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甜：《命运》：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金凤的报人历程与政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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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新闻界与历史见证者中，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金凤（原名蒋励君）在其晚年撰写的自述《命运》中，留下了一段极为冷峻的理性反思。

这种反思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悲戚，而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极左路线”如何异化人性、摧残知识分子精神的宏观总结。

金凤思想的松动，首先聚焦于青年时代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普遍罹患的“左派幼稚病”。

在20世纪40年代的清华大学园里，金凤与当时的秘密地下党支部书记（后任清华燕大党总支书记）维持着志同道合的恋爱关系。然而，在当时的组织生活和隐蔽斗争中，两人深受列宁“职业革命家”理论的偏激影响，主观地认为，在校园里公开谈恋爱、单独约会或流露男女温情，会削弱地下党在中间群众中的政治威信。因此，在长达一年多的清华岁月中，除了抵校初期的一次事务性会面，这对恋人竟然从未单独约会过，每次在月光下相遇，都必须强自压抑人性中自然、善良的感情，并美其名曰“革命化”。

金凤在晚年深刻指出，这种以革命或阶级斗争的神圣名义，有意压抑、甚至自我摧残人性完美感情的趋向，在解放后的数次政治运动中不仅没有得到系统纠正，反而呈现出变本加厉的态势。当政治被异化为绝对的、排他的公式时，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与生活本身便开始了解体。

这种意识形态对人性的规训，在金凤1948年秋进入华北解放区时便已显露端倪。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搜捕，组织上为她签发了假通行证，并分配了一个具有鲜明劳动人民色彩的隐蔽化名——王金凤。她最初出于知识分子的审美习惯，嫌弃该名字过于俗气，在登记时向华北局组织部提出更改申请，结果当场被穿棉军装的干部训诫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清高意识”，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看齐。这个名字从此写入了她的正式档案，跟了她一辈子。

当时年轻的城市地下党员普遍拥有一种盲目的“纯洁幻想”，认为革命队伍必须“纯而又纯”，老干部应当是纯正的工农出身，仿佛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因此，当金凤进城后见到她的第一位新闻上级、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李庄时，李庄坦率承认自己的父亲是河北省徐水县最大的地主兼资本家，这让金凤大吃一惊。

李庄借此解除了她因剥削阶级家庭成分而产生的沉重精神包袱，李庄指出：“家庭出身不由我们选择，但革命的道路我们可以选择。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劳动人民出身，这不妨碍他们成为导师。为什么要背上出身的包袱呢？”

李庄的这番谈话，以及晚年对初恋“太政治化”的痛苦剖析，构成了金凤对半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命运反思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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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凤出生于江苏宜兴和桥镇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亲是前清秀才，母亲查仕衡则是一名曾变卖个人绣品资助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五四”新女性。在母亲的严格启蒙下，金凤自幼熟读古典文学与鲁迅等新文学作品。

1943年，15岁的金凤初中毕业。当时宜兴和桥镇已被日军占领，镇上仅有一所汉奸伪政权办的高中。在面临求学志愿与中国人良心的严酷挣扎中，金凤在母亲的支持下，拒绝就读伪政权学校，独自带着简单的行李，赶了九十里山区山路，投考迁至国统区控制线宜兴亳阳的江苏省立苏州中学。

在亳阳，金凤结识了改变其一生轨迹的表兄。这位表兄是当地富有大地主家庭的长子，15岁时参加新四军，曾任区委书记和区分队指导员，在溧阳反扫荡中不幸被俘，后由其家庭用重金从伪军处赎回。

日军随后大举进攻亳阳，省立苏中解散，两家一同搬回沦陷区和桥镇，就读于当地开明绅士复办的私立高中。表兄根据地下党的隐蔽和积蓄力量原则，秘密在学生中开展活动。他夸赞金凤的文学才能，极力推荐她担任文艺壁报《轻骑兵》的主编，组织了歌咏队、篮球队，并通过小型进步读书会，将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译著引入学生群体。

1944年秋，高二那年，学校委任了一名倾向顽固派的训导主任，全面取消进步社团与壁报。表兄作为主要组织者，发动高一、高二学生实施罢课，要求取消文言文作文和日语教学。这场罢课风潮惊动了当地日军宪兵队，金凤、表兄等四名学生代表被传讯盘查，后由校长保释出狱，高中被迫停办，两人因变相开除而失学在家半年。

在共同自习、两心相对的沉闷岁月中，两人的情感在危险的革命大背景下悄然萌发，这也最终决定了金凤放弃“女厂长”的世俗理想，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技术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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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凤在沦陷区建立的政治信仰，最终在上海交通大学这座具有悠久革命传统的“民主堡垒”中得到了锤炼。

1946年夏天，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独立招生考试，报考人数达28000余人，实际录取800名，录取比例为35:1。金凤考入工业管理工程系。当时的交大治学极其严谨，教材全部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五年课程压缩为四年。

在极其繁重的工科课业之余，交大丰富多彩的进步社团生活也迅速吸引了她。她先后加入了“知行社”、“山茶社”和“青年会”，并参与了穆汉祥（后于1949年牺牲）主持的工人夜校，担任文化教员。在知行社的读书会中，她系统阅读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反杜林论》等著作。

在交大期间，金凤频繁参与了一系列震惊全国的重大学生运动：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后，交大掀起抗暴浪潮。1947年1月1日，金凤随同学分乘十七辆卡车前往南京路游行。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特务和军警的袭击，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反抗本质；

1947年4月4日，交大理学院清寒学生贾子干在同济大学门口被美商德士古公司汽车撞死。面对美方律师的傲慢态度，学生自治会扣留了谈判人员。金凤随五百多名学生作为后盾，坐在上海市政府大理石楼梯上，听取自治会会长周寿昌与市长吴国桢的交涉。当学生当场递交“打死美国佬，各赔二千万”的字条后，吴国桢无可奈何将字条传给美方代表，迫使德士古公司最终签字赔偿三亿元；

1947年5月，国民党教育部决定停办交大航海、轮机两科。5月12日，在地下党上海学委负责人吴学谦的现场指挥下，交大三千名学生自行在北火车站开动一列有二十多节货车的列车晋京请愿。国民党当局在麦根路和真茹车站三次拆除路轨进行阻拦。交大土木工程系二三百位同学组成筑路队，随拆随铺，熟练修复，列车最终被迫停在真茹。教育部长朱家骅坐装甲车赶到现场在协议书上签字，保留两科并担保不开除任何人，学生凯旋返回徐家汇；

1947年5月20日南京发生“五二〇”血案后，交大宣传队员在外滩被捕。金凤随即与二十几位同学组成第二批宣传队赶往外滩，向市民控诉当局迫害学生的血腥罪行。正在演讲时，警备司令部军警用刺刀逼着学生上了警车，投入监狱。次日中午，校长吴保丰亲自出面将学生保释，回校后他们被赠予“民主斗士”小旗；

1947年8月，因学运暴露而登上国民党特务搜捕黑名单的金凤，接受了陈明镍的入党考察，明确表示不怕坐牢和酷刑，坚决与家庭剥削阶级划清界限。

1947年9月1日，组织宣布批准其入党，候补期一年。随后，党组织为了保护其安全，命令她秘密转学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外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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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秋，金凤转学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大二年级。抵校两个月后，社会系的彭佩云（时任大一支部书记）与她重建了秘密组织关系，金凤归入清华“南系”地下党。

在清华期间，她先后由彭佩云、刘义立（建筑系）、宋季芳（化学系）和黄祖民（外文系）进行组织联系。

在清华期间，金凤深刻观察并体会了地下党关于学运的重要隐蔽方针：地下党员必须努力学好功课，品学兼优，才能在广大群众和中间派学生中建立真正的威信，从而做好学生工作。

当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学运中极为重要的经验。

当时清华大一、大二的基础课程多由国内顶尖名教授担任。

陈岱荪时任法学院院长，讲课逻辑严密，学识渊博。高班同学曾警告她，选陈岱荪的课往往有一半学生不及格，七十分以上者不到四分之一。金凤为了在同学中建立威信，刻苦钻研，在陈先生的课上始终保持八十分以上的优异成绩，引起了陈岱荪的注意。

外文系主课全部由美籍教授用英文讲课，金凤通过高强度自习，各门英文主课均达到八九十分，在外文系三十名同学中名列前茅，这为她团结中间群众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为了不暴露党员身份，金凤遵照彭佩云的指点，采取了“甘为人梯、退居幕后”的策略。在1948年初的学生自治会改选中，外文系一年级工作活跃，彭佩云询问她是否有意进入自治会。金凤主动放弃出头露面的机会，将工作重心放在壁报《新报》和班级统战上。她全力组织全班同学为中间倾向的牛竞存拉票，使其高票当选福利理事。

这种隐蔽党员身份、推出进步人士的做法，极大地争取了广大中间群众。

为了拉拢倾向国民党的青年军学生程本立，她主动放弃在英语戏剧晚会《阴谋与爱情》中出演女主角的机会，让给不问政治的曹漫漪，自己则担任报幕工作。这种做法，彻底改变了程本立对地下党的敌视态度。

在清华期间，金凤参与并主持了两场重大斗争：

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具有国民党官方背景，其编写的大一英语教材内容陈旧。1948年初，在彭佩云的具体领导下，外文系大一党小组在地下党、民青配合下，在大礼堂召开了全校一年级学生大会。金凤与机械系的杨朝俶共同主持了大会，通过了废除陈福田教材的决议。随后代表向校长梅贻琦、文学院长冯友兰提出交涉，在学术态度开明的Winter等外国教授专业支持下，迅速另编了一套现代教材，成功打击了具有国民党背景的陈福田的气焰；

1948年7月5日，反动军警在北平残杀东北流亡学生。金凤被抽调至宣传组，负责刷标语和散发传单。惨案发生后，她奉命在北大灰楼女生宿舍秘密留宿一个月，深入东北流亡学生的落脚点，开展极其细致的思想统战工作，最终促成了一千多名原先正统观念极重的东北流亡大学生跨越封锁线进入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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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深秋，国民党加紧搜捕，金凤根据组织决定前往解放区。她假扮成北大同学的“小丫头”，巧妙应付了特务，顺利进入华北局组织部设在泊镇的招待所。

来到良乡后，金凤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兼新华社北平分社担任记者，当时她年仅20岁，是人民日报最年轻的记者。在这里，李庄、韦明和范长江等老一辈新闻骨干对她开展了极其严格的业务训练。

社长李庄带她去访问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共产党员杨宝嵩。李庄像拉家常一样和老杨两口子聊粮食供应、聊身体、聊生产恢复，三个小时聊下来，金凤的小本子上一字未记。回到住处李庄明确告诫她：“采访就是调查研究，就是要和采访的对象交朋友，平等地、同志式地谈心里话。采访并不是像法官审问犯人那样，你问一句，他答一句。” 金凤由此开了窍，写出了《咱们炼出了矽铁》和《第一次给自个儿干活》，发表在1949年2月1日的《人民日报》（北平版），跨出了记者生涯的第一步。

副社长韦明对干部的要求十分严格，经常在深夜十二点甚至凌晨两点召开评稿会，不留情面地当面指出年轻记者的缺陷，以拔除其“小资产阶级的尾巴”。金凤曾撰写了一篇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筹备会议的通讯，因为自身是学生出身，用了在学校写壁报的笔调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韦明用红笔勾勾划划，将其狠狠删改为两百多字的短消息送总社播发。在当晚的评稿会上，韦明把她的原稿、改稿和总社电讯公开对比展览，并厉声批评她：“绝不允许把私人的感情掺和到党的新闻事业中去。一切应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发。青年学生只是革命的生力军而非主力军，报道它该有个分寸。鲁迅先生说过，他宁可将小说的材料压缩成速写，绝不将速写的材料拉成小说。你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 韦明严厉地责令她检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

韦明在1949年春天调往上海工作前，在石碑胡同的办公室里给金凤上了新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课。韦明十分诚恳地告诫她：“新闻工作做久了，所谓见多识广，最怕的就是‘一切不在乎，一切无所谓’，为人处世圆滑随和，像个泥鳅。这样实际上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和作为革命者的真诚，丧失了对人生奋然进取的精神和情操。年轻同志最怕的是有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希望你到了那时也不要当记者油子，既要保持你的理想、情操、热情与真诚，又能磨去不必要的锋芒。”

这番关于“千万别当记者油子”的临别赠言，成为了金凤随后五十年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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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凤在高级记者生涯中，不仅近距离接触过周恩来六小时知识分子政策报告、朱德总司令在天安门义务劳动、刘少奇在世界工联会议上顶住苏联“大国大党主义”压力等重大历史时刻，更数次奉命深入军事海防第一线和错综复杂的边境局势，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内部纪实材料。

1955年1月，我军发起一江山岛战役。大陈岛国民党军队撤退前夕，金凤接到总编辑邓拓的亲自电话指示，命令她立即赶赴浙东海防前线战俘营采访，必须获取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训练武装特务骚扰沿海的真凭实据。

金凤当时从报社临时借了鸭绒睡袋，连夜赶赴浙江沿海前线。当时海边数九隆冬，冷风逼人，美蒋联合舰队的远程炮火不时在附近海面和滩头轰鸣，前方军事行动极为紧张。金凤在一线战俘营里熬了整整十天，连续审讯、访问了多名国民党被俘军官和武装特务，拿到了美国军事顾问直接参与海岛防御、西方公司直接训练特务的详尽口供和第一手物证。

她连夜赶稿，写出了三篇具有重大国际反响的独家报道，得到了邓拓的直接指挥和高度评价。

1960年至1962年期间，由于政策失误和自然灾害，中国面临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城市百货商场货架全部空置，社会为了果腹出现严重经济异动。1962年春，由于严重缺粮，广东宝安、深圳一带爆发了震撼中央的重大突发事件——“逃港潮”。成千上万的内地饥民扶老携幼，结队冲击中港边境铁丝网，企图逃往香港拓荒。

人民日报编委会气氛极其凝重，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秘密抽调政治底细可靠、有丰富群众统战经验的高级记者金凤，紧急南下广东深圳前线进行内部情况采访。

金凤抵达深圳边境后，目睹了极其震撼的历史场景：由于极度饥饿，大批面容木然、骨瘦如柴的饥民不顾一切地向罗湖桥和界河两岸的铁丝网冲锋。边防部队面临巨大的维稳压力，枪声在山谷间回荡。金凤跟随地方干部在拉了铁丝网的边境红线上冒险奔跑，由于道路泥泞、形势混乱，她几次险些跌进界河。

在这场完全没有公开见报、仅限向中央呈报内部参考的惊险采访中，金凤冒着巨大的现场危险，深入边防哨所和收容站，写下了大批反映饥民真实生存状况、基层干部心理以及边境安全隐患的内部报告。

这次秘密采访，直接深化了她晚年对“极左路线”祸国殃民本质的理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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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首“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交响曲”，在激昂的序曲过后，很快转入了悲凉、低沉而又残酷的变奏。

在人民日报大院和历次政治运动中，金凤近距离看到了那些闪光的灵魂是如何一个个倒霉、萎缩以至毁灭的。

1954年秋金凤调入文艺组，主管文艺组的副总编辑林淡秋找她谈话，布置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任务，命令她研究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在随后的批判狂潮中，金凤发现文章不再需要理论分析，只需要扣上政治帽子即可，这种完全脱离业务的阶级斗争令她于1955年1月“落荒而逃”奔赴海防前线。

著名剧作家曹禺，为了迎合频繁的批判尺度，不得不痛苦地放弃其艺术独立性，撰写了大批违心的政治表态文章。在1961年怀柔的一场农村调查饭局上，金凤见到曹禺与报社总编辑邓拓、密云县委书记同桌吃饭，曹禺在席间表现得极度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灵气。

优秀诗人、前人民日报秘书长郭小川，在没完没了的整风、反右和“四清”运动中，被长期列为重点整肃和检查的对象。他的文学才华和澎湃的诗情在无休止的政治检讨书中被严重消磨。

在所有同僚的悲剧中，对金凤精神震撼最大的是国际部副总编辑杨刚。

杨刚在四十年代曾任《大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文笔雄健精辟。解放后，杨刚调任人民日报主管国际宣传的副总编辑，他个性刚烈、作风豪放、具有极高的国际视野。然而，在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极左的政治氛围开始在报社内部蔓延。杨刚由于不慎遗失了一本记录着周恩来总理重要谈话的笔记本，陷入了极大的精神焦虑。虽然报社内部（如邓拓）对其政治忠诚深信不疑，但个性极度清高、刚烈的杨刚无法接受政治信任上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丝污点或凌辱。在长期的严重失眠与精神折磨下，杨刚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自杀身亡，以肉身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作出了最后的、刚烈的抗争。随后不久，另一位副总编辑黄操良亦自杀，死前留下纸条：“到地下和杨刚一起办报去！”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编辑部有多达30名编辑、6名记者被错划为“右派”，占编辑部总人数的5%，政治悲剧空前惨烈。

1968年，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终于把金凤本人也卷了进去。她因为坚守记者的职业操守，撰写了几篇反映地方造反派武斗真实恶果和军委高层内幕的内部参考情况，触怒了江青和吴法宪。她被安上“中统特务”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经历了长达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的监禁。她年近八旬的母亲查仕衡也受到了残酷的连带株连，造反派勒令她跪在宿舍大院地下，并用长皮鞭抽打她，随后强行将她赶回宜兴原籍，金凤母亲于1970年在孤苦绝望中含冤离世。

她还记得1949年和平解放前夕，新华社北平分社的新闻队伍奉命借宿在香山程砚秋先生的别墅里。当时组织上宣布了铁的纪律：不准破坏或移动别墅里的任何一件物品。年轻的报人每日轻轻拂去圆桌和茶几上的灰尘，走前把别墅打扫得一尘不染。程砚秋先生回来后大为感动，在报上发文感叹共产党的军队是真正的“仁义之师”，随之刮去胡须，登台演出慰劳解放军。

这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真诚与对文化的爱护，在后来的阶级斗争异化中，竟然被彻底颠覆。

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在为这部自述作序时，提炼了一条关于共和国历史付出昂贵代价的铁律：“知识分子意气风发之时，总是党的路线正确、国家繁荣昌盛之时；知识分子蒙辱受难之时，也是党的路线失误、国家停滞倒退之时。”

金凤没有选择当一个圆滑应付、见风使舵的“记者油子”。在历史的剧烈波动与体制的高压面前，她用五年的监禁和家破人亡的昂贵代价，守住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报人、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政治真诚。

来源：往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