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斌：林枫的最后十三年

（一）出任中央党校校长

林枫，1906年9月30日生，黑龙江人。1927年3月在天津南开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北京大学工学院支部书记、河北省反帝大同盟支委和党团书记、全国反帝大同盟筹委组织部部长、北平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秘书、中共山西工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中共晋西南区委书记、中共晋西区委书记、晋绥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和代理书记、晋绥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1963年1月，出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校党委书记，4月初正式到党校工作。

林枫出任中央党校校长是他的命运转折点。

1962年，中央高层领导之间的分歧、矛盾，出现了复杂、微妙的形势。

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书面报告，并

作了口头报告。他强调要实事求是地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并指出，缺点和成绩的关系，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而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 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毛泽东在会上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会上中央领导人主动承担责任，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在对中央和部丶省领导提出批评意见的同时，也纷纷作自我批评，出现了为全党称道的民主讨论、心情舒畅的气氛。

林彪在会上的讲话又是另一个调门。他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的这番话，为毛泽东所欣赏，成为后来评价一切工作的主导，和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形势一样，在林彪、康生竞相拔高毛泽东思想，称道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了“顶峰”的情况下，“左”的思想和个人迷信进一步发展。形成新一波的造神运动。

林枫在这种形势下出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落入康生的掌控之中，这就注定了他的未来比杨献珍更加悲惨。

林枫是一位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的领导人。他非常重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决心把高级党校办好，培养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能够掌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能够实事求是地、行之有效地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新问题的德才兼备的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为此，他在正式上任之前，先广泛征求意见，认真调查研究，于1963年4月1日向中央提交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办好党校》的报告。然后举家搬到党校，全身心地投入了办好党校的工作。

林枫接手的党校，是一个被康生搅得半死半活的烂摊子，思想混乱，矛盾重重，方向不明确，体制不健全。针对当时存在的错综复杂的问题，林枫采取了以下措施：

1，调整领导班子，健全组织机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两位哲学家、校领导杨献珍和艾思奇，因为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争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积怨很深，长期不和; 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不少干部之间，特别是中层以上干部之间，存在许多矛盾。加強领导，健全机构，成为办好党校的迫切任务。林枫经过仔细遴选，先后调进贾震、李一非、龚逢春任副校长，李一非兼任机关党委书记，牟泽衔任秘书长、机关党委副书记，黄宣文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组织处、行政管理处的领导也作了调整。政治研究室改为政策研究室，负责政策研究和青训班的管理。

2， 组建毛泽东思想硏究小组，并亲任组长。

3， 选调大批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充实教学研究队伍。

4， 恢复研究班（培训省部级干部)、普通班（培训地厅级干部），扩大招生；继续办好理论班（培养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干部）；选拔应届高中毕业生，培养年轻的接班人，增设青年干部培训班。第一期普通班学员达500余人，规模空前。

5，在前进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63年5月22日，林枫在传达中央文件时说：“我们党校，有很多同志急于把过去所有的问题都解决。这个意思我很赞成，是好心。有些同志很着急，这我也体谅，但我们要在前进中解决。第一是不能坐下来不前进，光是解决过去的问题；第二是在一天中解决不了。假如时机不成熟就要解决，不但问题解决不了还要增加问题。所以还是在前进中逐渐解决，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解决。党内思想不一致，这个问题我们要严肃对待，不能轻率。理论问题上的分歧，不要忙着做结论。我看不要忙，对一个问题有两个说法不要紧。党中央讲百家争鸣，百家争鸣至少是许可百家，你两家都不许可，非要一家不可，为什么要那样？思想问题要慢慢來，或者是你说服我，或者是我说服你，不能打棍子。总之，要有计划有步骤，先要顾全大局。” 这番话，对于缓解杨献珍和艾思奇之间的矛盾，对于安抚政治运动中受伤害的同志，对于解决因意见分歧和政治斗争造成的干部之间的不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高级党校出现了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

林枫未曾想到，他的美好愿景，他的一切努力，会统统落空，一场灾难正悄悄地向他走来。

（二）听命于康生的毛研小组组长

中央分管高级党校的康生，对如何办好党校并不关心。他的一门心思全放在如何迎合毛泽东上面，放在搞阶级斗争上面，放在整人利己上面。 他首先直接插手毛泽东思想研究小组（以下简称毛研组）。

毛研组组长为林枫，副组长为艾思奇，主持日常事务的是支部书记江流。工作人员开始有七人，1964年、1965年增加了 6名大学毕业生和一名干事 ，一共有15人。我是最早调到毛研组的工作人员之一。1964年1月6日，我接到通知，到毛泽东思想研究小组工作。

1966年 彭真、罗瑞卿、陸定一、杨尚昆被打倒后，康生借机清算范若愚和江流，把他留在党校的山东老乡、亲信李广文安插到毛研组担任党支部书记，埋下了祸乱毛研组，祸乱党校的种子。

毛研组的任务是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林枫的写作班子。一开始的任务是搜集整理国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论，我参加了这项工作。接下來是为林枫起草文章，准备在《红旗》杂志发表。起草工作由江流领导，参加起草的人员有刘经宇、孙梁、金春明、李樾和我，各人起草一部分，由江流统稿。江流跟我们布置任务的时候，从来不讲领导的意见，而且要求我们对外要严格保密，尤其不能涉及领导，也就是不能涉及林枫和康生。记得江流让我按照领导的意思给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巜前线》杂志写一篇文章，因为我无意间向杂志编辑泄露了文章已经过领导审阅，便被撤了稿，不让发表。所以给林枫写文章是不能多问，不能多说，对外绝对保密的。但是，也能猜到哪些意见是来自康生的。例如，刘经宇起草学习毛主席著作部分，要按照林彪的意思写“天天读”，“活学活用”，还要批判杨献珍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批判党史教研室主任李践为的“猪肉好吃也不能天天吃”的说法; 我写“什么是理论”，要说明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所以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要批判所谓杨献珍认为马列主义才是理论，毛泽东思想只是方针政策，不是理论的说法。这些意思显然来自康生，因为所谓杨献珍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纯属过去批杨献珍的时候康生强加给杨的罪名，给杨献珍甄别平反后，他一直没忘重算这笔账。他直接插手给林枫起草文章这件事，正是要借机贩卖他的私货。稿件送给康生审阅，受到他的肯定，证明了这点。

（三）在康生操纵下清算杨献珍

作为高级党校校长，林枫不能不接受康生的领导，不能不贯彻康生的意见，但是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作为。例如，一上任就宣布中央为杨献珍平反的决定，让杨献珍上讲台讲课，提倡理论问题可以争论，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急于下结论，对不同意见不能打棍子等等。这些当然不合康生的口味。 1964年，正当高级党校办得有声有色，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的时候，康生终于亲自上阵，一手策划了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和政治清算。

林枫有点措手不及 ，他在向毛泽东思思研究小组的部分工作人员传达中央指示的时候说：“彭真同志的意见，‘合二而一’要当作学术问题来批判”。我听了这次传达，对这句话的印象很深，记得很清楚。林枫说话的时候表情很凝重，没有做任何解释和发挥。我们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领会他的意思。我当时理解，彭真和林枫实际上是认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是学术问题，但是又不能改变中央认为是政治问题的决定，所以就只好说是把政治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來批判。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自相矛盾的，是行不通的。在党内的政治生态中，从来是只有把学术问题当政治问题来批判，而没有把政治问题当作学术问题来批判的，更何况是康生的政治预谋。这就决定了在整个批杨过程中，林枫都只能依照康生的意见办，只能尽可能采取一些措施保护杨献珍，例如不搞面对面的批判斗争，不搞面对面的揭发交代，开揭发批判会的时候，把杨献珍安排在单独的休息室，坐在沙发上听，等等。穆欣在2006年9月出版的《林枫传略》中说：“林枫对这个事情心中有数，本不同意在政治上打击杨献珍，但是问题发生在党校，他是一校之长，批斗的事情要由他来主持。这时有位老战友去看他，很自然地谈到这个问题。他把事情的來龙去脉说了一遍，最后带着无可奈何的神精说，‘哲学理论上的问题，应当允许人家讲话，这样才会有进步。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本来是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展开讨论的，何必这样从政治上整人家’。” 杨献珍被贬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兼研究员的时候，新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党组书记关山复求教林枫，提出“中央也未定杨献珍是什么‘分子’，我们如何对待他？这时林枫同志正言厉色地说，没有定什么分子，不是有人说他‘反党’和‘里通外国’吗，这个罪名还轻吗？明㫫看出林枫同志对杨献珍的遭遇是寄于同情的。”（巜林枫传略》第292页）。

林枫内心的同情和无可奈何的内疚，我们只能想象。我们这些跟着他整了杨献珍的普通一兵，内心里同他可能是同样的感受，但是绝对没有他的沉重和深刻。1989年，我怀着反思后的内疚心情和为杨献珍洗白的强烈愿望，写了《一桩哲学“罪案”一一对杨献珍及“合二而一”论的批判》一文（署名：闻炳）。文末写道：“杨献珍是幸运的。他终于在斗争中战胜了邪恶，亲眼看到了林彪、“四人帮”的覆灭，康生的被揭露，亲眼看到了正义的申张，真理的昭苏。一场牵动历史全局的罪案，终于在党纠正了自已的错误以后得以了结。”这段话反映了我当时和林枫一样的心情。 这篇文章发表后，同我的另一篇文章《“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一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署名：裘石）一起，被《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共和国重大事件写真》、《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等书转载。我的内心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四） “文化大革命”中惨遭康生迫害

林枫未曾想到，“文化大革命”一来，整他的竟然是拖着他、逼着他整杨献珍的康生，罪名之一竟然是“包庇杨献珍”，遭遇比杨献珍更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康生借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牵连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范若愚之机， 以范若愚与江流的关系密切为由，把李广文安插在毛研小组，取代了江流的党支部书记职务。李广文后来成为反林枫的头头，夺权掌权的第一把手。

6月5日 ，高级党校出现“炮轰”以林枫为首的校党委会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就是后来成为造反派头头的武葆华。当时有人推断：武毕业于北京大学，他的母亲当过康生秘书张恩慈家的媬姆，武起来造反与康生有关。

6月20日，康生严厉批评林枫在党校“镇压革命群众”，并警告他说：“你要准备，有人提你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的问题，犯了路线错误。”

6月29日，康生到党校看大字报 ，在一张大字报上写道:“批判得好”，支持群众造反，并在校党委会上批评林枫“压制革命群众的热情”。

7月10日，青训班学员智纯在康生的鼓舞下，贴出大字报，给林枫编造了“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杨献珍“假批判真包庇”等“十大罪状”。

康生随即召见李广文和另一位老干部，要他们支持年轻人造反，并于 8月13日，接见李广文、武葆华、智纯，布置他们向林枫斗争。

8月14日，武葆华等贴出大字报巜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煽动全校员工“向林枫黑帮猛攻”。一夜之间，贴出了许多“炮轰”林枫的大字报。康生当即表示：“我欢迎，我支持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态度。”

8月15日，李广文和副校长贾震，赶在林枫召开全校大会之前，分别贴出揭发林枫的大字报。因为有康生的公开支持，不少人贴大字报支持李广文、贾震。上午10时，林枫召开全校大会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造反派在会上狂叫，要林枫立即传达康生对他的批评。会场大乱。康生的代表出现在大会上，代表康生宣布：“我欢迎，我支持同志的革命热情，革命态度”，“你们应当彻底揭发、严肃批判这种压制民主、不准革命的严重错误”。林枫被迫在大会上作检讨，会场气氛十分紧张。

8月18日，康生向毛泽东书面报告党校的运动，报告说：“高级党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六、七两个月，主要是批判杨

献珍、侯维煜、王从吾”。“当时为了集中力量解决杨、侯、王的问题，我有意地把党校领导问题放后解决”。“现在，运动已经揭开了盖子，打开了局面。” 当日，造反派组织“红旗战斗队”正式成立。

在康生操弄下，在“红旗战斗队”带动下，集结在李广文旗下的“红色联络站”和“工人造反团”成立，高级党校一片红色恐怖。

康生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后，策划了最后打倒林枫的夺权行动。 8月19日，迫使林枫召开全校大会作检讨，唆使造反派把校党委领导轰下主席台，给他们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挂上“打倒黑帮XX”的大牌子，拉出礼堂游斗，有人顺手抓起一个脏兮兮的高脚搪瓷痰盂扣在副秘书长黄宣文头上，把他打扮成“小丑”。游行队伍边走边呼口号，对林枫等进行政治攻击和人身侮辱，好一派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描写的斗地主的场面。林枫和以他为首的校委会被打倒，造反派全面夺权。此后，康生一方面加强了对林枫的迫害，一方面加强了对以李广文为首的造反派头头的扶植。当天晚上，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李广文、武葆华、智纯等人，对他们说： “乱了就可以治。戴高帽子没关系，轻得很”。 “林枫的问题并没有彻底揭露，没搞深，没搞透，有许多问题根本没有提到。不光包括党校的问题，还有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的问题”。

8月20日，李广文、武葆华等召开全校大会，传达康生召见他们的谈话，传达康生表示完全支持他们，要求“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挖深挖透”的电话，对林枫进行了残酷的批斗。

李广文、贾震造反夺权后，引起了群众的严重分裂和造反派内部矛盾的加深。相当普遍的群众认为贾震是假革命，李广文是投机分子。与造反派组织对立的群众组织“红色战斗团”和“串联会”成立。“红旗队”分裂出支持李广文的“联合造反战斗队”，后来又分裂为“工人造反团”和“红色联络站”。 李广文贴大字报揭发贾震，同贾震“划清界线”。中央党校出现了群雄纷争的混战局面。

康生为了结束乱局，扶植一个完全由他掌控的以李广文为首的领导班子，于8月28日和30日，在人民大会堂迎客厅召开所谓不同观点代表座谈会，以听取意见为名继续煽风点火，把斗争大方向引到斗争林枫，支持造反派，主要是支持李广文。他说，对李广文提意见，反对李广文是林枫“转移目标，打击李”。“林枫是长期同彭真搞在一起的。他同彭在东北执行王明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彭真的路线，反抗毛泽东思想，他打击左派。” “这样的事情不好无动于衷的，不好转移目标的，转移目标是犯罪的”。“党校是长期抗拒、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又大又深又厚”，“是有一条黑线联系着的”。“揭开林枫的盖子” “仅仅是初步的”。“杨献珍的党校是杨家党，林枫的党校是林家铺子”。“要彻底揭开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攻破党校这个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对李广文的问题，确实存在主攻方向的问题”。“希望大家提高警惕，防止为林枫和他的爪牙所利用。”

8月31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八一五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告诉他们“林枫早在东北时就同彭真结成死党”，党校揭林枫遇到了“彭真这个大盖子”，遇到了“中组部、中监委和其他一些力量的阻止”。林枫比杨献珍“更狡猾、更阴毒、更厉害”。

康生耗时3个半天，每次少则3一4小时，长则8个多小时，或严辞批驳反对李广文的发言，或点名痛斥所谓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进行政治恐吓，或对青训班学员、红卫兵小将实施感情拉拢和政治诱导，或为李广文涂脂抹粉，捞取政治资本，对林枫造谣诬陷、横加罪名 ，终于迫使一部分人认错检讨，许多人保持沉默，实现了转移斗争目标，扶植李广文、武葆华等造反派头头掌权的目的。此后，李广文、武葆华在康生的唆使下，对林枫展开了更加惨无人道的迫害。

9月19日至21日，由造反派头头组成的“联席会议”连续三天召开全校大会，斗争林枫。林枫在会上对康生强加给他的罪名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10月15日，康生派中央专案组人员向李广文、武葆华等人传达指示： “师大、清华、教育部在揭刘少奇，影响很大。” “用不着点名，要放开一点，干出一批，不要太晚，不要跟不上形势”。 “刘少奇问题不表态不行。” 10月16、17日，造反派贴出一批“炮轰刘少奇”的大字报，诬陷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杨献珍、王从吾、林枫的总后台”。

12月10日，康生对李广文、武葆华等人说：“你们把林枫放了那么长时间，也不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撤他的职。你们不向中央写报告请求，我不好办呵！” 康生还告诉他们： “后天在工人体育馆开大会，先斗彭真市委一批，第二批斗陸定一、林枫等人。你们去联系一下，搞点票去参加”。

12月12日，党校开全校大会批斗林枫，并以“大会全体革命同志”的名义给中央写报告，要求撤销林枫的中央党校校长职务。 12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康生的提议，下达关于撤销林枫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校党委书记职务，并宣布对林枫进行专案审查。

12月14日、18日，中国科学院学部和中央高级党校等18个单位的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读两次召开“彻底摧毁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誓师大会”。在康生策划下，林枫两次被押送到大会上批斗。一起被批斗的有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陸定一、张闻天、李维汉、许立群、周扬、蒋南翔、陆平、杨献珍等20多人。林枫被红卫兵反剪双手，强迫他低头、下跪，他昂首挺立拒不低头、不弯腰、不下跪，一次又一次被按倒又拉起，直折磨得汗水如淋，精疲力尽，第二次遭到红卫兵暴打，当㘯昏迷，被送回罗道庄兵营。因伤势过重，浑身上下疼痛难忍，他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一直到下半夜才被送进301医院。经医生诊断，肋骨折断3根，胸部背部挫伤，左肘关节错位，内外踝撕脱骨折，肝脾被震伤。后来谈起这次事件时，林枫说：“我可以站着，可以躺着，就是不能跪着。”

12月23、24日，康生派人抄了翠花湾3号林枫的家，将珍藏书籍、文物、礼品等贵重物品全部拉走，其余物资除日用品外全部封存。

1967年1月9日，康生对林枫专案组说：“林枫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人，在国民党里到处跑”，除了“假党员”外，还有什么问题，要赶紧做出结论。

1月10日，林枫的伤势尚未痊愈，即被送回万寿路罗道庄兵营。在兵营看管期间，康生又叫党校造反派头头把他揪回党校连续批斗了一个多月。

3月，林枫在所写材料中说：“1936年8、9月间，刘少奇交一张四万元的汇票，要我取出并保存。何地汇来已记不清楚，取款银行为天津中国银行。四万元取出后，就存在天津中国银行，分为四折，每折一万。存折由郭明秋保存之。” 专案组向康生报告说，林枫对刘少奇交给他的四万元汇票的来源和用途均说不清。康生就此一口咬定这是“国民党给刘少奇的特务经费”，并立即报告毛泽东和政治局，建议“林枫由卫戌区逮捕送监狱，严加审讯。”

3月30日，林枫被正式逮捕，由北京卫戍区移交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4月18日至26日，专案组人员按照康生的指示，到秦城监狱对林枫进行了连续9天的“突击审讯”。审讯中对林枫逼供、诱供，施以罚站、按头、打骂等人格侮辱和肉体折磨。

林枫在秦城监狱被关押的5年期间，康生不断给专案组交任务，出点子，批评他们“思想右倾”，“进展缓慢”，要他们“政治挂帅”，纠正“敌人承认了才能立案”的“右倾思想”，按照他强加给林枫的莫须有的罪名作出结论，迫使专案组加强“斗争火力”，对林枫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审讯逼供和残酷廹害。

长期的摧残和迫害，使林枫患上了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疾病，且日趋严重，一度被送进公安机关管辖的复兴医院治疗。林枫住在在押犯人病区，四五个犯人挤在一间小屋，屋里空气污浊，地面潮湿，非常不利于结核病的治疗。专案组不但不加照顾，还指派他给重病号倒屎倒尿，并继续对他进行审讯。

在非人的生活环境中，在漫长的非法审讯中，面对种种形式的逼供、诱供，面对罸站、按头、打骂等等人格侮辱和肉体折磨，林枫始终坚持原则，或坦然驳斥，或如实写成材料，或一言不发，以沉默、怒视和蔑视相对抗，经过顽强的斗争，终于战胜了康生的阴谋诡计，保住了自己的清白，保住了自己的人格尊严。

林枫为正义而斗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72年8月，当被隔绝6年的子女第一次探视他的时候，几乎认不出是自己的父亲了。身躯伟岸、目光炯炯的壮汉，变成了骨瘦如柴、腰弯腿曲、步履蹒跚的老人。林枫病情严重，生命垂危。当子女们设法写信给毛泽东、周思来，要求对他进行抢救，经毛泽东批示“放他出来治病”之后，才被送进北京阜外医院治疗。阜外医院正直善良的医生、护士和工人，对林枫进行了精心的治疗和护理，使他的生命又延长了5年，却无法治愈康生、“四人帮”对他造成的致命伤害。1977年9月29日，林枫与世长辞。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医院殡仪馆举行。当我肃立在他遗体前向他默哀致敬的时候，心里一阵痛楚，无限的思念和深沉的思考，一起涌上心头。

197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作出《关于林枫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推翻了康生、“四人帮”强加给林枫的一切诬陷之词，经中共中央批准为林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李广文跟着康生造林枫的反，迫害林枫，也就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康生把他扶上党校领导班子第一把手宝座之后，又让他当上了中央宣传组（王力任组长)办公室负责人。王（力)、关（锋)、戚(本禹）事件发生后，康生为了摘清同王、关、戚的关系，竟当众羞辱李广文，说李广文搞宣传工作是“猪鼻子挿大葱一一装象”，李广文到宣传组工作，做了些什么事，他根本不知道，要李广文回党校去交代检讨。李广文回党校后，一气之下，于1967年10月8日，在党校东灶食堂大门口，贴出题为巜揭发陶铸式的两面派康生》的大字报。此事一出，立即由陈伯达出面，把李广文抓进秦城监狱，然后又在康生操纵下，打出了一个“李（广文）桑（子祯）反革命集团”，许多曾经支持过李广文的干部和工人遭受牵连，被审讯批斗。康生被揭露出来之后，李广文走出牢房，因为一张反康生的大字报和十年的监狱之苦，他在“文革”中追随康生的历史被现实隐去，只剩下“遭受残酷廹害”的历史，得以落实政策，彻底平反，恢复一切待遇，升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享受部长级待遇。我记住的却是引人深思的活生生的党内斗争史，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史，是又一个革命老干部在“文革”中的真实形象。

来源：当代农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