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敏：她是首位女性监察部长

钱瑛是位很有见地的女性，说话直截了当，从不拐弯抹角。

1948 年，川康特委在仁寿、荣县等地多次组织武装暴动，并派马识途赴香港向钱瑛汇报工作。

马识途向钱瑛讲述了暴动失败的种种原因，钱瑛听的时候，并不插话，只是默默抽烟，眯着眼专心听他汇报。听完汇报，也不分析作答，而是让马识途休息两天再谈。

两天后，钱瑛问马识途：“失败一次又搞一次，再失败还继续，为啥要一条道走到黑？”

不待马识途回答，钱瑛便直截了当点明原因：说白了，你们不就是想自己闯出一片天地，拉起一帮人组成队伍，等解放后，按功劳大小排座次捞好处嘛。”

闻听此言，马识途赶忙解释说：“我们压根没想过争名夺利，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即便掉脑袋也在所不惜。

对此，钱瑛神情严肃地说：“同志，地下组织是党的财富，必须妥善保护，包括自己的生命也不例外！”

1949年夏武汉解放后，钱瑛任华中局常委、纪检副书记。当时新政权厉行取缔娼妓、烟馆、赌场，执行人在查封烟馆时，有女老板宣称她的烟馆是解放军第14兵团副司令员黄永胜开的。调查人员不敢深究。钱瑛听到反映后，决心查个水落石出。经调查，烟馆确实是黄永胜老家的亲戚假借黄的名义开的，黄永胜本人并不完全知情。

钱瑛与黄永胜都是湖北咸宁老乡，关系也熟，但钱瑛处理此事，丝毫不讲私人情面。

钱瑛做事铁面无私，但也坚持实事求是。三反运动中，有干部汇报案件时说他们抓出了一只“大老虎”，贪污了一船盐。钱瑛感觉蹊跷，当即问道：“他把盐存放在什么地方？”对方答不上来。后来一查，完全就是想当然的揭发，因为钱瑛及时察觉，这才避免了一件冤案。

钱瑛这种铁面无私却又实事求是的作风，给上面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2年，钱瑛奉调进京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来年，中央组建监察部，毛泽东亲自审批人选。周恩来在钱瑛名字的旁边特别注明：“钱瑛，素有刚直名声，能当此任。”这使钱瑛成为继史良之后的第二位女部长，也是首任监察部长。上任第一天，她就废止了沿用已久的登记方式，改为匿名申诉制度。有人担心招来麻烦，她回应称：“公权若怕麻烦，不如不设监察部门。”从此，她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基层暗访，一身粗布衣服，常常半夜还在查阅档案资料。

1956年，广西那边遭遇特大天灾，监察部收到群众举报，当地干部不管不问，老百姓熬不下去，只能外出逃荒。钱瑛看完信后，心情沉重，二话不说就率领检查组直奔广西，深入一线调查农民逃荒的问题。经过实地走走访，将11名负有直接责任的省、地、县领导干部，毫不姑息地撤销其党政领导职务。

59年，监察部撤销，钱瑛接替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部长，兼任中央监委副书记。

1960 年冬天，许多地方出现严重灾情，钱瑛冒着严寒前往甘肃暗访。

河西走廊的寒风扑面而来，卷起漫天黄沙。钱瑛乘坐的小车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艰难前行。车窗外，是连绵不绝的沙丘，除了偶尔出现的骆驼刺和梭梭草，几乎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

车里坐了三个人，此时的钱瑛已经57岁，身穿一件褪色的棉袄，脸上满是岁月留下的风霜。

她是10月下旬来甘肃的，已经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奔波了半个多月，从定西、通渭、会宁一路走来，看到的景象让人揪心。村庄里听不到人声，偶尔见到路过的行人，无不面黄肌瘦，步履蹒跚。

在一处公社食堂，几十个人围着一口大锅，锅里是树皮和野菜煮的稀粥，几乎看不见米粒。这样的情景，这些天来一直在不间断地出现。

此刻，车子在戈壁滩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按计划是去张掖地区的某个县城检查工作。司机是当地派来的师傅，四十来岁。副驾驶座上坐着钱瑛的助手，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下午两点半左右，车子来到一处三岔路口。道路两旁没有任何标识，司机凭记忆选择了左边的道路。

车子继续前行，但周围的地形变得越来越陌生。原本对河西走廊地形非常熟悉的司机发现，记忆中的几个标志性山包不见了，路边也没有出现电线杆。又行驶了十几分钟，司机的额头开始冒汗，他意识到自己走错方向了。

钱瑛没有说话，她的目光一直注视着窗外。突然，她看见远处山沟里有几缕烟雾，只是这烟雾有些奇怪，既不像村子里正常做饭的炊烟，也不像是烧荒。

她叫司机朝烟雾升起的方向驶去，越往前走，路面越是坑坑洼洼。又行驶了一段距离，她叫司机停车，自己推开车门走了下去。风裹着沙尘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她眯着眼往前走，眼前的一幕让她震惊不已。沟里是残破的窝棚，许多人面黄肌瘦，走近一看居然是个农场。

这地方叫夹皮沟，一个在当时地图上都难找的劳教农场。迎面扑来的寒风夹杂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腐臭味，映入眼帘的那些人，如同一群披着破棉絮的骷髅。这些人大多是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曾经的教授、工程师、技术员，此刻正蜷缩在地窝子里，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

根据后来幸存者的回忆和相关解密档案，当时的夹皮沟，粮食定量已经降到了维持生命的底线之下。为了活命，这些斯文扫地的读书人挖野菜、捋草籽，甚至去掏老鼠洞里的存粮，抓蜥蜴充饥。但即便如此，死亡的阴影依然每天都在吞噬着生命。钱瑛看到的那几缕青烟，是他们用最后的力气煮的一点代食品。

现场的冲击力让这位久经沙场的女干部当场破防。有传闻说，她看到管教干部满面红光，与劳教人员奄奄一息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气得抬手就给了对方几记耳光。这几巴掌是不是真打了不重要，重要的是她随后做出的决定，那是真正的雷厉风行。

她没有走“请示汇报、等待批复”的漫长流程，而是直接动用了自己的职权，当场给地方领导下了死命令：把全地区所有的公交车、运输车全部调过来！

“救人！明天必须全部转移！”

她特意嘱咐工作人员，这些人长期饥饿，肠胃已经薄如蝉翼，绝对不能马上给干粮，否则会撑死人。她安排人先熬稀粥，一点点喂，慢慢把这些人的命从鬼门关拉回来。经过紧急清点，这批幸存者大约有600多人。如果钱瑛晚来几天，或者司机没有迷路，这600多人的结局，大概率就是戈壁滩上一座座无名土包了。

这些人早已饿得受不了了，不少人浮肿、生病，奄奄一息。基层干部怕担责任，隐瞒灾情不报，把事情瞒得密不透风。

钱瑛站在寒风里，眼睛一下子就湿了。她坐过监狱，见过战场上血肉模糊的场景，查过无数案子，从来没紧张过。但这次却慌的要命，指示随行助手立刻发出加急电报，向上面求救。电报一到中央，直接惊动了最高层。很快，西兰会议召开，向甘肃紧急调拨粮食，从原来的5亿斤增加到了8亿斤。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

那几年，她救了多少人，连她自己也记不清。没想到到了文革时期，轮到她自己也遭了殃。运动开始不久，她就被抓了起来，失去了自由。相当一段时间，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周恩来心里着急，吩咐手下人寻找钱瑛。“我得见见她！”

直到1972年，才好不容易知道了钱瑛的下落。她因为遭受非人待遇，心里憋气，老抽烟，结果得了肺癌。周恩来知道后，当即指示送北京日坛医院接受治疗。

1973年，70岁的钱瑛身体完全垮了。日坛医院副院长，“特工之王”李克农的女儿李冰，特地到病房看望她，问她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钱瑛此时说话已经万分吃力，她摆摆手说：“别给我治疗了，没用的。”

这个为许多人做过许多好事的湖北咸宁人，就这样默默地走了。直到1978年，经上面批准，才为她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来源：青衣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