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搬出中南海（下）

彭德怀是个急性子，定下来的事情，说走就走。等中央党校的领导去吴家花园送行时，警卫员说彭总已经去火车站了。他们又急忙赶到火车站，彭德怀已经上了火车，见他们到来，就从车厢里出来，对他们说：在党校学习了快两年了，也读了些书。现在想下去走走，到湖南老家看看，到老根据地看看，一方面可以参加些劳动，一方面作些调查研究，向中央反映些情况，供中央参考。

彭德怀能够争取到下基层的机会，还是很不容易的，他很珍惜。

彭德怀去湖南不到两个月，回到北京后，向中央党校领导做了汇报，他说：“农村的情况有些好转，但农民的生活还是很苦，吃的不够，有些东西也不好买。”彭德怀接着说：湖南的杉树林、竹林，现在都给砍光了。树林、竹林的恢复，恐怕不是三五年的问题，三五年恢复不了。有些问题我已向中央反映了。

彭德怀容易满足，说嫂子家里养了鸡，每天给他煮两个鸡蛋，这也成了他的汇报事项。

彭德怀一直自称是农民，非常关心农村，也有自己的主张。

1960年11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彭德怀说：“十二条”，最好再加一条，大队干部应该民主选举。根据过去经验证明，由群众自己选出来的人是最可靠的。

通过读书和研讨，加上深入基层，彭德怀的思想有了升华。如果，再给他两年时间，也许会提高得更快。

我不禁想到落难的邓小平，他在文革中在江西的三年时间，冷静下来思考，梳理历史，就有了不一样的收获。

可惜，彭德怀接到了指令，要给他一个新的职位。

1965年7月的一天，中央派人把彭德怀接到人民大会堂，当时协助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工作的彭真代表中央告知他，决定派他去大三线当副总指挥。

大三线是什么？

那是中共为了准备打仗而制订的国土战略，东南沿海、西北边疆为第一线；浙西山区、闽西山区、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山区为第二线；陕西南部、四川全省、贵州全省、鄂西、湘西定为第三线，就是大后方，敌人不容易占领的地方，把很多军工企业搬到三线去，是为了不影响战时的补给。

彭德怀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沉默片刻后，委婉表示自己应服从分配，但现状不适合外出指挥，而且不太懂工业，更愿意去边疆搞农业。彭真代表中央，谈了半天也没结果。最后彭德怀说：“我要见毛主席，不见主席我哪儿也不去。”

其实，彭德怀不是不懂工业，而是觉得自己的身份有点尴尬，带着这么大的帽子，有人听指挥吗？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彭德怀和左权曾亲自筹划建立了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成为我军第一代军事工业。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也接替了兵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此后7年中，兵工生产从常规到尖端，从原材料到成品，从军用到军民两用，也都由彭德怀主持开会作计划，研究布局，批准产品定型。为了解有关情况，彭德怀跑遍了全国各地的重要军工厂。就在被罢官前，还研究过在成都、西安增建飞机工厂的计划。

他自称不懂，只是托辞。

于是，毛泽东亲自出面了。

1965年9月23日早上7点半，毛泽东的秘书打来电话，约他8点半在中南海和毛泽东见面。

只有一个小时，从西郊到中南海，根本来不及准备。但是，和毛泽东六年未见面了，彭德怀还是很期待。

毛泽东在颐年堂等他，两人握手，毛见他鬓角花白，皱纹很多，也有些伤感地说：“几年不见，你显老了。”

毛泽东还埋怨说：

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来也不写信，要写就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来参加。恩来去机场接西哈努克亲王，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不出所料，毛泽东还是动员他去四川成都，参加三线建设，任副总指挥。毛泽东说，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一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当然，有一句话彭德怀听了还有点欣慰，毛泽东说：庐山的事，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虽然不是肯定，是“也许”，但这是从毛泽东的嘴里说出来的。

到中午，又来了一些中央领导，毛泽东对大家说：“彭德怀去西南，是党的政策，去三线是我提议的，不同意的跟我来谈。”

1965年11月28日，彭德怀乘坐35次列车从北京驶向成都。

从1959年9月底到1965年11月28日离开北京去大三线，彭德怀在吴家花园住了6年。

那时候火车慢，两天后的11月30日，彭德怀抵达成都，住进了他的新居，永兴巷七号。

彭德怀赋闲了六年，迫不及待地要工作。他对接待他的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说：“明天就开始工作。”杨沛说：“一路辛苦，休息几天吧！”彭德怀说：“我已经休息多年了。”

从第二天开始，大三线各局负责人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大三线建委主任李井泉的指示，逐个向新上任的副主任彭德怀汇报情况。彭德怀对照挂图仔细记录、询问，最后发现，汇报者对他所关心的军工生产建设情况谈得很少，或避而不谈。

他怎么会知道，就在他到成都前，西南局就确定了一条原则：有关军工生产建设的情况不让彭德怀了解；有关这方面的会议他不能参加；还不能让他参观军工厂。他外出时，得有一名局长陪同，以便“了解”他的活动情形。

作为排名第三的副总指挥，他被建议分管煤炭和天然气供应等后勤工作。彭德怀明白了，作为“大三线”工作的核心——军工生产看来要对他“保密”了。他不太舒服，但没有表态，谈话无法再继续，他分管哪项工作也就最终没能确定下来。以后，建委不再提这件事。他和李井泉谈话，李不提分工问题，他也不再问。

安顿下来后，彭德怀开始翻阅他来成都前后积压未看的报纸，他翻到11月30日（正是他到达成都的那天）《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于11月10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这篇文章是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借古喻今是当时的常态，而现代海瑞是谁？谁两袖清风，谁刚直不阿，又是谁被罢了官？

彭德怀觉得一阵凉风刺骨。

局势很快就明朗了。

1966年元旦刚过，围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点名地、但越来越明白地把“海瑞”当成了彭德怀的代称。

在这之前，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按：指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这个话，当时不会传到彭德怀的耳朵里，但是，李井泉一定知道。李井泉在红军时期担任过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办公室秘书，而此时的总政治委员是毛泽东，可以说，李井泉是毛泽东的嫡系。

李井泉对彭德怀的态度当然是更加冷淡。

好在彭德怀还有热情，他的火还没有被冷水浇灭。他很快开始下到工厂矿山参观、做调查。

自12月12日起，彭德怀离开成都开始第一次外出调查，他喜欢到基层去实地了解情况。期间他在重庆参加三线建委政治工作会议，接着去内江、自贡和威远了解了天然气和碳黑的生产情况。

在1966年一二月间，在成都锦江饭店举行的三线建委年度总结计划会，彭德怀心情复杂，很多话想说又不能说，憋闷得很，只能把心里话写在纸上。

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只要今后不再犯1958年至1960年那样的主观主义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那就可以肯定会做出伟大成绩来，这应为我国经济建设前途庆幸。”

这里强调了一个前提，而这个前提对上层包含了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对于他这样一个戴帽改造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危险的情绪。

但是，没有影响彭德怀调研的积极性，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即起程第二次外出调查，不到一年的实践，他到三线企业进行了四次调研。不过，第四次半途而废。刚到大足，突接三线建委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返回成都。

彭德怀急返成都,被告知是听传达,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算起来,彭德怀虽然是“死老虎”,但也算得上西南局最大的老虎了,既然要大批判,彭德怀首当其冲。传达《通知》后的座谈会上,彭德怀成了被批判的目标,他的“历史罪行”是不能放过的,他到三线以后的行为也成了目标。说他“伪君子”,“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等等。

也是有事实依据的,例如在石棉县安顺场渡口,彭德怀听说还有一位曾为红军撑过船的老船工帅仕高仍健在时,特地看望他,并以当年老红军的身分感谢他。当听出老船工生活上还有困难,便在临别时送给老船工10元钱。

参观西昌螺吉山彝族畜牧业时,彭德怀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回到西昌,彭德怀一打听,去了10个人,一共付了两元饭钱。彭德怀说,那是人家的血汗生产的,付这么少的钱不好。即写了一封信给畜牧业的干部:

田同志：

我们今天在你场吃过饭,每人只算两角钱,实在太少。以六斤肉计,每斤七角,即四元两角,还有其他饭菜,至少十元才公道。除每人已给两角外,另补八元,请查收。任何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核算制。

彭德怀3月28日

这些都是“伪君子”和“小恩小惠”的典型表现。至于说他的“翻案”言论,更容易找到,因为毛泽东也说过也许他是对的。

彭德怀连续检讨3次仍不能过关。

西南局书记处决定建委成立一个批判小组,写文章在内部通报彭德怀的种种“问题”。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这些简报在各级干部会上传播,这就把我做调查的道路堵塞了。”

此时的彭德怀还有点天真,还想着运动结束后再投入工作。其实,这已经是不可能了。

西南局和三线建委“揭发”彭德怀的《情况简报》被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看过后,给小组顾问康生和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写信说:“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揭穿他的丑恶面目”,“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希望中央“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彭德怀这个戴着帽子的“有罪之身”在文革中自然不会被放过。但是他还不知道危险的来临,不顾建委给他的“你就不要出去”的告诫,天天上街去看大字报。一次被红卫兵认了出来,以后他就戴上一个大白口罩。9月1日,西南局书记处通知彭德怀立即离开成都,出去躲一躲。彭德怀对着话筒大喊:“我为什么要离开成都?怕红卫兵找我算账?!”“算旧账不怕,算一百次也不怕!”

这句话颇具彭德怀性格,但是,他不知道,当时的社会已经很不正常了。

终于,彭大将军被北京来的两拨红卫兵“俘虏”了,一拨来自北航,一拨来自地质学院,他们的背后,则是中央文革。

1966年12月25日晚,彭德怀由一伙红卫兵推搡着,在成都军区几名战士的护卫下上了34次特快列车的一节专挂车厢。他就这样离开了他在西南三线的新的工作岗位。

从1965年11月30日至1966年12月25日,彭德怀在大三线度过了只有1年又25天。

1969年元旦,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主席:你命我去三线搞建设,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

短短几十个字，没有任何哀怨，但是，字里行间都是悲愤。

只是以后这样的悲愤也无处诉说了,他彻底失去了自由,直到1974年去世。

必须要说的是，彭德怀的命运，和他自己的性格也是有关的，他的性格使他得罪了不少的人，例如他和粟裕大将的关系，以至于在他落难的时候，伸手拉他的人不多。当然，最后几年，想拉他的人大都也自身难保了。

来源：新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