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听敬一丹讲自己的故事

中国传媒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成立不久，我就经常应邀参加中心各种活动，不是“专家”就是“评委”。2017年11月“口述历史国际周”，本人忝列评委，在10日的开幕式上，敬一丹在“中国故事会”上，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会前，与她自然有所交流，我对她曾经如何“管布票”如数家珍，使她大吃一惊。

 

我早就认为，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却又不被重视，曾撰《“日常生活”与历史研究》一文，在《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发表。拙文强调日常生活史的意义，就在撰写此文前不久，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票证旧事》一书，收有敬一丹的《我管布票的日子》这篇文章。书中各位作者对“票证年代”的种种细致回忆，是那一段历史的真实、丰富、生动的写照，为拙文大量引用，当然也引用了她的文章，所以我很熟悉她的布票故事。

1968年到1970年两年间，敬一丹父亲去了外地的“军管会学习班”，妈妈去了外地的“五七干校”，姐姐去了“生产建设兵团”，家中只有十三四岁的她和两个弟弟，大的十岁，小的才七岁。她就成了一家之长，除了管钱，还要管各种票，肉票、豆腐票、鱼票、线票、棉花票、工业卷、花生票……在种种票证中，她最上心、最情有独钟的是布票。她一直记得，布票每人每年24尺，小孩还要少一些。布票非常紧张，根本不够用，“动一寸布票都得掂量掂量”，“我总是货比三家，看哪家商店有‘减票布’，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减票布’这个词需要解词――就是一尺布收少于一尺布票的那种布。”所谓“减票布”就是花色不好或者混纺的布，一洗就掉色、起毛。虽然不好，但毕竟可多买几尺布。附提一下，“对现在的孩子来说”，这短短一段话，需要解词的可能还有“军管会学习班”、“五七干校”。

布票紧张，她经常穿爸爸肥大的蓝色旧制服；大弟弟经常穿她和姐姐穿小的旧衣裳，染黑后仍隐约可见花色；大弟弟穿小的衣裳，再给小弟弟穿。经过几年轮换，衣裳早不经穿，再加小男孩淘气，小弟弟的衣服上还有许多窟窿。她补衣服的本事，就是那时练出来的。但家里的补丁布也紧张，姐姐在兵团还不断来信要给她寄点补丁布。所以补弟弟裤子时，一个裤腿上能打五六块小补丁。有一次她妈妈回来花布票买了一尺布，用一块大补丁覆盖了裤腿上所有的小补丁，她很为那一尺布票心痛。至今，她落下一个“毛病”，就是到商店最喜欢去花布柜台，面对五彩缤纷的花布总是这儿摸摸儿摸摸，忍不住还要买上几尺。

敬一丹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当时叫北京广播学院，这次讲的是她与这个学校的故事。她说1976年也是这个季节，秋天快要过完的时候，她作为知青已经在小兴安岭插队了四年半，有一天忽然发现有一小队人在游行。她走近去看游行的队伍，人们都拿着纸做的小旗，旗帜上写着“粉碎四人帮”。那个地方太偏远太角落了，她又不关心政治，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于是她就走到队伍面前问：什么叫四人帮？“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就在我们眼前。”此时她万万不会想到，她的家庭也因此发生历史性变化，她父亲敬毓嵩不仅被“解放”，而且在四年后奉调最高人民检查院特别检查厅，参加“两案”审理，担任“四人帮”之一王洪文案公诉人。当年电视播出“两案”审理实况，万人空巷，她父亲比她早上电视很多年呢。

“我也不知道，也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我的命运也将发生变化。我没有想到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没有来得及恢复高考的时候，工农兵学员这种做法还在延续的时候，我成为末代工农兵学员。”就在这年秋天，她进入“北广”。

讲校园生活，自然要讲同学故事。她讲了几位同学的经历，其中一位女同学“在湖北当知青，后来有幸被他们县广播站挑中，成了县广播站的播音员。但是她到了县里仍然要每个月回到她插队去挑六十斤红薯，交到县里面的食堂她才有这一个月的饭票，因为她的身份是知青。非常特殊的一个身份。这一天天已经黑了她特别地恐惧又有点迷路。于是这样的女孩就站在一片灰色的背景里放声大哭。这是她知青经历。”

为什么她成了县广播站的播音员，但到了县里仍然要每个月回到她插队去挑六十斤红薯，交到县里的食堂她才有这一个月的饭票？原来1953年末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社会立即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农民是“农业粮”，每年分粮食，但没有粮票。因此农民的活动半径非常有限。当时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休想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两点心……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这位同学是“知青”，也就是农民，没有粮票，在县广播站工作也必须回村背粮食，才能在县里的食堂换这一个月的饭票。

这一小段，反映了中国社会深刻的变化、二元化社会对普通人生活实实在在的影响。

吃穿住行，最重要的当然是吃。她多次讲学校中“吃面条”的故事。“1976年年底，那个时候中国国民经济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叫，中国的国民经济被四人帮搞到了崩溃的边缘。什么叫崩溃的边缘？每个人的个体记忆是不一样的，有吃不上饭的，有流离失所的，有需要按红手印才能让全家人活着的。而我们已经走进北京大学校园的学生，我那个时候的记忆是什么？我特别想吃一碗面条，吃不上！我们学校的食堂从来都没面条。怎样才能吃到面条呢？只有你成为病号的时候才有可能。我怎么不生病呢？后来我终于生病了，我就去这个学校的卫生所，人家给我看完病。我就弱弱地说，能给我一个病假条吗？我就拿着大夫给我的病号饭票到了食堂，然后把这个条递进去就开始等，等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是一碗什么样的面呢？是里面有一个荷包蛋呢？还是甩袖的鸡蛋呢？里面一定有西红柿，红的，然后菠菜、葱花是绿的，鸡蛋是黄的。然后我在想，我是在这儿吃呢，还是回宿舍吃呢？我要是在这儿吃整个广播学院的食堂没有一把凳子和椅子。我如果站着吃这碗面也太没有享受感了。可是我要回宿舍吃，我们宿舍六个人，他们要是看我怎么办呢？我给还是不给呢？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一碗面放在我面前了。那是一碗什么颜色的面呢，反正也没有红的也没有黄的，就是黏糊糊的那么一碗。我没法形容当时的感觉，我就站在那儿把这碗面给吃了。就只是充饥。”

一次“病号面”并不解馋，她还是想吃面，于是去街上饭馆吃面，三毛二一碗。她仔细拌好每一根面，让每一根面都均匀的沾上麻酱，特别享受，慢慢的享受这碗面。吃完了还想再吃一碗。虽然她身上还有三毛二，可是她不能！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在紧缺经济中长大的，特别是我11岁遭遇文革以后，当然我父母全都下乡了到了干校以后我管家，我紧缺惯了，我都成习惯了。我不能让自己吃第二碗。我心里过不去。可是我怎么让自己走开呢？我得说服自己。”她说服了自己站起来离开了餐厅。有一次她在和读者交流的时候，讲了这个经历以后，有一个看来和她同龄的一位读者一直在掉眼泪？“我说为什么？你想到什么了？他说我和你有很相似的经历，我当时发着烧拿着病号条，在哪儿巴望着一碗面的时候，我前面有六七个人排队。终于到了我了，厨师说今天没了明天来吧”。听众多是中传的学生和一些中学生，敬一丹对他们说：“这儿有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他肯定在想你吃碗方便面不就完了吗？亲爱的孩子那时候没方便面。就像那个时候我说到布票。我想我太应该讲这个故事了。”或许是会前我与她提到“管理布票”的经历，所以她在校的“面条”时，最后还有提一下与此无关的“布票”。

“一碗面有多重要呢？没多重要！可是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记忆。”敬一丹有深深的历史感。

说完吃接着就说穿，屏幕上出现一张相片，敬一丹指着相片说：“这张图叫女生们。我们全班女生在1977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没有一个是穿裙子的。女生永远是校园里面的风景，可是1977年那个时候属于刚刚复苏，你如果细心点儿的话可以看到，中间的几个女生她们穿的衣服是很修身的，她们的刘海甚至是卷的。那就是我们班当过兵的那几个女生，就是青春萌动，比我们要觉醒得一些女生。你能看出来这里面哪个是我吗？你怎么猜到的呢？最左边站得很直，很拘谨很规矩的就是我。我肯定不会东张西望的，我也不会把头发卷成刘海。那时候我在校园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目不斜视。那时候我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然后严于律己，天天在教室看书。”

衣服可以修身，是刚刚复苏的年代的“年代标记”。

说完吃穿这种“俗不可耐”的物质生活，敬一丹转向那个年代的精神生活。

“我刚才说的是我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呢？我们正好赶上了1977年的复苏。我从十一岁遭遇文革停课，然后当了知青以后书慌，无书可读。1977年我们在校园里能够感觉到外面世界在复苏。有一天《人民日报》发了一条消息这个消息说明天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开始出售外国文学名著。新华书店不就是卖书的吗？新华书店出售世界名著还用发消息吗？还用《人民日报》发消息吗？对！因为那些书都曾经是禁书。什么书是禁书？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你们太难理解了！《简·爱》《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四世同堂》这都曾经是禁书。我曾经看到这些书的时候，不敢翻开。所以当王府井新华书店开始解禁了这些书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情形。这就是我的同学跑到书店去抢购图书的情形。这就是中国在1977年、1978年，在很多书店都可以看到的情景。”

她的思想解放，是从刘心武的《班主任》一点点开始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一本书，一本小说就是刘心武的《班主任》。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小说，在一个虚构的作品里发现人物角色和我那么像。他那个小说里写到一个团支部书记谢慧敏，谢慧敏过团组织生活的时候总是给人们念报纸，念理论文章。老师说你们可以去爬山啊，谢慧敏说那怎么能行呢？我们都是读的是两报一刊重要的理论文章啊！我一看怎么那么像她？我就能这样。”

确实，在那个年代，说起某人人品不坏，但思想教条、僵化，总是说“谢慧敏式的人物”；有些人也如敬一丹一样，说自己从前是“谢慧敏式的人物”。短篇小说《班主任》是刘心武的成名作，后来大作不断，刻画了许多更成熟更深刻更有文化意蕴的典型性人物……但最具时代典型性的，仍是“谢慧敏”。

在读那些理论文章的时候，她相信一切白纸上印出的黑字，从来都没有过质疑，没有独立思考意识，也从来没向这个世界发出过什么问号。她再次强调：“我真的就是谢慧敏。那样短短的一篇小说让我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但半年以后真理标准讨论开始了，“我二十三岁了，正在苏州实习，就在那安静的苏州古城里，我经历了从来都没有过的思想激荡。我的变化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不再是一个特别律己的，特别拘谨的也特别单纯的那样一个女生，我开始有了变化。脑子里有了问号。后来我就成了一个经常发问的，甚至以发问为职业的这样一个人。这是后来的事。”

最后她说：“这就是我的大学生活。当我和我的同学们，我们一起把我们的记忆，用这种方式记录下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终于做了一件我们该做的事。这种怀旧不仅仅是说到了年纪的怀旧，我经常在想如果以后年轻人说，你们经历了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们经历了为什么不记住？我们怎么回答呢？人到了中老年怀旧是很自然的，而作为媒体的这种记录还应该是一种自觉。”

来源：雷颐穿越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