访。

还有同学对冯敬兰的文章《请放开宋彬彬》提出不同意见：最多是“还原”，每个人都不可能放开。

冯敬兰深受触动。她回想起，卞校长去世当晚，她回到家，跟谁都没有提起这件事。多年之中，就像遗忘了一样。调查中，她常常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结论是：“这就是我对生命的漠视。当时那种教育，让人的感情变得粗糙，心肠很硬。年纪大了，渐渐恢复了，有了同情心恻隐心，才知道以前是不正常的。”

而作为王晶垚的多年老友，徐小棣更关注的是，卞仲耘之外，这些当年的女学生，是否也关注同样在“文革”中被侮辱与被毁灭的人。比如，女附中附近玉华台饭庄的一名女服务员，被该校红卫兵私刑折磨致死，死时只有19岁，连姓名都不得而知——“这些生命有没有真正引起过她们的痛苦？”

众说纷纭下，是这一代人的故事与挣扎。“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从一出生就被悉心塑造，也没有哪一代人的生命轨迹像我们的一样，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状态如此重合。”叶维丽说。

徐小棣则认为：“这其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应该重新认识自己。”

或许，这是在无法消弭的分裂与隔阂之外，所有当事人——所有愿意直面自己青年时代黑暗一面的、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们，得到的唯一共识。

来源：公众号楼兰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