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情怀如战士,心性似孩童:王若水百年纪念
虽然有的人、有的时候在高压下不得不保持沉默,内心备受煎熬;但在另一些特殊的际遇下,他们总要喷薄而出,位卑言重,表现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胆识
2026年10月31日,王若水先生百年冥寿。人民日报老同志相约茶叙,缅怀这位令人景仰的老领导。
谈起王先生,老记者脱口而出,王若水起草的评论员文章,第一句就是“我们赢了!"1981年11月16日晚,中国姑娘们在日本大阪力挽狂澜,
以3:2打满五局,第五局以17:15的比分战胜日本队,首次夺得三大球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在各地大学生冲出校园上街狂欢的时候,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慨然写出本报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现在读来还能感受到当时全国上下的喜气洋洋:
爱国热情正在高涨,形势十分喜人。中华健儿有信心、有志气在世界体坛上称雄,中华民族一定能振兴!
与此同时,评论冷静地提醒:欢庆胜利时不要感情冲动,做出损坏公物、堵塞交通、对外宾无礼的事,“这和爱国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评论最后一句话是:“同胞们,加油!”
这是人心思变、人心向上、自信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
王若水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同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底调进人民日报社,在党报大院度过了他风雨荣辱的一生。
他带着满腔热忱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和报纸理论宣传,奉命向胡适的“反动哲学”开了第一炮,也就“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与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支持的一派进行了长期的论争。1963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哲学文章《桌子的哲学》,以桌子和桌子的观念为例,说明认识存在和观念/物质和精神不仅有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关系,还有互相统一互相转化的关系,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和周恩来的推荐。
1957年高层接见人民日报领导班子时,点名王若水参加。按说这是王若水的高光时刻,但恰恰在这一刻展示了他至纯至净的人格。因为这一年宣传“双百方针”的社论是王若水起草,高层说你写了好文章;同时批评邓拓“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王若水后来对80年代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余焕椿说起,这次接见如坐针毡,他知道报社有个宣传“双百方针"计划,压在乔木那里,邓拓是被冤枉的。
1965年11月,人民日报老记者安岗领衔、王若水参与,采访报道河北固安县、霸县的“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组连载报道带有那个意识形态至上年代的印迹。例如有一个小标题《苗跟思想走》:苗全苗壮不单单是要水,要肥料,要按时播种,而且还得要革命的思想、革命的作风、革命的措施。想要苗壮,必须思想上先壮。今天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但在传统的叙事框架内,也蕴藏着老一代共产党人的朴素作风。如另一个小标题《首先是普通劳动者》:在县委机关,人们对县委书记和县长、局长等人一律叫同志,叫老李、老于,废除了“李书记"“于县长”等称呼。其实这与人民日报大院风气相通。报社彼此不称官衔,哪怕是刚入职的年轻人也直呼社领导“老胡、老秦或大余、大保”。
林彪9.13仓皇出走的那个月黑风高夜,成为一代人思想觉醒的拐点,在内心深处开始质疑“文化大革命”。周恩来趁势提出“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王若水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政局面临一个转折点”。1972年10月14日,趁着张春桥、姚文元不在北京,他在人民日报推出一块反无政府主义的专版。三篇文章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八股”的:一篇叫《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根据国务院业务组指示精神写成,第二篇叫《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还有一篇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书评。在老式的政治术语背后,是党报第一次公开为“文革”纠偏的尝试,后来被誉为“反左第一声”。
专版一出,各方瞩目。法新社电讯称,文章是为老干部讲话、批评“红卫兵”的。张春桥、姚文元不愿与周恩来发生正面冲突,通过大本营上海,由《文汇报》出面发内参说,上海工人座谈,批评《人民日报》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王若水冒着风险直接给高层写信,阐述自己的想法:
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一封信引发风波,“四人帮”猖狂反扑,王若水和胡绩伟被视为报社内“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受到批判。老记者张何平记得,批判会开起来没完没了,王若水满头大汗,急着去接孩子放学。多年后老同志回忆起来,对当年对他的错误批判仍愤愤不平。但王若水始终拒绝检讨。后他被送往干校和农村,继续劳动和反省,直到1976年秋天。
1977年,王若水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站在了“文革”后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潮头。在理论务虚会上,他一马当先,作了振聋发聩的长篇发言,题目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
在改革开放初期,他数年分管理论部和文艺部,忠实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提出了很多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观念。例如,1980年7月26日他主持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果断结束了极左路线时期“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过时提法。1982年4月28日王若水的个人署名文章《文艺·政治·人民》,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文艺为政治服务,那么政治又为什么服务呢?
多年来,我们只听说"文艺为政治服务"“教育为政治服务"“哲学为政治服务"“科学为政治服务"“体育为政治服务"等等,可几乎从来没听说过政治是为什么服务。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政治本身是不是目的?
王若水巧妙地使用经典作家关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理论框架,顺势提出:无产阶级的政治应该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归根结底是为人民服务。除了教育人民,人民还有审美的需要,娱乐的需要,休息的需要。王若水由此得出的结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上已经走出了很远:
与其提一切服从政治,不如提一切服从人民的利益,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目的,人民是主人。
1963年批判“苏修”(修正主义)时,王若水参加了周扬领衔的批判“人道主义"小组,有机会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产生浓厚兴趣。80年代初,秦川总编辑曾安排他访问西班牙、意大利。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曾说起,他们在斯大林模式之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并对现代社会“异化”现象抱有警惕;可惜西共是在野党,没有条件从执政党的角度研究现实问题,找到现实解决方案,因此寄希望于改革开放的中共。西欧同志的提醒对王若水应该有触动。1983年初,王若水参与起草周扬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会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在“文革”后首倡“人道主义”,用“异化”理论解释“文革”灾难。在给人民日报新闻进修班和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生讲课时,他对“异化”做了一番形象的解释:
“母亲生下并养育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却变成了逆子,反过来虐待母亲。”
王若水认为“异化”现象表现为意识形态方面的个人迷信;政治方面如公仆变成了主人;经济方面如盲目建设、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造成环境污染。
在人道主义研究引起争议后,王若水以罕见的不妥协,顽强地《为人道主义辩护》,坚持《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最后无官一身轻,心态依然从容。
本报一些老记者告诉王若水的女儿钟小丹,你的父亲真实真诚,在新中国几十年的坎坷中,有反省,有觉醒,敢于用他的经典理论素养解剖现实问题,这点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学人,在党报平台上发挥了巨大影响。他大学毕业时英文水平就很高,1950年5月以苏联版英文对照,对张仲实译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提出商榷意见。晚年重新学习德文,75岁去世前已经达到用德文参阅马克思原文的程度。茶叙时,老记者张宝林赋诗一首,敬佩王若水“情怀如战士,心性似孩童”。虽然有人、有的时候在高压下不得不保持沉默,内心备受煎熬;但在另一些特殊的际遇下,他们总要喷薄而出,位卑言重,表现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胆识。
王若水在75岁生日那天,最得意的事情,竟是自己晚年的一篇科学哲学小品,比较圆满地解答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得到麻省理工学院生命和基因科学权威的首肯。而王若水1946年出道时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也是同样的题目!
鸡和蛋的思辩贯穿了一生,哲人就是这样的鹤发童心。
有老记者不禁想到,当下AI带来“千年未有之变局",很多劳动交给了机器,马斯克也在构想未来的理想社会,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文明底层逻辑在改变,人类向何处去。如果王若水在世,会给我们新的启迪。
1978年,中国新闻代表团访美,从太平洋岸的洛杉矶到大西洋岸的纽约,从东北边境的底特律到美国中心的圣路易斯,三星期行程万余里。回国后,王若水在人民日报连载三篇《美国一瞥》,展示了那代人打开国门后对西方浮光掠影的观察和中国立场的深邃思考。
“飞机降低了高度。从机窗下望,地面出现了一座漂亮的城市。大片大片的房屋,被网络般的街道所分开。其中有若干座摩天大楼,像火柴匣一样地矗起。小汽车如同儿童玩具一般,在高速公路上缓缓行驶。这座城市大得可以,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以外,即使从飞机上看下去,也看不到尽头。
这是洛杉矶,这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美国。”
王若水研究了美国日常生活的自动化场景,如高级旅馆的无人电梯,街上的自动售货机和自动售报机,地铁的自动售票站和验票机器,剧场里的机器人,“狄斯耐乐园”(迪士尼)的“全景电影”,这些在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习以为常的事物,当年却像西洋镜一样令人称奇。在麦克唐纳一道格拉斯飞机工厂,所谓“蓝领工人”只有2.5万人,而工程师倒占了1万人左右。王若水注意到,美国人以讲究效率闻名,玩归玩,工作归工作,参观途中没遇到一个闲人,也没有闲聊天的现象。美国青年中有花花公子和浪荡女郎,也有很多人刻苦地学习、勤奋地工作。美国人喜欢说他们的社会是“消费社会”,但如果没有一大批工人和科学家的辛勤劳动,无法想象美国怎么能够把人送上月球。
王若水下定决心:“我们要学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同时抵制他们的一切腐朽东西。”这是那一代党内有识之士对国家前途的憧憬和热血激荡。
70年代末,有人提出修改国歌,对田汉原词多有改动。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王若水与关山复、冯至、夏鼐、侯宝林等全国人大代表联合提案,提出:
原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名作家和音乐家田汉、聂耳的传世之作,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可灭亡的英雄豪迈情操,是一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曲,经首届政协通过为国歌,体现居安思危的精神,深入中国人心。
修改国歌歌词,是在极左思潮流毒尚浓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当时所谓的“理由”有二:一曰原歌词作者“有问题”;二曰中国社会主义形势大好,不能再提“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今天看来,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的田汉原词。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宣布本次大会的这一决议后,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当年经常用毛主席在党的八大预备会上的讲话激励全党全国人民: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民族危亡时刻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了80年代风起云涌、厉行改革、狂飙突进的BGM(Background Music,背景音乐)。

来源:财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