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姚力文离开刘少奇之后的日子

姚力文和刘少奇的故事说完了吗？还没有，因为和杨尚昆、刘少奇的先后关系，姚力文必遭“文化的大革命”残酷斗争这一劫。他究竟遭受了什么，这位前辈没有谈，却是我关心的。我写上一笔，并把所知梳理记录，使姚力文和刘少奇的故事更加完整一些。这其中，要感谢姚力文前辈的女儿姚红宇老师的帮助和支持。

从干校解脱到山东拖拉机厂

待姚力文从陕西农村“四清工作队”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风暴终于由渐近而发生了。1966年6月，姚力文先因“彭罗陆杨”案中的杨尚昆一案，又因刘少奇冤案前后受到8年审查。此期间曾在江西进贤县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耕田放牛，家人受到株连，彼此天各一方。

1975年他解脱了，到山东兖州拖拉机厂任总厂副指挥、党的核心组成员。这家工厂是当时全国八大拖拉机厂之一，姚力文好不容易获得了在人身自由状态下生活的机会。

当年在这家工厂生产科工作的年轻人秦庆武回忆说，那时看到的姚力文平易近人，干劲十足。彼时24匹马力拖拉机十分紧俏，完全是计划调拨。姚力文的继母住在金乡，家乡来人到兖州找到姚力文，要买一台拖拉机。身为副指挥，说话已有分量的姚力文婉言谢绝了，告诉来人现在没有指标。但他对未来有信心，说，放心吧，再过3年，我把拖拉机给你们送过去。他相信，以后产量大了，市场就会放开。

若干年后，秦庆武成为山东省知名的农业经济专家，有机会陪同从北京前来的姚力文一起做农村调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姚力文调到山东省委，分配具体工作之前，他要求先做调研，先到农村走一走。但这次农村调研没有完成预定计划，人民日报传话来，希望他回报社。

新闻是姚力文悉心热爱的事业，他于1977年8月回到人民日报当记者，开始了为农村改革大声疾呼的新闻历程。

点燃农村改革开山炮

“文革”结束了，“两个凡是”还在延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向大队所有制过渡”，仍旧是农村政策的指导方针。1977年11月，中央召开普及大寨县座谈会，会后发下“49号文件”，指出“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农业学大寨”的气势达到顶点。

但是，早一步于1977年6月来到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不这样看农村政策。这年秋天，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要求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搞好按劳分配，允许并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种好自留地。这与“普及大寨县”的要求形成反差，相与抵触。

安徽的做法受到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责难，他在1977年初冬的多次讲话中要求：“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反对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等。他的主要讲话内容在1978年1月层层传达。

1978年1月4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身为副总理的陈永贵在开幕词中强调，要“普及大寨县”，“加强农民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从根本上改变小生产者的心理习惯，为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向完全的公社集体所有制过渡”。

“49号文件”和陈永贵讲话，与万里在安徽推动的农村改革相与径庭，其中利害，久经政治风云的姚力文自会感受。

姚力文和万里在战争年代相识于冀鲁豫边区，眼下，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1977年12月底或1978年初，姚力文到安徽采访，和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田文喜合作采写了3000多字长通讯《一份省委文件诞生》，明确支持安徽省委“六条规定”。

这篇通讯刊登于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1版。是中央党报“文革”后第一次以显著位置报道一个省开始推行农村改革、落实农村政策，与“普及大寨县”拉开了距离。

正文前有400多字编者按。

人民日报“编者按”通常是中央党报负责层面表明的态度，编者按指出，该文件是“省委第一书记亲自动手，省委负责同志深入实际”产生的，“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一个好榜样”。

“编者按”说的，在姚力文、田文喜文章中就有，姚、田的文章更是挑明：中央“派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同志加强了安徽省委的领导”，制定“六条”文件，是要解决“社员负担过重，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问题，落实农村经济政策。

文章说，“六条”文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几个月下来，安徽农村“社员出工，劳动工效之高，人们情绪之饱满，都是前几年所没有的”。

文中仍有几个“学大寨”字样，但涉及具体做法，都是和十年浩劫中“穷过渡”“大概工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学大寨”标准做法相对立的。

这是农村改革一声开山炮响，17个省委党报转载这篇通讯，预告“学大寨运动”将从此式微。

在《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发表当月，陈永贵回到大寨，要“大寨联合报道组”组长、山西日报副总编辑宋莎荫，把近20余名各新闻单位常驻大寨记者召集起来，他传达陈永贵的要求，要大家“就当时报纸上的报道写针对性的文章”，“只讲大寨、昔阳经验好”。（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89~290页）

写什么样的针对文章呢？首先针对的就是姚力文、田文喜的报道。

对山西昔阳要写“针对性文章”，姚力文清楚。

《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刊登12天后，姚力文以“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撰写的评论《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在落实政策》，和新闻《安徽省定远县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大增产》，都刊登在1978年2月15日《人民日报》1版显著位置。

姚力文的两篇文章带有标志性意义。那以后，“普及大寨县”再卷了几个浪头渐趋偃旗息鼓，而以“大包干”为先导的农民生产责任制以燎原之势席卷中国农村，势不可挡。

中共11届3中全会后的1979年春天，姚力文受中央办公厅委托到广东采访，执笔撰写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项有力措施——广东农村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调查》报告，为中央领导层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提供来自基层的事例和声音。

推进中国农村改革，是姚力文留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最浓重一笔。

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组”组长

农村改革期待姚力文继续发力。

1980年2月29日，中共11届5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撤销1968年8届12中全会给他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罪名及开除党籍的错误决议，为他平反昭雪。

先是“文革”结束后，杨尚昆回到北京，姚力文前去看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在中央办公厅一起工作的梅行（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聂眉初的丈夫）打电话给人民日报领导，说下一步就要为刘少奇平反了，到时候要调一个人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其实就是指姚力文了。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找了姚力文，将此意转告。

姚力文表示：“我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

姚力文对本文整理者说，我对刘少奇是尊敬的，曾经担任他的秘书，对我来说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宝贵经历。刘少奇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经历，以及为什么他经受了那么大的冤屈，都是值得留下记录和开展研究的。我愿意承担在“刘组”的工作，这是我对刘少奇应尽的义务。

进入1980年，姚力文停下在人民日报的工作，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成为刘少奇研究组第一任负责人，组织了《刘少奇选集（上卷）》的编辑和校正。他写有纪念和研究刘少奇的文章如《公仆风范留人间》、《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等。

对于在“刘少奇组”的工作，他口述了这样一段话：

按说我担任过刘少奇的秘书，可以提供很多的历史资料，但是，当年我没有积累资料的习惯，没有为党史留记录的意识，这对我是很大的教训。

在刘少奇组，我接触到了大量的过去没有接触到的材料，对刘少奇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深深感到，对刘少奇的研究做得很不够。1943年延安整风以后，刘少奇的党内地位超过了周恩来。一直到1966年，在20余年时间里，刘少奇的党内职务仅次于毛泽东。在我看来，首次出版的《刘少奇年谱》，编纂得比较粗糙，有很多遗漏，研究刘少奇还有很多题目要做。

（姚力文说到了已经出版的《刘少奇传》，是指由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的《刘少奇传》上下卷，2011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他认为这部传记有价值，但是简略，许多事没有写到。像刘少奇这样经历丰富、历史作用极为重要的领袖人物，应该还有包含详尽、有高度识见的传记，这可以在已出版传记的基础上继续完成）

继续农村改革报道

1982年，姚力文结束“刘少奇组”的工作回到人民日报，于5月前往贵州采访，看到贫困的贵州农村因落实了农民生产自主权，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很大提高，他判断贵州将出现多层次的农业经济结构，为此采写了通讯《集体经济获得新活力》、《阳关道的新起点》，发表后获得好评。前者获得“农村改革十周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

1982年起，姚力文担任农村部副主任。

1983年11月，姚力文前往浙江温州采访后，组织编发以“农村商品生产新动向”为题的经济述评，报道温州家庭工业的发展，指出温州出现了星罗棋布、年营销额上亿元的小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表明家庭经营不仅适用于农业和手工业，也可以使用现代化机械进行较大规模生产，形成小商品大市场。

80年代中、后期，他多次报道了山东诸城全面发展商品经济的情况，归纳总结为“诸城经验”——依托龙头企业，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生产。

姚力文关注农村经济的多元化，组织和编发了《多则活》、《家庭经济大有前途》、《自营专业户是新型个体经济》等评论，1984年6月15日起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从不同视角解读农村改革。

60岁生日当天递交离休报告

1985年1月，姚力文成为农村部主任，为时不过一年多，就是他60岁生日了。后来担任农村部副主任、国际部主任的吴长生在姚力文身后写了一篇怀念文章，其中说道：

在老姚面前，我绝对是个新闻后生，但从1983年8月研究生毕业，到农村部与老姚结识起（那时他是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到他离世，我从没叫过他官衔，一直毫无拘束地称他“老姚”。

我报到的时候，老姚受部主任季音委托跟我谈话。概要介绍了部里的情况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民日报》就像一棵枝叶浓密的大树，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大树底下也养懒汉。什么意思？是《人民日报》的独特优势，使我们能上‘通天’、下‘接地’，采写出一般新闻单位记者采不到、写不出的稿子，可以大展拳脚、大有作为；但是这种特别的优势，也会使人养成懒惰的习气，结果是有点成绩就不思进取，最终成为一辈子庸庸碌碌的懒汉。这完全取决于个人是否努力。我希望你成为前者。”

在担任农村部领导的那些年月里，老姚一周中有4天不仅工作而且吃住在办公室。夫人在中央党校工作，他们的家就安在了党校院里（距离报社25公里——本文整理者注）。为了减少往返奔波，老姚每周只回两次家，周三晚上回、周四早晨来，周六晚上回（那时没实行双休）、周一早晨来，其余4天都是“以社为家”——一天三顿吃食堂、晚上就睡办公室单人床。他每次回家，从不叫公车接送，总是分段搭乘报社、党校接送职工上下班的通勤车往来。春夏秋三季还好些，冬季昼短夜长，老姚总得“两头摸黑”，刮风下雨也是如此。住办公室的那4天，他总是工作到深夜。

1986年4月26日，那天我来到老姚的办公室，老姚指着桌面上的一页纸说：“今天是4 月26日，我满60周岁，这是我向编委会打的离休报告。提前要求，有撂挑子之嫌；到日子不主动说，就是恋栈。正日子提出，正好。”

老姚一脸轻松的微笑，接着说：“卸下行政担子，可以比较随意地到各处走走，用心写点东西啦。”（摘引自吴长生2023年12月公众号文章《恸别老姚》）

姚力文家小客厅挂着于右任书写的对联：“气平更事久，心旷得春多。”他坐在这幅对联下与笔者长谈。

离休后的姚力文继续从事中国农村问题和党史研究、发表文章。90年代中期，他参加了《万里文选》的编辑。

晚年，他有机会加入旅游者行列了。他对我说，在年轻、在还不算老的时候，到过不少地方，但那时匆匆一瞥，连走马观花都比不上。现在可以从容地看看天下江山了。

他用了很多时间帮助我收集人民日报史料，帮助我联系当年的创业前辈，听他们讲述。

姚力文于2023年12月7日在北京辞世，享年97岁。

                       （2026年3月-4月写于北京）

                                                                               2026年4月6日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