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他的稿件带有泥土气息”

9月1日下午，人民日报老记者颜世贵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

今年4月老伴去世后，老颜明显地消瘦了。老同事在万惠商场门口遇见他拿着一件旧衬衣，说进去找裁缝把破了的领子翻过来。同事开玩笑说，可别像60年代那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了。没想到，就这一句平常话，老颜唰地一下流出了眼泪，并且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大概以前都是老伴给补衣，或者这件衬衣就是老伴给买的。女儿说，85岁的老父亲一周前入院，头脑始终清醒，总说自己该走了，叮嘱道“一艘沉船不要去打捞”。生命的最后五分钟平静地告诉孩子：我要走了，回家了。

颜世贵老师是我江苏老乡，出身于里下河地区一个农民家庭。大字不识的父母发宏愿让儿子读书，他咬牙努力，从泥泞的乡间小路走进了省城南京，1966年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66届大学生在那个年代有幸接受了比较完整的大学教育，但大学分配因为“文革”冲击拖到第二年。1967年人民日报在全国选招大学生，在江苏就看中了他一个。来到北京后，先在总编室值夜班。1974年人民日报重建记者部，他是第一批入选。改革开放时期，先后担任驻江苏记者站和驻北京记者站的首席记者，还曾在海南记者站短暂工作。从1975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到八九十年代的全国两会、香港澳门回归采访，老颜亲历了几十年间风风雨雨，用报道记录国家变迁。

颜世贵在采访本上记下《晋察冀日报》出身的老记者田流一段话：记者敢于坚持真理，平等地、不卑不亢地待人。记者有个好处，你好我可以写，不好我也可以写。记者工作需要独立的艰苦的劳动作风，真正深入，不要满天飞，不要东张西望。颜世贵晚年在人民网访谈中说：我是踩着前辈记者的脚印走过来的，他们敢于讲话、讲真话的记者品质影响了我一生。新华社老总编南振中比颜世贵小1岁，20世纪80年代都从事农村报道，称赞他采写的稿件“带有泥土气息”，是新闻界“真诚的战士”。

1979年岁末，人民日报接到湖南临武县童子村几十名群众联名来信，上边密密麻麻按上手印，恳求“派记者来我们村子看看”。报社领导派颜世贵和欧庆林两个年轻人过去探个究竟。俩记者买的坐票，从北京到郴州坐了一天一夜。再从郴州车行两三百里路，到了临武县。县长陪同下到公社，了解到山坳里的童子村一百多户人家，人均收入只有35块钱。记者连夜走了十几里山路进了村。这里没有电灯，一片漆黑。记者带着手电筒，一家家敲门。多数人家晚饭是喝米粥、吃红薯，还有荞麦团子。没有菜，只有辣椒、咸地瓜叶子或辣椒叶子。孩子们穿着补丁连补丁的衣服，有的蹲在灶火门前避寒取暖。颜世贵难过地流下了眼泪。贫困的原因主要是缺水。解放至今，童子村群众吃的仍然是下雨时山塘里积蓄的死水，而山塘里的水一干，大家就要到离村五六华里远的地方挑水吃。晚稻田里的裂缝有半尺多宽，旱田里的土板结得硬如石头，粮食严重减产。这么严重的情况，估计县长也是第一次看到，立刻打电话安排县里有关部门过来研究解决办法。

1980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盼水早日流到村——关于缺水的穷队童子村的调查》。听乡亲们反映，附近有一条天义河，水清量足，但被香花岭锡矿污染了。两位记者又去锡矿调查，发现矿里天天排放尾砂废渣废水，连庄稼都不能长。记者同时写了一篇内参，李先念批示。地方这下子坐不住了。县委先帮助村里添置了一台抽水机。郴州地委派出工作组，经实地勘测，决定开发离村三里远的吊井水地下暗河，铺设水管，将水直接送到童子村。锡矿的工人也积极参与水利工程建设。

10月1日，清泉流到了童子村。村民寄了一面锦旗给人民日报，上写八个字：“时代楷模、人民喉舌。”26年后，颜世贵重返童子村，那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装上自来水。村民放鞭炮迎接，门庭贴着对联，把两位记者的名字嵌在里面。

老颜作为记者，常为新闻采访履及的外乡人鼓与呼，同时作为苏北人，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为了让乡亲们喝上清洁水，1997年自己出资3万元，又四处奔波通过当地政府协调，加上村民集资，打了口200米的深井。老颜喜不自禁，成诗一首：“生在水乡找水吃，说来可悲又可咒。何时不再遭污染，清溪绕舍人增寿。书记牵头打井忙，资金匮乏日夜愁。四处化缘费周折，乡亲吃水记心头！”在他的努力下，村里修了一条乡村公路。村里人命名为“记者路”。

颜世贵跟随过两代国家领导人采访，采访过费孝通、南怀瑾这样的大学问家，也采访过铁路建筑工人、农民。记者眼里无高下，尊重采访对象，以平等视角记录真实，同时“见人高半级”，对采访对象保持审视的眼光。他挥洒自如最为闪亮的作品，可能是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的通讯，介绍北京一位钢筋工出身的“平民市长”，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直言敢为。这位常务副市长曾接到市民来信，投诉安慧里二区十八号楼出现顶棚、墙面开裂，墙皮脱落，门窗关不严等毛病，竣工一年零八个月还住不进去人。他带着城建系统几乎所有的局长、总经理，开了个现场会。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自罚一个月工资。在现场会上，宣布扣发市建委主任、市工程监督总站站长一个月工资，工程项目具体负责人撤职查办。

副市长主动揭短自罚的消息见报后，收到不少市民汇款，超过了工资数目的十几倍。有个小学生寄来一元二角，说是奶奶给我买油条的钱，送给爷爷。

颜世贵在《中华儿女》海外版上，进一步披露了一个未入正史的细节：这位副市长批评北京三天两头拉老百姓的电，曾放言“要给中南海停电才能解决电源不足”，并在中南海实际停电后推动了北京电站建设。

“平民市长”的做法是官场异数，而颜世贵的讲述也是直笔无忌，令人忍俊不禁。这篇通讯收录在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往日时光》一书，时任社长邵华泽题签。虽然今天看来，“平民市长”的接地气、敢担当，短期能迅速见效，但与现代治理精细化、规范化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在同事张何平印象中，老颜为人朴实无华，与几乎所有同事关系都很好。对年轻同行从不轻视低看，而多倾心交谈，对来本报学习的通讯员也热情服务。

老颜当了一辈子记者，深切体会到，记者的办公室在路上，不是在大楼里。跟编辑部要题目的记者，不是好记者。新闻是跑出来的，大楼里没有新闻。新闻在路上，要去发现，去捕捉。这是老颜对记者职业主体性的坚持。新闻的第一现场不是机关会议室，而是农村、工厂、街巷、灾区，是普通人的生活。

老颜的新闻生涯丰富多彩，也不无遗憾：“除了满足有限的版面的需求，许多应写的报道未能写。如今，一大堆采访本堆在那里，几乎成了废纸。”他转念一想，似宽慰自己也是与老同事共勉：“我尽力了，中国记者也只能这样。”

然而，老颜在人生的黄昏做出了顽强的努力。女儿说起，母亲走后，父亲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催促要抓紧，快来不及了。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他每天坐在餐桌前用手机（不是电脑！）敲出了十多万字。在女儿的帮助下，最终在7月底将自己的最后一本书《补遗》付梓。颜世贵的“晚年三部曲”《碎片》、《反刍》、《补遗》，披露了许多未能见报的职业见闻，客观还原当年的新闻现场，背后是一位党报记者的家国情怀和历史忧虑，充分显示了他一生的心路历裎，尤为珍贵。本报一些老同志晚年整理过往，自费出版，这些带着呼吸和热血的记忆，比他们业已见报的文字更加精彩！

自此，老颜的一切心愿已经完成，一箱子的采访笔记已经交给社史整理的工作人员。

在本报老同志微信群里，有人感叹：通达爽朗，没听说有什么大病，走路总雄赳赳，说话总大嗓门的颜世贵，真的走了？在大家心目中，老颜始终是一位令人尊敬、给人温暖的老大哥。我从2000年离开报社，加盟“希望工程”做动画片。颜老师每次见到我仍热情握手，诚恳地说：我们从来没有觉得你已经脱离人民日报，你始终是我们这个大院的一员！

这是80年代记者魂牵梦绕的大院。在这里，不问门第，淡化官阶，但凭能力，只问努力，平等共事，才华出圈。有心照不宣的职业共识，又保留各自鲜明的性情。这是一种以担当和真话为底色的集体人格，眼睛向下，把民生而不是“官声”作为新闻第一现场。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是记者应该去的地方；谁有困难，谁就值得被看见；用报道和评论推动问题解决，践行“人民喉舌”的使命。当各路风雨袭来，大院内不少人都呛过水，遭遇过困厄。颜世贵是相对平稳的一位，但也绝不是与时俯仰。本报上世纪80年代副总编辑李仁臣评价老颜是一个“有定力的记者”，忠于事实，还原本色。老颜不是靠锋芒夺人眼目的记者，而是靠人格站住的人。一路走来，他人设完整，展示了一个质朴求真、正直倔强而温厚的党报记者形象。

同事张祝基回忆，“文革”期间，专案组派他去外调本报一位领导。他出差两个月，回来跟专案组说，他没有什么问题。专案组叫他把情况写一下，他说没什么可写的，硬是一字不留。有朋友不检点犯了事，找老颜帮助沟通说明情况。老颜最后帮了忙，但建议有关部门对其重罚。事后这个朋友要请客，老颜一口拒绝了，跟家人说这顿饭带有骚味，不能吃！

颜世贵说过，无论是在北京市王府井大街117号，还是后来搬迁到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之于我，就是个温馨的港湾。报社大院的同代人讲党性、敢讲话、讲真话。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与氛围中成长的，也是在这里渐渐变老的……

夕阳流水何归处，穿越往事已白头。

来源：党报旧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