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普及黄万里（上）——国家权力与真理之间关系的反思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则短文《普及吴祖光》。今天再写《普及黄万里》是因为最近赵诚的《长河孤旅》正引起人们广泛注意。从普及吴祖光到普及黄万里，是想表达一个简单的愿望：尊重良知，敢讲真话。

从个人命运来说，黄万里的人生是个悲剧。因为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他一生最有价值的思考没有得到国家认可。黄万里的悲剧，实质上体现了制度变迁中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国家是强者，知识精英是弱者。国家代表权力，知识精英则代表真理。

这方面，中国的历史一度令人深思。在北京市政建设中，历史证明梁思成是对的，但老北京还是消失了。在三门峡水库问题上，黄万里是对的，但三门峡水库还是建起来了。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但中国的人口还是激增了。

历史提醒我们，在科学问题上，国家权力与真理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需要深刻反思。

对专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实际上早晚都要面临专业声望和科学良知的冲突。这时，对科学家来说，无私利性可能成为科学家品质中最重要的东西。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专业声望的建立对国家的依赖程度很高，也就是说要获得专业声望必须向国家“低头”。

从科学自身的发展过程来说，至少对错双方的专业声望应该是对等的，或者说对者应更具专业声望。黄万里命运的悲剧恰恰在于他不但没有获得对等的专业声望，而且连对等的专业发言权也没有了。

作为一个水利科学家，黄万里专业声望的最后建立要依靠巨型水利工程的失败来证明，这是多么大的悲剧！但这样的悲剧在黄万里一生中，上演了不止一次。（《暸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33期谢泳文）

抗战期间，黄万里在大西南为水利、航运实地勘测，兴利除害。三台告捷，各方祝贺，黄万里很高兴。父亲告诫他不要自满，他谨记不忘，将刚出生的二女儿取名为“无满”。

黄万里提出不同意

也许是冥冥之中一种机缘和巧合，黄万里一生的命运都和与他同姓的那条不到万里也有好几千里的黄河息息相关。当年他放弃铁路桥梁工程师的优厚待遇，出国改学水利，是因为1933年黄河多处决口，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他“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

1947年在甘肃水利局长任上，他已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黄河水利委员会，黄万里也参加了。此后为黄河治理、为三门峡大坝，黄万里倾注了大量心血。

解放后，饱受黄灾之苦的中国人希望根治黄河水患，而人民政府也真心实意想治好黄河。可是，黄河该怎么治，黄河的症结在哪里，长时期存在着分歧和偏颇。20世纪50年代，在“一边倒”方针的指导下，片面听信苏联专家意见所作出的规划和决策就造成了不少后遗症，而黄万里也恰恰是因为反对这些错误意见和决断而获罪的。

早在1955年周恩来主持的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黄万里就力排众议，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当时许多专家对规划交口称赞，只有黄万里发言反对。

他当面对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说，黄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发表于《中国水利》1957年杂志第8期。《意见》指出：“4000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千年以前就在世界上最早地归纳出了四种防洪方法：沟洫或拦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缺口疏水。另外，近40年来，中外学者融合德国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知识。忽视这些知识，认为有了坝就可以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

针对黄河清的设计思路，黄万里指出：“认为水土保持后黄河水会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相反，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6000秒立方的清水可能要比短期的10000秒立方的浑水难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600秒立方的清水，也是不易应付的。”

他说：“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坝的功用只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优良的条件，决不能认为有了坝就可以治好河。”

《意见》最后反复强调：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针对综合规划及三门峡筑坝已形成全国人大决议的难以挽回的现实，黄万里特别提出了三门峡大坝一定要能刷沙出库的建议，为日后泥沙大量淤积预作准备。

时间验证一切

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是1957年6月10日至6月24日由水利部在京召开的，主要讨论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和运用方式。

在讨论会上，拦洪蓄沙的高坝派、拦洪排沙的低坝派和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反对上三门峡工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高坝派代表再次把下游河道的形势说得岌岌可危，说如果等着中上游水土保持（主要指在支流建坝拦沙）见效再建三门峡大坝，下游就可能改道，因此主张立即建三门峡大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并反对减少库容，不减少库容就是主张建360米大坝，在这个高度的库容是647亿立方，但可以分段蓄水。

低坝派主张拦洪排沙。这派人明显处于少数。他们希望保护耕地，减少库容，降低蓄水线（335米或330米、320米）。

黄万里与“主上派”对垒，孤身舌战。黄万里认为不能在这个淤积段上建坝，否则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

据黄万里说，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只有笔者一人根本反对修此坝，并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惨状。争辩七天无效后笔者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观点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

上世纪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40多年后，曾参与三门峡工程技术工作的一位著名教授在《自述》中坦承，他“参加了导流廊道的封堵，造成水库淤积，危及关中平原，必须重新打开导流廊道，增建冲沙泄洪隧洞，减少水电装机容量，为此深感内疚，看来要坚持正确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

时间毫不留情地验证了一切。

1957年，三门峡水库高坝派取得了胜利。按他们的方法，在黄河上游筑坝进行水土保持，在三门峡建高坝拦洪蓄沙。这样搞了50年后，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

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从1972年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已每年断流平均100多天。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不到两年，水库淤积严重，渭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西安已面临威胁。

（未完待续）

来源：我在此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