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彭德怀搬出中南海（上）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因致毛泽东的一封信，在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遭到错误批判。回到北京后，军队系统在大范围内继续批彭，他的头上被扣上了很多帽子。

其中最严重的帽子，我认为是“里通外国”。时任中办主任的杨尚昆最了解情况，他讲过一个故事。

庐山会议召开时,大多数领导人都上山了,陈毅没有去,被毛泽东留在北京工作。这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去见陈毅,开玩笑说:“现在他们都到山上去了,北京就留下你一个人,你可以大权独揽,可以搞政变嘛!”

陈毅听后,哈哈一笑,没有回应也没法回应。尤金走后,陈毅就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件事。

尤金的话到底几分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中苏关系此时已经破裂,毛泽东历来不被苏联党喜欢,他们做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所以,这提醒了毛泽东,要提高警惕。

说来也巧,彭德怀在参加庐山会议前,刚刚去东欧访问了一个多月,还见到了赫鲁晓夫。在庐山会议上写的那封“万言书”,恰恰是在他出访东欧回来不久。

尤金的话、彭德怀见过赫鲁晓夫加上他的信,这几件事联系在一起,就不得不让毛泽东对他产生怀疑了。

《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陈毅把这件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毛泽东就认为苏联有一个颠覆我们政权的计划,寻找我们党里的赫鲁晓夫。后来就认为这个赫鲁晓夫已经睡到我们的身旁了,所以,什么秘密录音’问题呀,等等,都联系起来了,就是怕他老人家百年之后也有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陈毅完全没想到彭德怀会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居然和他多少有点关系,心里有点愧疚。彭德怀回到北京,陈毅第一时间去看望他,安慰他以大局为重,不要有太重的心理包袱,正好用这段时间多读点书,以后还会有用武之地。

陈毅的话,确实也说动了彭德怀,后来搬到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后,就读了大量的书,这是后话。

但事情没有完。

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专门提到了这件事,说:“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

至于彭德怀被批判的真正原因,刘少奇说了两个,一个是彭德怀有一个“反党集团”,当年的“高饶事件”他就是主角;第二个是他“里通外国”,想要跟外国势力勾结,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刘少奇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毛泽东就坐在他的旁边,不时地插上几句话,肯定刘少奇说的观点。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彭德怀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写了长达八万多字的申诉材料,详细解释了自己并没有刘少奇提到的那两个问题,请求中央成立专案组,调查这两件事,还自己的清白。

彭德怀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我在党内没有小集团,没有企图篡党的野心,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复辟活动,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

所谓“审查”,是不会有结果的,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一个“反党集团”的头子,“里通外国”分子,还有什么资格住在中南海呢?

彭德怀很知趣,他主动提出,要搬出中南海。那个时候,彭德怀已经被软禁,这个请求是妻子浦安修代表他向中办主任杨尚昆提出的,理由是他没有工作了,要找一个能劳动的地方,自食其力,还可以一边读点书。

彭德怀和杨尚昆从红军时代就是老战友,长征时,都在红三军团,可以说是生死之交。浦安修曾在北方局工作多年,和杨尚昆也十分熟悉。

浦安修找杨尚昆谈过后,杨尚昆就去见毛泽东,在转述了彭德怀的要求后,杨尚昆向态度莫测的毛泽东补充了一句:“是他自己要求的,不是我们要赶他。”

毛泽东似乎忘记了彭德怀也住在中南海,问了一句:

“呵—,原来他是住在中南海里呐。”

这使杨尚昆有些惊讶！毛泽东居然会不知道彭德怀就住在离他不到二三百步的地方。

毛泽东的指示没有感情色彩，是：“他自己要搬就搬吧。你负责在北京近郊给他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

其实彭德怀也曾自己去选过一个地方，但他去看了后发现，那是一处大院子，里面有一栋楼房，住房比他在中南海住的永福堂多一倍，还有一个排的警卫战士，就摇摇头，说了声：“太浪费，哪要这么些人来为我服务？”此事就此作罢了。

最后还是中办帮他找的地方。

1959年9月30日，中共建政10周年的前夕，已被撤去国防部长职务的元帅彭德怀，举家从中南海迁出。没有人前来送行，他也不需要和任何人告别。

之前几天，彭德怀自己动手和工作人员一起收拾东西，有些东西必须是要他本人收拾的，他有一个小保险箱，里面有三十年代中央苏区颁发的一枚红星奖章，还有8块银元，是红军时期分给他的伙食尾子，一支佩戴多年的左轮手枪，还有一包历史材料，这4件东西一直被他珍藏在小保险柜内。其实都舍不得丢下，但是，最后他只留下了手枪和那包材料，是他在战争时期写的讲义、战斗总结。

很有象征意义，舍弃的是荣誉和财富，留下的是军旅生活的历史。

其他东西就简单了，室内器具全部上交，元帅服，军大衣，勋章等等全部上交。警卫参谋把辛亥革命元老廖仲凯夫人何香凝画的送给志愿军司令员的一幅《猛虎图》卷起来，想要留下，彭德怀也说上交。只留下20余箱的书和几件换洗衣服等随身用品。

他要和过去告别。

他要搬去的地方，是北京西郊的挂甲屯的吴家花园。

传说，这里曾是宋朝著名的“杨家将”杨六郎晾晒铠甲的地方，所以取名“挂甲屯”。选择这个地方主要是因为离中央党校近，便于彭德怀的看书学习。但是，冥冥中似乎有定数，彭德怀这个元帅也挂了甲，而且他没有子女，妻子在不久后也离他而去，吴家花园的“无家”，似乎也符合他的境况。

老战友们还是重视他的安置的。彭真、杨尚昆和中组部的安子文专门把中央党校的党委常委找到吴家花园，当面作了布置和交代。当时，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遭康生陷害，自身难保，不便与彭德怀接触，没有去。其他在家的常委全部到场。彭真说：“彭总到党校，请你们带他学习、读书，主要是学些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他都经历了，比你们知道的更多，这方面你们还要向他学习。有些问题清理清理，你们与彭总商量研究，订一个学习计划。”彭真接着说：“不要一个人犯了错误就谁也不敢接近了，都是同志，开诚布公地对待。你们帮助彭总读书，有什么问题可以开诚布公地谈。”

杨尚昆嘱托说：彭总今后暂时安排在党校学习，党的组织生活在党校，看文件和生活问题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管。虽然他受到批判，可他是我党的老革命。你们要派组织原则强的主要干部担任联络工作，有重要文件及时送收。彭总有什么要求要及时向中央汇报。

安子文说：彭真同志说了，你们党校帮助彭总读些书，思想上清理一下，要热情相待，犯了错误能够认真接受教训就好。这件事对常委以外的任何人都要严格保密。

当时决定了常委刘子正负责联络任务。

随后，中央党校党委常委召开了一次会议，对如何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进行了研究。大家表示，帮助彭总读书学习，是中央交给党校的一项任务，一定要完成好，要拟订个学习计划，帮他有选择地读些书。会上选定了两名教研室的负责同志任彭总的学习秘书，帮助他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寻找一些参考材料，定期交谈交谈。确定党委的负责同志要定期去看望彭总，多关心他，大体上每月一次，也谈谈心。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住的是一处坐北朝南的小院，名字虽雅，环境却荒僻，四周除了农田外，便是稀疏的农户。彭德怀的居室是正房，屋里布置简单，没有太多的陈设，除了一套沙发外，只有几把凳子，墙上挂着一张北京市地图和一张全国地图。彭德怀不喜欢花花草草，便和警卫人员一起在院内种了些庄稼。此外，他还种了向日葵、南瓜、茄子、辣椒等及一些其他瓜果，并在院内挖塘养鱼。他在池塘南边还种了一小块水稻。这种习惯，也是以劳动作为积极的休息，同时有意在做些试验。

刘子正作为被指定的联络员，每次去吴家花园，见彭德怀干活，就随同一起干，挽起袖子锄地，卷起裤脚下塘，两人边干边聊，相谈甚欢。

种地，是彭德怀的爱好，但更重要的是他要自己来证明一亩地到底能够打多少粮食。

彭德怀初见刘子正时，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相信一亩地能打万把斤粮食吗？”刘子正答道：“我过去在农村没有见过，现在也没有亲眼见过。去年杨老（杨献珍）在党校种的麦子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丰收，一亩地也就打了七百来斤。这是实事求是、可以信赖的产量。”

于是，彭德怀亲自种试验田进行验证。据彭德怀的警卫员景希珍记述：彭总1959年秋季到了吴家花园后，自己开荒种了两分地的麦子，掏大粪，深翻地，精耕细作。由于担心麻雀吃了影响产量还日夜守护。1960年按收成折算一亩地也才收了700多斤。

彭德怀本来就不相信亩产万斤的神话，这下他心里更有数了。

这六年里，彭德怀不只是劳动，更多的是思考。离中央党校近，常常有教授辅导，加上他的历史经历，他也想清楚了很多问题。而因为他经受过打击，棱角也磨去了不少，说话的分寸感也强了许多。

1960年，中央指示全党高级干部都要批判地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央党校党委从2月到7月，用5个月的时间连续学习讨论了20多次，彭德怀每次都参加，从不缺席。1960年10月至12月，彭德怀还参加了校党委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学习讨论会，连续28次。每次他都积极到会，踊跃发言，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有一次谈到物质利益问题时，彭德怀说：“苏联搞物质利益太过分了，我们一点儿不讲这个问题，也值得考虑。”在同党校一名教员谈到反“左”反右问题时，说：“庐山会议，由于集中力量反右，所以掩盖了一些‘左’的错误。刮‘共产风’，对生产力破坏极大。有些干部，明知不对也不敢说话，右倾帽子太大，吓死人。”他还联系到历史上的减租减息问题说：“减租减息是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提出的，在解放战争中就出现了有钱的人不往外借，需要的人又借不到钱。历史时期不同了，同样的政策就行不通了。”

他对自己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在旧军队时，我一不搞女人，二不搞钱。我搞政治，别人要搞我，都没有把我搞倒，于是，我产生了自信心，把这种自信心带到革命队伍里来，就是错误的。他还说，庐山会议时，我只看到“左”，没有看到右。如果没有我的那封信，中央对‘左’的现象也许纠正得会更快，想到这一点，使我觉得惭愧。

1961年，彭德怀看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的党史讲稿后说：“毛泽东同志领导民主革命这一段是正确的，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也是正确的，就是五八年急了一点儿，快了一点儿。人民公社可不可以重点试办？普遍办我看晚一两年，甚至二三年也可以。”

除了读书和思考，彭德怀还想到农村实地考察。几次向中央报告，终于得到了批准，他在1961年秋天，回到了湖南老家。其实，1959年庐山会议前，他就是在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的陪同下在湖南走了一圈，才写了那封著名的“万言书”。其实也没有万言，而且本来也不打算写信，想去毛泽东的住处面谈的，但是毛在休息，只得写信。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如果两人当时见面谈了，后面的事情就会是另外的模样了。

来源：新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