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鸿：从几件轶事，看彭老总的刚直磊落
彭德怀是战功赫赫的民族英雄、开国元勋，也是非常值得敬重的共产党员。轶事，是指世人不大知道的事迹或传说。近日，趁疫情汹汹，翻阅了关于他的一些资料，看到了几桩轶事，想与朋友们分享。这几件事都发生在庐山会议之后、文革爆发之前。
为何要上“万言书”？
1959年9月30日，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前一天，彭德怀夫妇悄悄搬离了中南海。在隐居北京西郊吴家花园期间，夫人浦安修、侄女彭钢问过他同一个问题：你不分管经济问题，为什么要就经济问题上书？
彭钢是与他最亲近的侄女，后来出任总政纪检部部长，妥妥的女将军。彭钢是这样回忆的：我忍不住对伯伯说：“你当你的国防部长，干吗要去管经济问题？”听了这句话，伯伯猛一下抬起头来，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颤动了，他说：“我怎么不能管呢？我是共产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我看到了不提出来，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伯伯极大地激动了：“我要对人民负责任，我可没有你们考虑得那样多，觉得不对的地方，不管是什么问题，都要讲出来，这是主人翁的态度，不能去想什么个人得失。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懂得自己的职责。要不怕罢官，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我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从我参加革命以后，我就把自己全部交给党和人民了，不单单属于我了。你不是也想做一个共产党员吗？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可不容易哦……”忧心如焚，救黎民于水火，不考虑个人得失，便是他在庐山上书的初衷。让他蒙冤的那封“万言书”其实只有三千多字。现在阅读，感觉相当温和，有理有据。
如今，也许还有人批评他提意见的时机并不成熟，提意见的方式不够正确。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他是出于公心，无法否认对他的错误批判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灾难。隐居吴家花园之后，彭德怀又多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对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一一辩驳。即使是在文革爆发之后，他已完全失去了自由，进而病入膏肓，他依然痴心不改，盼望党中央秉公调查，渴盼得到毛主席召见，把是非曲直讲清楚，把泼在自己身上的脏水洗干净。他的眼里，只认真理。
雨落无痕的一次召见
众所周知，1965年9月，在决定彭德怀赴西南三线工作之后，毛泽东曾召见他一次，还说过“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其实，还有一次召见，时间是在庐山会议之后的1959年10月！《彭德怀年谱》的叙述平实简洁，波澜不惊。该书记载：这次接见的日期是10月13日，参加人员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谭震林。毛泽东对彭德怀9月9日来信给予了答复，询问了彭德怀的学习计划，并安排人员配合。听到彭德怀打算学习四年，毛泽东还说：“你不要学那么长了，学两年就行了。”《彭门风雨》一书的记述有所不同：日期是10月21日，参加人员多了一个刘少奇；更重要的，是对这次召见做了全新的解读。毛泽东没有再往下说。他扫视一遍在座的众位中央负责人，又把目光聚焦到角落里的彭德怀，不时地清清嗓子，吮吮嘴唇，好像在等待什么；在座的人都看出来了，毛泽东在等待彭德怀再次向他认错，以便借水行舟，有所表示。令在座所有人暗自惊诧的是，彭德怀面色如铁，默不作声。彭德怀已经明白毛泽东此刻的意思。如果现在当着大家的面，痛心疾首地作一次检讨，再次“认错”，请求主席和中央的宽恕，就可能打开横在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僵局，他的处境必然会有所好转，这是绝路逢生的最后机会。彭德怀还是没有当面认错。他当时是怎样想的，今人已难以猜测。但从他的一段回忆中，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自从在庐山受到严厉批判之后，彭德怀已在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多次做出检讨。事后，他在《自述》中回忆了自己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态度：“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可见，虽然彭德怀已多次检讨，但那只是为了顾全大局、遵守组织原则，他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意见有错。过去已经认错的，原本不该认错，如今不愿再说；过去没有承认的，如“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如今更不可能承认。
也许有人会说：他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此言谬矣！如果他真的患得患失，在领袖雷霆之怒下早就见风使舵、改弦易辙了。但他坚信自己没错，做不到无中生有，更不愿连累更多的同志。就这样，他放弃了这个“最后的机会”。《彭门风雨》的作者为这个章节取了一个小标题：“历史的抉择”。
最后一次还乡
都知道彭德怀在参加庐山会议之前回了一趟家乡，在湘潭、平江两县做了调研。其实，他在1961年也回了一次家乡，长达50多天。这年年初，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反复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全会还正式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虽然这决策来得晚了一些。受此鼓舞，彭德怀于9月19日给中央写信，要求回湖南调研三个月。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请求。从11月2日到12月22日，彭德怀以戴罪之身在家乡开展调研。
他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等地方干部谈过话，在老家彭家围子走访了亲友，到周边的大队实地调查，到黄荆坪公社的墟场赶过集，在楠木冲水库下面参加了开荒种田，还为29岁才找到女朋友的侄子彭康志主持了婚礼。让他最难受的，是一些老人泪水涟涟地向他道歉：都怪我们前年和你说的那些话，把你给连累了。彭德怀安慰他们：你们讲真话冒得错，只要群众生活好，我犯错误不要紧。由于来看望他的人太多，经公安部门请示，省领导要求当地政府派人上路，拦截十里八乡去看望他的干部群众。来访的人太多，彭家也不堪重负。12月12日之后，彭德怀住到距离乌石60公里的湘潭锰矿招待所。
在这里，他曾和该矿党委书记、南下干部陈述棠聊天，说过一句话让陈终生难忘：“千古胜负在于理呀！”经过认真调研，彭德怀越发认定：自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农村依然存在比较严重的“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亟需努力纠正。12月17日，彭德怀从华国锋口中得知即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就决定提前结束调研。回到北京后，他把五份调研报告送给中办主任杨尚昆，请他转呈毛泽东和党中央。他再次提出，盼望毛泽东看完报告后拨冗约他一谈。当时，他对毛主席、党中央纠正基层“五风”错误、消除对自己的误解颇有信心。
为何又上“八万言书”？
但他等来的，却是更大的冤屈。1962年元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表态，既承认彭德怀向中央上书本身“不算犯错误”，又指责彭德怀参加了“高饶反党集团”。刘少奇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不知道这些讲话是否传到了彭德怀耳中，但他肯定看到了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工作报告：“庐山会议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他企图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这样，会议就被迫地不能不转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看了这个报告，彭德怀非常痛苦。这种定性不仅事关个人荣辱，也事关大是大非的原则。他的眼里容不得沙子。于是自早到晚，伏案疾书，花了一两个月，就“里通外国”、“小集团”、“参加高饶集团”等罪名起草了一封长达八万多字的申诉信。这就是后来闻名的“八万言书”。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又在给中央写信，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他们推选司机赵凤池去劝彭总：“老总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您还是别写了，免得再让人抓住什么……”彭德怀放下笔，认真解释：“我理解你们的好意，但是，事情一定要弄清楚，事关人生大节，就是杀头也不要紧！”“我这个人很渺小，没有什么。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不能因为给我捏造假历史，从而给党的光荣历史抹黑。所以，我有权利和义务作这个申诉！”他真诚地认为他的申诉是在维护党的形象。
6月16日，彭德怀来到中南海，把申诉书交给杨尚昆，请他转呈毛泽东和中央。8月22日，彭德怀再次写信给毛泽东：“我诚恳地再次向党申明，我在党内没有‘小集团’和企图‘篡党’的丑恶野心，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果有确实证据，（我）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在信的结尾，他再次恳求：“只要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以后，我就不会再来打扰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了。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泣伏呈辞，恳希鉴察。”偏处一隅的彭德怀哪里知道：七千人大会之后，在邓小平主持下，全国为“反右倾”挨整的干部开展了甑别平反，不久就被毛泽东斥责为“翻案风”。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次全会新增了邓子恢“刮单干风”和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两起冤案，决定成立两个中央专案委员会，对彭德怀、习仲勋进行全面的秘密审查。全会结束后，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彭德怀再也看不到中央文件，吴家花园也突然增加了岗哨，荷枪实弹，戒备森严。1963年和1964年，中央专案组两下湘潭，对彭德怀1961年冬天回家乡调研的过程进行全面调查。
谢绝了彭真的好意
1965年春天，越南战争升级，中央要求全国加强备战，特别是加强“三线”建设。在此背景下，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将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挂职外放。11月28日，彭德怀乘火车离开了北京，前往成都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11月30日，在他到达成都的当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长篇评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严厉抨击《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彭德怀看后莫名其妙，但他意识到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1966年2月中旬，彭真突然来到成都市永兴巷7号，登门看望彭德怀。当时，彭真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排名仅次于总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位高权重。彭德怀感到惊喜，问彭真为何而来。彭真拿出了一份文件给他看。这就是由中央文革“五人小组”（彭真任组长）起草、已由中央批准转发全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史称“二月提纲”。彭德怀仔细阅读，看到“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段话时，非常赞赏。彭真介绍了吴晗的情况，郑重地说：“彭总啊，现在不是吴晗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一大批人。所以，我这次来是想请你配合一下。”彭德怀问如何配合，彭真严肃地说：“第一，建议你辞去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埋头一些研究工作，不再出头露面，这样可以减少目标，少引起别人的注意；第二，我劝你向毛主席再写封信，收回你的申诉书，把自己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去说，你服从党的决议就是了；第三，你向中央写个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清楚你和吴晗没有关系，帮助我们解脱你和他的关系。”听完彭真的建议，彭德怀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踱了几步，猛然回身，大声回答：“彭书记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感谢你。庐山会议以后，我是准备好忍辱负重的，也准备好委曲求全。但是，我这个人你也知道的，宁可让别人把我打倒，自己绝不倒下。所以，第三条我可以照办，我不能让吴晗同志无辜受牵连。但是，第一、第二两条，我坚持立场！”彭真不再说什么，与彭德怀握手告别。此后，即去视察建设中的成昆铁路和攀枝花钢铁基地。
这段历史罕为人知，但很重要。彭真应该不是组织上派来的，其建议似乎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但也可以说明：在那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彭真等人还在试图力挽狂澜。但彭总拒绝了前面两条建议。拒绝认错当在情理之中。经历了1961年的调研和长期反思，他更坚定地认为自己没错。现在看来，他拒绝辞职似乎不够明智。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密切监视之下，随时可能刺痛康生、江青等人的神经。但也不难理解他。首先，他的组织原则性很强，认为自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来的，光明磊落，理直气壮；而在“闲居”六年之后，他非常珍惜出来工作的机会。三个月后，随着“五一六”通知横空出世，彭真等人也被陆续打倒。1966年12月23日凌晨5点，彭德怀彻底失去了自由，走向更深重的苦难，走向生命的终点。也以耿耿丹心、铮铮铁骨走向了永恒。
2022年12月18日
主要参考资料：
《彭德怀年谱》，王焰主编，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彭门风雨》，滕叙兖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出版;
《我的父辈》，李敏、彭钢等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来源：青山自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