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应碧：吴象怎样做政策研究

吴象同志是我们国家三农工作战线上的老人，也是我的老领导，他对农村改革发展是很有贡献的。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他很早支持农民实行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家庭承包制，是长时间辅佐万里同志推进农村改革的得力助手，可以说他参与了农村改革的全过程，是农村改革的积极推动者。

我知道，吴象过去在山西省做报社工作，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万里同志在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搞农村改革，看上了他，把他要过去，做省委副秘书长，从这以后，很多人都知道，吴象对安徽包产到户积极支持，写了很多东西。后来1980年3月万里调到中央书记处，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全国农村工作，吴象也随之调到北京。大家知道，八十年代中央对农村改革有著名的五个“一号文件”，他都直接参与起草工作。其实不光是这个，在这之前，我印象很深的，是1980年中央75号文件的产生。这年9月，中央就农业责任制问题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在会上杜润生同志有个汇报的稿子，后来经过修改，作为75号文件下发，在那里面第一次提出贫困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会上对如何看待包产到户，发生激烈争论，有人赞成，也有很多人反对，提出了走阳关道还是独木桥的问题。吴象同志就这个问题，以《阳关道与独木桥》为题写了文章，在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影响很大。文章对包产到户，一是讲它的产生，是农业集体生产分配大呼隆、大锅饭，平均主义，多劳不多得，挫伤农民积极性，影响生产，以至不少农民穷得吃不上饭，逼出了包产到户:二是讲它的利弊，摆事实讲道理，说它责任具体，利益直接，联产如联心，对消除大锅饭弊病，体现多劳多得，调动农民积极性、增产增收，效果显著，农民欢迎;三是讲它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旗帜鲜明地给予支持。他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还与他个人不认识，这文章大大加深了我对他的认知，接着又和他一起参与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起草。

那几年，中央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发一个有关农村改革发展的一号文件。每年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筹备工作，吴象同志都全程参与。会议搞文件，总的是杜润生同志领导，运作上刘堪牵头，文件组我们一帮人做具体工作。领导的讲话稿，万里同志的讲话，都是由吴象起草。整个文件起草过程，是我们几个先分头搞，然后由刘堪合成，再来讨论，一个文件至少要讨论修改二三十稿。吴象同志只要在北京，一定会参加讨论。集体讨论时文件组的同志和大家相互议论，吴象既在那里记，也发表意见。我们搞文件的人，对他的意见特别重视，因为都知道他有那个背景，是领导的意思。刘堪专门给我们打过招呼，吴象的话你们不能不听啊。

讨论过后，有时他还打来电话继续说他的意见。记得有一次我负责起草有关农产品价格方面的内容，他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我又翻来覆去地改。每个文件改二三十遍，改完拿去给杜老看，看后又拿回来改。对文件讨论，杜润生同志要求，既要有赞成的，也要有反对的，没有反对的意见不开会。吴象同志的意见总是积极的，正面支持的。五个一号文件，以及1980年75号文件，对于肯定实行家庭承包制的改革，让农民吃定心丸，建立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对于适应农业发展和向商品经济转变，适时提出进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放活农村工商业，发展多种经营，调整农业农村产业结构和工农城乡关系等政策措施，起了统筹指导的作用。而这些指导农村改革从破局到逐步走向深入的文件形成，他都全程参与、做出建树。

吴象同志不仅重视调查研究，参与起草文件，给中央决策当参谋,起这个作用，他还有一个特点和作用，就是对农村问题不断思考，进行理论研究。这是他比我们強的地方。他用了很大精力做调查研究，理论思考，在此基础上写了很多东西,为农民，为农村改革鼓与呼。对那些反对的意见，他能有理有据、深入浅出地给他们讲道理，做说服性工作。特别是对于直接影响到农村发展的重大问题，做深入思考，写了很多很有见地的文章，而且很多都公开发表出来。这在我们做农村工作的领导人当中,除了杜润生同志，可能只有他做到这一点了。当时写文件的人，基本不写文章。所以，我觉得把吴象同志的这些文稿整理出版出来，这是给农村改革留下非常宝贵的资料，很有价值。

整理和出版吴象同志的文稿，我认为意义有二:一是通过这些资料可以了解当时农村改革的历史情况。现在很多人不知道那时是什么样子，很多东西，光看文件看不明白，因为不晓得背景，文件为什么提这个问题，讲这个话，可以说深奥得很。有吴象同志文稿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就可以帮助现在的人了解当时情况、政策的来龙去脉和决策过程。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从这些宝贵资料中，可以看出我们老一辈三农战线领导人的精神和品德。我觉得这是更重要或最重要的。因为那些历史资料现在用不上了，但这些老一辈三农人的精神、品德，是长期管用的，特别是对在三农战线上工作的年轻人，需要好好地向老一辈学习、发扬。在这方面，吴象同志有几点令我印象深刻。

第一，是他的农民情怀。这种情怀从哪里来的我说不清楚，但我印象非常深。我们常和他在一起讨论问题，一说农民，他老是说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农村人最多，我们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不为农民为谁啊?!他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总认为革命成功，中国农民贡献太大了，江山是农民在党领导下打出来的。没有他们流血牺牲哪有我们国家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农民群众，要想农民之所想。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悉心地做农村调查、研究解决农村问题，为农民鼓与呼的原因。这个农民情怀是很重要的。没有农民情怀做不好三农工作。

第二，他工作的深入，调查研究的深入。你看他写的东西，在安徽十几个县调查，在其他地方的调查，很多文章当时我都看过，以及他开会发言讲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出他的调查非常深入。我还记得，他给我们说过一句话，调查要让农民把心窝子的话掏给你。你只有与农民交上朋友，他才能把真正的心里话、内心深处的话告诉你，你才能了解农民的实情，农民的愿望，农民的呼声。因此，他对农民的心声了解得透彻，他知道农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第三，就是他的勇气。说老实话，我下去做调查也是很深入的。但我们很多人，有想法不敢说，他敢!都说我们国家农委很多人反对包产到户。其实我敢说，农委个别人可能是这样，而绝大多数人说的是假话。我们同事之间彼此半夜半夜地聊，谁怎么想的我都了解，但公开讲是另一回事。多年养成了习惯，中央没表态的，我们就不敢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说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我们就按中央的调子说，还觉得这是自己的党性。但很多同志的实际想法、在下头说的是包产到户挡不住。吴象同志最可贵之处就是他有这个勇气。支持包产到户他敢讲出来，而且发表出来。现在的人不了解，以为包产到户这么简单的事，支持不支持说两句话，有什么?我们知道，在当时支持包产到户是要坐牢、开除党籍的!温州的一个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坐了十年的牢，就为这个事。在这种情况下，吴象同志敢于说，是很需要勇气的。万里当时还是少数派。现在的人们理解不了，这有多大的风险?风险大了!包括我自己，绝不会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为什么?怕变天抓小辫子。以往走过的路表明，改革是要有勇气和担当的。这勇气的背后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群众，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改革精神。

我认为，现在来看吴象同志的文稿，除作为宝贵的历史资料之外，还可以让现在的人看到他那精神，他那品格。从事农村工作，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任务，情况在变化，但这个精神，包括农民情怀，深入了解农民心窝子里愿望的作风，面对问题的勇气，都是很重要的。我相信，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发展，我们农村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仍说农村比较落后，但与过去比，农村的变化真是想象不到!八十年代，搞一号文件时，聊起来是说，我们中国农民什么时候能吃饱肚子，什么时候不再要粮票。这愿望农村早做到了!至于现在一些农民开小车子，道路硬化到家门口，想都没想到，却做到了。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但现在三农仍是短板，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实现乡村振兴，让农民与城市居民过上差不多的好生活，任务仍然艰巨，老一辈三农人的基本品格、精神，在三农工作中还是需要发扬的。

                                                                                                                            2019年9月18日

这是段应碧2019年9月为吴象著《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山西经济出版社2019年11月)一书所写的序。题目为编者所加。

来源：当代农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