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斌：杨献珍的悲惨遭遇

（一）1959年庐山会议后挨内部批判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党内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引发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生在中央党校的内部斗争，可以说是全党内斗，特别是高层内斗的缩影。杨献珍的悲惨遭遇就是这段内斗的历史见证。

1960年12月我到高级党校工作的时候，校长杨献珍在庐山会议后挨批的事还在流传。

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杨献珍提出理

论工作也要“大跃进”，高级党校也要为工业产量赶超英国做贡献，也要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做贡献。他亲自带领职工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在高级党校院内办起炼钢厂、炼油厂、水泥厂，种起小麦试验田、水稻试验田。后来毛泽东出来总结经验，纠正“五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的官僚主义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他同样跟得很紧，对“五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人民公社化理论准备不足，思想混乱，反对条件论；大跃进升虚火、发高烧，现实主义只有10％或1％，唯心主义有90％或99％，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上來。他说话就是这么深刻、精萃、直率，甚至有点不大顺耳，有人说他尖刻。他说的时候，一准儿没想到会不合上意，还觉得是和伟大领袖保持高度一致呢。要不，他怎么会不但讲了，还要出书。谁知庐山会议风云突变，由批评“五风”转而批判彭德怀; 由帮助毛泽东纠正错误，转而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歌颂毛泽东；由民主讨论转而互相检举揭发，暗中告密，会上声讨；由又有民主讨论，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变得有人“乱云飞渡仍从容”，有人心惊肉跳。杨献珍没有想到，他没有上山也难逃一劫，从此跌入政治灾难深渊。

杨献珍是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递补为第八届中央委员的，没有参加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总结经验，听取意见，转而批判彭德怀，杨献珍全然不知，还以激烈言词批“五风”，批唯心主义，讲完话还要印出来散发。8月2日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他被急召上山参加会议。上山后，见情况不妙，大势不好，发现自己讲的好多话和彭德怀的言论几乎一模一样，有的话比彭德怀的意见讲得更露骨，直吓得心惊肉跳，赶紧给党校党委副书记伍辉文打电话，要出版社立即停印他在全国文联学习会上的讲话《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杨献珍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讲话已落入康生之手，任何补救措施都无济于事了。康生把杨献珍的讲话报告了毛泽东，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康生说：“主席讲了两次，特别是对杨所说的百分之一的现实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的浪漫主义很注意。” 杨献珍的政治命运就这么注定了。

康生秉承圣意，亲自领导了对杨献珍的批判。1959年12月9日，在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党校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康生给杨献珍定了两条罪名：1，“不赞成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轻视主席著作”；2，“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进行了攻击”。据此，高级党校党委从1959年12月23日起到1960年6月16日止，对杨献珍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批判，给杨献珍作了“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

1959年底，中共中央任命艾思奇、范若愚为中共中央高

级党校副校长，由艾思奇主持工作。1961年2月，王从吾被任命为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杨献珍被降为副校长。

王从吾主政高级党校之后，安排杨献珍到陕西、新疆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调查。杨回校后向学工人员作了题为《怎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报告，受到广泛欢迎，也加深了大家对他的同情。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发扬民主，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支持大家“出气”：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会议期间，杨献珍碰见毛泽东，毛对他说：“听说1959年你在中央党校也受了批判，我看现在可以翻身了。”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王从吾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向党员干部传达会议内容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举办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轮训班，采取班内班外结合的形式，发动教职员工 总结党校工作，分清是非，进行整改，并着手为杨献诊甄别平反，还请邓子恢到党校作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

参加轮训班的党员干部和在校学员在学习讨论中，充分肯定杨献珍的工作成绩和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强

烈要求为他甄别平反，高度赞扬邓子恢的讲话，赞成邓子恢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应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的主张。王从吾集中大家的意见，以校党委的名义向中央送交了工作报告。

正当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政治气候又起突变。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团结问题的讲话，说党内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表现为“三风”：把当时的形势大好说成是形势困难的“黑暗风”； 以邓子恢为代表主张包产到户的“单干风”；要求为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的“翻案风”。杨献珍和一批党员干部又倒霉了。

康生看准时机，再次出手。他给王从吾写信，说他对党校党委向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报告“很不满意”， “最使人惊讶的是对邓子恢同志在党校作了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一事，只字不提。” 他以中央分管党校工作的领导人身份威胁王从吾说，他不赞成校党委为杨献珍平反所作的甄别结论，已经在北戴河会议和十中全会上表明态度，还一定要向党校全体干部甚至全体党员表明态度。党校政治气候骤变，又掀起批“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的风浪。王从吾被迫离开党校，离校前以校长名义向中央报告，提出杨献珍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应该给他平反。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批示同意为杨献珍平反，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彭真的批示上划了圈，为杨献珍甄别平反一案正式了结。

 

（二）批判“合二而一”论运动中遭政治清算

1963年1月，林枫接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林枫上任后，向全体学工人员宣布了中央为杨献珍平反的批示，正式为杨献珍公开平反。杨献珍继续给学员讲课。

1963年2月至1964年4月， 杨献珍为了宣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为了说明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达并不比古代希腊的思想家逊色，为了帮助学员“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在课堂上讲授唯物辩证法，阐明对立统一规律时，讲解了老子的“合有无谓之元”的观点，宋朝人张载的“不有两则无一”的观点，明朝人方以智的“合二而一”观点。他的讲课在学工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1964年5月，哲学教研室教学人员艾恒武、林青山合写了一篇学习体会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文章《“一分为二” 与 “合二而一”》，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谁都不会想到，这篇文章竟闯下大祸，给杨献珍带来灭顶之灾。

制造灾难的又是以陷人于罪而臭名昭著的康生。

毛泽东在1963年重申“一分为二”这个命题，强调分，强调对立面的斗争，强调矛盾、斗争的不可调和性，强调阶级斗争，强调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強调在国内要“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反对主张“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抛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历史使命”的“现代修正主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造成了一种不能提“合”，不能提“和”，不能提“统一”、“同一”，不能提“妥协”、“让步”，不能提“合作”、“共处”的“左”的思想政治倾向。康生看准了这一点，看准了拿“合二而一”论开刀，拿杨献珍上贡，定会获得好处，于是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地挑起一场影响历史走向的内斗。

第一步，取得上方宝剑，把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学术讨论引入对杨献珍的政治批判 。

20世纪60年代初，康生直接领导一个“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专门炮制反修文章。小组的主要成员有关锋、林聿时、吴传启、林杰、张恩慈等。康生见到艾恒武、林青山文章清样后，当即布置张恩慈写了《“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经他亲自审阅后，于1964年6月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项晴。当天，康生通过江青，把艾、林的文章和项晴的文章送给毛泽东。6月8日，毛泽东将文章退回。毛泽东说：“ ‘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

7月10日，毛泽东对康生、艾思奇等人说：“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的前一段（即论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一段）是我写的。这些话触及到了有些人的痛处，杨献珍就是一个。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

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作出了批判杨献珍的决定。

康生拿着上方宝劍，开始了对杨献珍的讨伐。

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康生的安排写成的署名文章巜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商榷》，公开点了杨献珍的名，并摘录了杨献珍在高级党校新疆班的讲课内容，予以批判。

同一天，高级党校宣布延期放假，布置全校学工人员进一步讨论“合二而一”问题。校委布置：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要当作学术问题來批判。也就是说，“合二而一”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谓讨论只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

8月31日，巜红旗》杂志第16期发表由康生、陈伯达亲自组织炮制的“本刊评论员”文章：《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一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以报道为名，为“合二而一”论定性，给杨献珍定罪。文章认定： “这场论战是由杨献珍同志挑起来的”； 杨献珍 “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來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 “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唯物辩证法”，“起着为反动阶级服务的作用”，“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此，全国舆论工具和教学、研究単位，对“合二而一”论，对杨献珍及其论点支持者展开了政治围攻。

第二步，把对“合二而一”，对杨献珍的政治批判，引入对杨献珍的政治清算。

康生以分管高级党校的中央领导人身份，強令党校延期放假，发动全校学工人员批判杨献珍，揭发所谓杨献珍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这场闹剧，从1964年7月开始，到1965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撤销杨献珍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结束，整整上演了一年多。党校校委的报告，给杨献珍列了10条罪状，说“他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 “是一个反党反中央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十足的伪君子、两面派、野心家。” 加给杨献珍的十条罪状是：

1，反对毛泽东思想。用“‘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的所谓‘十六字方针來明目张胆地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针，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2，制造反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综合经济基础论”， “反对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命题，是“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提出“合二而一”论，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发动了总进攻。”

3，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4，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力主请邓子恢同志来党校作鼓吹单干的报告。

5，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

6，同彭德怀一道反党。

7，站在赫鲁晓夫一边。

8，包庇安插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

9，把高级党校变成独立王国，进行宗派活动。

10，企图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且伸手到许多方面去。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株连中央高级党校154人。副校长侯维煜被诬为“杨侯反党集团”的头目之一，不少人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的罪名，有的人受到了党纪和行政处分。全国各地，凡是投稿赞成杨献珍“合二而一”

观点的都受到批判斗争。

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已于1963年调到陕西省委党校工作，本來与“合二而一”论无关，也被视为杨献珍一伙，叫回高级党校批斗。

1964年12月19日，在批判杨献珍的全校学工人员大会上，陈伯达作报告。他从党校大门说起，说他自己是个“小小老百姓”，心里想的是老百姓，看见党校大门传达室的大屋顶和琉璃瓦，心里就难过，太脱离群众了（大意）。接下来就开始了对杨献珍的批判，说他早就看清了杨献珍等人，他们是“变色龙，变色的小爬虫”。说着说着，突然大声喊道：“孙定国来了吗？站起来！”

我坐在孙定国后面，中间只隔两排，看不见孙定国的面部表情，只见他迟疑了一会儿，才低着头慢慢站起来。

陈伯达为了同孙定国划清政治界线，摘清个人关系，开始了对孙定国的人身侮辱： “ 孙定国是个‘大坏蛋’、‘大流氓’、‘大骗子’。这个人，死不要脸。他把我练毛笔字丢在纸篓里的废纸检起来，挂在他客厅里，招摇撞骗。”

孙定国，山东乳山人，早年在家乡任教，1934年加入山西抗日武装阎锡山的新军，历任副官、旅长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脱离了阎锡山，相继担任太岳军区副司令、鄂豫陕后方副司令员，1948年到马列学院学习。他是马列学院的高材生，同院长陈伯达、教育长楊献珍的关系不错，当时还不得势的康生，还以同乡关系拉拢过他。他们写字相赠的事党校很多人都知道，我在孙定国家里开会就见过陈伯达、康生写的条幅。可以想象，一个曾经在战场上横刀立马的将军，一个与杨献珍、艾思奇、胡绳等齐名的理论家、哲学家，在上千人的大庭广众面前，受到身为毛主席政治秘书的陈伯达如此凌辱会是何种心情！他选择了一言不发，无语抗争，当晚投湖自尽。冰冷的湖水没有洗去泼在他身上的脏水，又给他添加了一项罪名一一畏罪自杀。

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论，是继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在理论界展开的又一次政治运动。庐山会议，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号角声中，为左倾政治路线扫清了道路，开启了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新进程。对杨献珍的批判，在反修防修的战鼓催阵下，为左倾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提供了哲学论据。经过这两次战役，斗争哲学成为主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呼之欲出，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趋近顶点，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无限膨胀，“七千人大会”的民主气氛一扫而光，刘少奇、彭真等为代表的另一种力量被压制下去，以康生为首的一帮“反修”队伍逐渐得势。批杨运动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人力资源和群众基础，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

（三) “文化大革命”中被“横扫”

批杨运动结束不到一年就上演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反修战士”悉数登场，毛泽东派出自己的私家军组成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一切，指挥一切，由自己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担任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自己的妻子江青任第一副组长，自己的高参康生为小组顾问。

在康生一手操纵下，杨献珍又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牛鬼蛇神”揪出来“横扫”。揭发、批判杨献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旧帐新算，调门越提越高，罪名越加越重。居所被抄，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90多岁的继母被赶出家门，连吓带气一病去世。1967年5月，被高级党校造反派揪回党校，关在小楼里肆意审讯、批斗，长达4个多月。9月23日夜晚，被押送到北京军区军法处的看守所“实行监护”，在狭小阴暗的狱室里，苦苦熬过了8年。1975年出狱后又被流放到陕西潼关，在医院里的严密监视下“安家落户”，一直到1978年12月才回到北京。1980年8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全国转发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的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关于杨献珍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杨献珍彻底平反。

批杨运动中被牵连的人跟着被批斗、劳改、流放、坐牢。患严重心脏病离不开氧气瓶的侯维煜，在医院里被捕入狱。

批杨运动中被开除党籍，劳动改造的黎明，含冤而死。他们的冤案，也随着杨献珍的平反而全部昭雪。

来源：《九十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