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梅魁：在彭德怀身边的日子
彭梅魁是彭德怀弟弟彭金华的大女儿，一九二九年生，一九四九年湖南解放前夕，彭总托地下党的同志将她与弟妹多人接至北京。从此，他们一直生活在彭总身边。一九五九年，彭总落难迁居京郊吴家花园。梅奎不断去探望，下面是梅奎回忆伯父写作八万言书的情况和她不畏艰险，使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得以完好保存的经过。本文是照她长篇口述原文摘抄下来的。
一、伯伯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后，一回到北京，就被迫从中南海迁出，住到了市郊的吴家花园。在这里好长时间，他总是很苦闷，站不是坐不是，有时屋里院里走来走去，有时呆呆不动，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们姊妹兄弟去看他，走的时候他总要说：“以后不要来了，再不要来了。”
但有一个星期日，我去晚了点，一进门他就问：“你怎么这时才来？”其实我是一早就动了身的，路上换车耽误了。但我不能这样说，怕老头知道换车不易，又有了不要我来的理由。只说：“你老说不要来了，我半天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来。”他“说不来好，不来好。”
我知道伯伯常在我们走后，在饭锅里加野菜来填补我们吃去的定量。伯伯却以为我不知道，笑着说：“你这个调皮鬼原来是在挖苦我呀！可我唯一的顾虑是怕牵连了你们。“我们兄妹有约定，去了都不给伯伯讲外面的事，讲也讲好的，怕影响他的心情和进步。
一九六零年，青黄不接时，他摘了满满一篮子野菜，说：“梅魁，这都是能吃得的，煮在饭里一两米能顶二两的量，你带回去吧。”我明知道在这个院子之外，哪儿也难找这样的野菜了，
我明知道在这个院子之外哪儿也难找这样的野菜了， 但连看也不看，说：“哪个要， 我不缺粮。”
伯伯说：“你呀， 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 我知道你一月二十一斤粮还要交两斤节约粮。 我问：“ 哪个告诉你的？”伯伯指着院墙外一棵榆树说：“我早看到了， 那树上刚长出的叶子被勒得光光的。只好说农民是苦一点。我有眼睛看，有嘴巴问，勒树叶，可不只是农民呵。我不缺粮，你呀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我知道你一月二十一斤粮还要交两斤节约粮。“
我不想和他说这些便岔开话去说：“伯伯，你就不要再说再管这些了，只求心安理得吧。”
他大声斥责我：“一抬头到处是光秃秃的树杈，我能心安得了吗？它们呀就像老百姓举在我头上的条子要抽我的筋。“
这年刚开冻，伯伯就在院子里开出了一块又一块荒地。到了初夏，地里的蔬菜瓜果都长出来了。此后，我每次去，伯伯都让我带回来，我不敢再在他面前说大话，谢绝了他更要生气。每每手提肩背，自己吃不了，还送了些给别人，并且给伯伯说每次带回去的东西自己吃了多少，还救了哪些哪些人的急，治好了哪家哪家人的肿病我都告诉了伯伯。伯伯听了高兴地拍着手说：“有你这句话，伯伯才觉得自己还是个活人，还有点用场。”
不久，伯伯在劳动时倒栽进一口枯井里，头破了，一条胳膊断了，差点送了老命。我既心疼又气恼的对他说：“我再不要你的菜了，我咽不下去，你也不要再搞这些了。”
我把他屋里屋外堆放的乱七八糟的农具，扔得远远的，还扔了他屋里接屎尿的破痰盂，伯伯吊着受伤的胳膊说：“梅葵，你这才是要了我一条老命哩，老百姓叫我农科所老头，我是凭着冒充牌子才有脸闲住这儿，有脸见他们的呀。”他把我扔了的破痰盂捡回来时还举起来，对着光照了照说：“幸好幸好没破。”转头对我嘿嘿笑着说：“我不是买不起化肥，是要用老百姓用的同样肥料，这才算名副其实的农科所老头嘛。”
他笑得好开心，我却捂住脸哭起来。伯伯就这样无可奈何的用劳动和读书打发日子，总算是找到了一份精神寄托。
一九六一年，他看了中央一个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文件，高兴的说：“我们党里高明人很多，不止我彭德怀一个人才看得到问题，才敢说话。你看这不是有了个文件，给农村规定了新政策。这下好了，总算拐过弯来了。”从此他再不发怨言，不议论时政，似乎是真的开始心安理得埋头过自己的日子了，我心里也暗暗高兴。他有这番清闲自在的心境。
但过了不久，我又发现他在写什么，写了一摞又一摞，参谋秘书都说老头近来很烦躁，常常整夜整夜不睡，在屋里写作或推磨似的打转。我去了，他盯着我半天回不过神，我还没说话，他便朝外挥手，终于我找着机会问：“你写什么呀？”他告诉我，他最近又背了一条罪名，和外国人有联系，搞阴谋颠覆。“我原先想，只要我们国家慢慢好起来，我个人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毁灭了，又有什么，无非是生不求功，死不留名嘛。但现在我觉得这样不行，你不求功不留名，但留了一个不公正的风气，想打倒一个人，就给他安个莫须有的罪名，这个罪名站不住，再安他一个，这就不是毁灭了我一个的问题，而是会毁灭了一个党，一个不公正的党是不能服人的，终有一日会乱成一坨，”他越说越激愤，以致大声吼叫开来。
他这一说，使我着实大吃一惊，“怎么能这样子呀，怎么能这样子呀？”我一面念叨一面打起寒战止不住哭了起来。
伯伯说：“梅奎，你害怕了吧？是呀，当初写了一封信（指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写给毛泽东的信编者注）就落的这个样，再写出我一肚子火，后果是更难想象的。不过我想好了，写不写，人家都得叫你遗臭万年。横顺是这个下场。”
伯伯见我哭得更伤心。坐下来放低声音说：“前些时，朱老总也来劝过我‘彭德怀闭着你的嘴，我不信别人敢把你怎样，人间自有公道，到时候会有人站出来，为你打抱不平的。老人家是好心。’可我心里想，我的事不能牵连别人，我的话自己说，刀山火海我一人上，如只为自己图清净安乐，就这么当个任人贱辱的软鬼。我当初不参加革命就干国民党多好，二十几岁的团长，不也是能安享一份荣华富贵吗？我是为求一个人间公道才豁出这条命来。今天已是这把年纪了，反倒对人家扣在头上的屎盆子气都不敢出，岂不让人笑话？”
伯伯见我还止不住哭，生气了，跳起来说：“梅魁，谁也挡不住我，你要是害怕了，以后不来就是了，还可以声明脱离我们的伯侄关系嘛。”我也跳起来对他吼：“伯伯，你不要这样看我，你这人有个大毛病，总以为自己才有脑子胆子，别人都是饭桶。我哭，是因为人家给你安的罪名太狠，是因为不解别人为什么这样对待你？是因为你太可怜，你太悲惨呀."我放声大哭。伯伯仰着头，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但我知道他伤心的时候就这样，没有泪，只有心里流血。
从这以后，伯伯不再拒绝我读他写下的材料，刚好有几天假，我把一大厚本材料一字字的细读完了。最后我要求他：“伯伯把这些材料抄给我一份吧！”他问：“你要他干什么？”我说：“好些事我一点都不知道，你也从不对我们说，我留下一份，将来我可以给弟妹儿女们讲呀！”“我有话向党说，我不能把你们牵连进来，把你们害了。我说过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伯伯回应道。
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我的要求。正好在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弟弟彭启超从武汉来，启超的模样和性格都有点像伯伯，加上当时他年轻肝火正旺，风风火火冲进吴家花园大门，指着满脸笑应他的伯伯就是一通质问：“你为什么要反党，反毛主席？你给我说，你过去怎么教育我们的？你给我说！”伯伯叫他进门，他不进，叫他坐他不坐，一个劲只听他吼：“你说你说你老实交代。”伯伯说：“我没有，我没有反呀，我只是提意见呀。”“呵，到现在，你还不承认错误，不认罪不老实，你不反中央怎不说别人反单说你反？伯伯在这个侄儿面前有口难辩，委屈的像个孩子，忍不住蹦出一行泪来。”你还哭，你哭也不行，你得给我说清楚。”
启超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由王震部队从湖南带去延安的，新中国成立后入空军学院。前年因伯伯出了问题，他由空军转业到了武汉一个肉食品工厂工作。有一年启超当战士时，借了人家一块表给丢了，他来找伯伯要钱赔表。伯伯也曾这样火爆爆的对待他：“你说你一个战士代表什么，你这是什么思想？我看你是撒谎，想要钱，你的钱是怎么花掉的。你老实说。”毛头小伙子被惹火了，跳起来和伯伯对着干：“你不帮我赔钱算了，为什么非要污我撒谎骗钱，我不要你的钱了。”伯伯气急了，要动手打他，他边跑边骂：“你当你的国防部长，我当我的小兵，我再不来找你了。”果然他不再来中南海伯伯的家。
这次他与伯伯在吴家花园相见，是分别好几年之后的重逢，竟然无一句晚辈对长辈的问候，而是这样一顿劈头盖脑的斥责。我过后听说弟弟为此伤害了伯伯，气得咬牙，伯伯却笑容满面说：“我很高兴。这个侄子是个好党员，一条硬汉子，一个党员怎么能不相信党的文件，怎么能对我不火呢？虽说他不进我的门，不吃我的饭，我却觉得他离我近了。过去，我就听人说这个侄子最像我，可我真没看出来。”
就在这不久，伯伯交给了我一份他抄写的材料，还有几个笔记本，郑重的说：“给你们吧。现在保存着将来慢慢看，不是我要留名，也不是要你们为我辩解，但我总不想叫我的亲人长期误解我，就算我给你们做的一点解释吧。”
彭启超后来不等看到这份材料便醒悟过来了。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他吊起来，打得他死去活来，还用火烧烂了他的下身，逼他交出伯伯藏在他那里的反革命兵变计划，武器、钱财。造反派说：“你是彭德怀的大侄，又是学军事指挥的，彭德怀反革命的一切行动计划你当然是第一个合谋人与知情者。”启超在自认为他再活不出来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所：“告诉他老人家，我对不起他，冤枉了他。我现在才知道，不是所有被指为罪犯的人都真的有罪，你替我多去看望他老人家，为我尽我未能尽到的孝心吧。”彭启超后来还是活出来了，只是伯父得到平反昭雪，他又回到北京来时，姊妹兄弟们都一时未能认出他，因他已是弓腰驼背，比他实际年龄老多了。
伯伯把材料交给我后不几天就后悔了：“你还是把它拿回来吧，我总觉得不妥，你们脚下的路还长，不要让他绊了你们的腿。”我说：“放在我那里不是一样吗？”以后他又说过多次，我干脆气他：“你是不放心我吧？”他只好说：“好好，我再不问了，可你千万小心呀。”伯伯后来去西南三线工作，我去看望他时，全国批海瑞罢官正闹的昏天黑地，连小学生也知道海瑞就是彭德怀，批的就是他。伯伯没说几句话就提到那些材料：“我没什么怕的了，担心的是你拿去的那些东西。”为了消除他的担心，我痛快的说早已烧了，他长吁一口气：“这就好，这就好。”
其实我带回的这些材料保存的好好的，我谁也没说，连对我爱人也一字未露，不是我不信任他，而是不想多一个人为他担惊受怕。梅奎说这话时，他爱人张春一在一旁插话说：“打倒“四人帮”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材料真冒出一头汗，没想到我这个细小老伴长了一个牯牛大的胆子。“
在发现伯伯忧虑这些材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灾难时，我就越觉得它的宝贵。不久，我就把他带到了老家湘潭乌石乡下。当然，我给我母亲说了，当晚，我们母女将一个腌菜坛子洗净烤干，坛底垫上石灰，把材料包了几层油纸，放好后，再在坛盖四周浇上蜡，深深的埋在厨房地下。这办法是我母亲想出来的。她说，二十多年前，父亲从延安偷偷带回了一大包毛主席的书，为逃避国民党的搜查，就是用这办法保存到抗日战争初期，梅奎的父亲彭金华和叔父彭荣华曾去延安看望过他们的大哥彭德怀。一九四零年旧历九月初，兄弟二人同时遭国民党杀害。
为了能经常了解这些材料的保存情况，我常常检查有无水进虫蛀。我把孩子送了一个到老母亲身边，为的是时常回去，而不叫别人生疑。每次回去，我和母亲都要在夜深人静时时把坛子起出重新包装掩埋过。
有一回，我接到一封家信，愁得我寝食不安，像得了大病似的。爱人见我半夜也掏出信来反复细读，以为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故，便抢过信看，看后他更加不解地说：“信上明明写着一切都很好，孩子没病没疼，妈妈心口痛病也不发了。乡里四邻也对他们没别样看法，有的人反倒多亲热照顾的，你愁的什么呀？”他不知道，我愁是正是信的末尾有一句话，我的一个堂弟最近和他老婆闹毛了，打得冤冤不解，正闹离婚。我前次回去，妈妈曾告诉过我，她把埋材料的事告诉过我的那位堂弟，原因是她怕自己心口疼病让他哪一天一口气上不来。更知北京如今的文化大革命闹得凶。我曾被人揪去批斗，拷问过好几回了，妈妈怕我万一也有个好歹，我母女俩都存活不了，那坛子材料岂不要永远烂在地下了。
为此，她想来想去才决定把这事告知第三个人，自然那位堂弟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同样是写材料人的亲侄，住在一个屋，人也忠厚。听妈妈说的原因，我也认为他考虑周全，多托付一个人保险些。为试探这堂弟的心思我曾问过他，你看是不是把他起出毁了，他断然回答：“你怕了？起出来给我，我另埋，杀我十回头我也认了。”
现在叫我忧心的，不是这堂弟会变卦，而是闹不清他是否对妻子说过这事，我可是见过的，有的两口子一闹崩了，打红了眼，什么事都会不管不顾了。我决定连夜往家里赶。那时，正是烽火遍地的全国性武斗很凶时，石亭离湘潭还有很远一段距离，我停了下来，前面枪炮声不断，看来一时半时不会停息。我等不及了，冒险自个赶路，通过好些个哨卡，受到各种盘查。幸好我有北京的工作证，还有火车票证明我不属于交战任何一方，我的焦灼而疲惫不堪的神态。使盘查者相信我的孩子病得快死了，我急着赶回去，是为了救活孩子。一个造反派甚至同情的对我说：“大姐，你太冒险了。”深夜到家，母亲连连责怪我不要命了，我只记得问东西还在吗？当夜，我和母亲把那个坛子起出埋到屋后山坡上我父亲和叔父的坟旁。
后来，伯伯病危，专案组不得不允许我去医院探视。我得到机会告诉了伯伯东西还在，伯伯睁大眼看了我好久露出很欣慰的神色。
一九七八年，黄克成同志恢复工作后，夏季的一天，我到三零一医院看望黄伯伯，呈交了这一包保存完好的材料。不久，我收到一封珍贵的信，上面写着：
克诚同志并梅奎同志，今天上午，克成同志交给了你要他转给我的彭德怀同志的一批手稿，计五个三十二开笔记本，一个二十二开笔记本，一封给中央的信的手稿，一份注有眉批的庐山会议文件，我当做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这封信是我给你的收条。
胡耀邦，
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上午，
（这批手稿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彭德怀八万言书的文献。一九八二年三月，以这批珍贵的文献为基础整理编辑的《彭德怀自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来源：老愚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