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南:父亲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

发布时间:2026-11-11 14:50 作者:吴晓南 浏览:1,119次

想起父亲,总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儿子,其实没有办法归纳他的人生。根底上说,这是父亲一贯的想法,他说,“后辈写前人总有夸大, 就算是真实,看的人总是疑心。别人要写,是别人的事。后人写,倒还不如不写。”

他的说法当然是对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回忆文章,不管是亲人写,战友写,朋友写,还是下属的回忆,下笔的总是丰功伟绩,过五关斩六将。到底是不是有丰功伟绩?是的话,参与的是否仅仅是这个丰功伟绩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这一部分是怎样构成的?是以什么模式嵌合进历史事件?更不用说过程中的冲突,脑海里的思考,决定的形成,诸如此类,所有这些都不曾进入我们看过的回忆。另一个角度,当带头大哥带错了路,这支队伍里的人又会怎样?这一方面 的回忆更如明月当空,清光照人,一夕如环,夕夕如玦。

二〇〇四年夏,我回广州。母亲好些年来都怂恿我和父亲多谈谈, 把他的历史留下来。我屡次提起,父亲总是说,有什么好写的?现在太多人写,有人还出文集,我看过的,没一本有意思,不过是浪费纸张罢了。

后来,父亲病了一场,住在医院,孩子们轮流守护。病房的柜子里有一张支架折床,晚上,轮到守夜的便把折床从柜子里拿出来, 在父亲病床的下方张开铺好,然后熄灯,分别睡下。一天晚上,他睡下有十来分钟了,躺在床上,突然却发声道,“这回出院,差不多就到我的生日了,我把我的一些事说给你听,你记下来。”

我还没睡着,欠起了半身,见他平躺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便重躺下,应了声,“好。”

父亲出院了,到了他生日的前一天,我一提他就答应了,还约好第二天。他说他会专门留下时间来谈。后来就有了《塞北江南》那份记录。

父亲有“后人写,倒还不如不写”的说法,父亲既然这样劝告了,道理上我可以不写。但不写,又颇可惜。因为父亲的回忆是从亲历者的角度出发的,焦距近,事件具体。而后人叙述,既可大光圈虚化背景,也可以长焦透视,尽显纵深,距离拉开之后,自有其叙述优胜之处。再说了,父亲那一辈人有很多事情他们不愿说,而我却愿意挖地三尺,而我确实也挖出了一些东西。考虑再三,还是写,但我自当以实事求是,一字一句,不夸大,不违真的原则自律。

对于我来说,写我的父亲更重要的其实是如何表述父亲那一代人所处的时代。∗表述自身历史的标准讲法几十年一变,代代新颖,而我更愿意将我父亲置于坚实的土地上。凡是历史其实都是当代人从自己视角出发的眺望。我来写,我当保证的是父亲怎么说,我自己怎么看,一是一,二是二,不将两者混淆。这是我动手写这篇纪念我父亲文字时给自己定下的原则,写之前先在这儿说明一下。

1. 父亲的想法与禁忌

《塞北江南》记录的是我父亲从出生到三十岁时段所发生的事情。 父亲说:“我到海南时间是五二年八月。我二二年八月生,到五二年八月整三十岁。我打算按时间顺序的写法到此为止。原因是在讲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再这样讲下去,就成流水账了。要回顾,就得有所总结,再说,很多事情其实并不是按时间顺序发生的,因此,三十岁以后的事不再按时间,而是想到一个题目就写一篇,或就事件或就人物,总之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独立成篇。”

父亲又说,“我想进行的工程是想把我一生的经历记录一下。我这个人,虽说官也做到了省委书记,但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我做的事也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做的事,除了创办深圳,算是由我起的头,其它事都是大队伍作业。我处的位置,并非历史漩涡中心,回忆出来,传统意义上记录历史或历史伟人的作用有是有些,但仅仅是侧面。”

父亲的想法相当明确,他说,“我想讲的主要是我小时候的事,家族的事,给你们,给骏骏和苗苗这些孙子一辈的留个念想。”

他的禁忌也相当明确,他说,“参加革命之后的事,牵涉到很多人,有一些故事很完整,可以讲一讲,还有很多事情是得留给历史的,我讲不合适的,我就不讲了。”

父亲和他的同代人一样,在写回忆的时候有禁忌,但在生活中,他有时会冒出一些话来,吉光片羽,里面包含了他的经历,他的思考,他看问题选择的视角和没有展开的观点,这些追溯下去,趣味盎然。

其实,在一九八七年,父亲口述过一篇关于土改的文章,题目叫《关于揭阳等县的土改问题》。延安之后的日子,父亲工作的主线是土改。退休之后,他从亲身经历的角度展开思考,口述了这篇反思土改政策得失成败的文章,刊载在1987年5月21日《广东党史资料》第32期上。这次,他对我讲他自己的经历,他说是只讲到三十岁为止,然而,历史是连续的,他讲的时候自然而然提到了他三十岁之后搞的海南土改。

他说,“海南的土改不是我负责的。我主持的只是五指山区的土改,在整个海南来说,是收尾,在整个中国来说,也是收尾。” 他又说,“只有这次土改,才是我完全按照自己心中的想法进行的,这次土改,经过这么几十年,没有反复,没有后遗症,算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多长时间?”我问。

“三个月上下吧。”他答。

“三个月?怎么做?”我大为惊奇。

“和平土改,就是分田分地,尽可能不去掺杂其他的东西。” 这段土改经历父亲在《关于揭阳等县的土改问题》里虽然写得简单,但有提及。因此,我就不复述了。

说起来奇怪得很,我和父亲第一次谈起土改,不是在那次谈话,而是更早许多。一九八七年,我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我的老板是一 位美籍华人。一天,他让我陪他到他伯父家去。到的时候已近中午,他的伯父留我们吃饭。席间问起,我说了我父亲的名字,那老头的眼睛突然就亮了,他说,“噢!老朋友了,你回去告诉他,你见到邓力群了。东北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两个人总在嘀嘀咕咕土改的事情。” 回广州的时候,问父亲。父亲道,“怎么你见到了他?他身体可好?我们熟得不得了,在东北的时候,就三两个人总是在讨论政策,近得很。”

那段时间,我父亲从延安到东北,任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协助省委书记陈正人同志负责土改工作。父亲不赞成那些过左过火的做法,和汪小川,还有当时也常在省委的邓力群总是讨论。 父亲说,“我这个人有话在心里不说出来总是不安,于是写了个报 告给陈正人。陈正人开头接受了,还表扬了我。过不久,刘少奇同志提出‘贫雇农坐天下’的口号,于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风刮起来了,陈正人觉得我误了事。但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结果挨了一顿批,政策研究室被撤销,我被派往毗邻四平长春的前线的吉南地 委任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

我追问,“陈正人当时怎么批你?”

父亲说,“其实也没什么。陈正人接到文件,急得跳脚,指着我说,‘你,你,你这个陈南生(当时我父亲沿用去延安时用的姓名叫陈南生),你可把我给害死了,你叫我怎么办?’ 后来,在大院里,十来个负伤转地方等待安排工作的老红军厉害一点, 什么同情富农,跺着拐棍,手指都指到了额头上,我只好低头,被乱骂一顿。”

在父亲搞特区,还有特区之后的日子,我不止一次听他叹息,“这 个邓力群,你来看看嘛,你怎么就不来。”人生的事情,老朋友的观念一旦不同,连见面也免了。

2. 人生的路向

看父亲的前半生,我首先感觉到的是历史潮流的力量。他出生在汕头。汕头是一个近代发展起来的城市。1685年清政府在潮州府辖区内的庵埠设立海关总口。随着时间推移,汕头港逐渐成为潮汕地区中心港口。1853年清政府在汕头妈屿岛设立常关,取代了庵埠总口的地位。1858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在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的基础上,增开潮州(设在汕头埠)、台南为通商口岸。1860年汕头建埠,成为了一个城市。

1858年11 月18 日,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称:“由于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使广州的一部分贸易转移到了上海。其他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什么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恩格斯的 这段话说明了那个时候,汕头是除了广州和上海之外最为活跃繁荣的商业城市。有了这样的背景及后来的发展,于是便有了二十年代风风火火的粤东。大革命东征给父亲的孩提时光注入了最早的人生色彩, 家庭的困顿,社会环境的左倾,日寇的入侵,他其实不可能不革命。人们常说,人生的道路是自己的选择,其实不然,大历史其实才是人生路向裹挟的力量。

塑造父亲人生的还有他最早的阅读和感悟,他追索过他祖先的事迹,他看的第一本是《七侠五义》,接着,又看了一批春秋、左传、 西汉、东汉的故事书。他说,“战事纷纷,群雄并起,现回想起来, 看书当时,想必是心情激荡,不能止息,但岁月逝去,唯一大树将军的故事历久常新。大树将军姓冯名异,东汉人,时辅佐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争天下。每战毕,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处树下,军中号称大树将军。”父亲说他阅读当时,把书往床上一放,对自己说,我将来就是要做这样的人。

一个人十岁开始的阅读和感悟抹上的是一个人人生的底色。最早的人生底色与意识形态无关是我父亲的幸运。我之所以这么说,因为我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知道,一旦意识形态牵涉其中,底色不免异化。

父亲参加革命的地方是潮汕。潮汕这个地方的革命是以一茬又一茬的方式发展的,每一次都是在几乎被连根拔起之后,又重新发芽。一九二七年,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土地革命被镇压,南昌起义的 队伍在潮汕地区失败,潮汕的革命力量几乎全部丧失。后来重新组建红军,又经过近十年时间,好容易在福建的漳浦、云霄、平和、诏安和广东的潮安、饶平这些县份的山区开辟出闽粤边区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十月,敌人占领东江特委所在地大南山。三七年七月,漳浦事变发生。同年年年底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整编北上。革命力量在潮汕地区又一次仅存命脉。

到了我父亲参加革命那一茬,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成立,革命的火焰再次燃起。这个党组织非常年轻,非常纯粹,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战争年代,组织怀疑一个人可能是叛徒,按照常规,杀了也就杀了,但潮汕的党组织居然没有这样处理,而是决定请示,而后又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把这个人送到延安去。

这样做,当然风险极大,潮汕的党组织计算了各种万一的可能,妥善做了安排,然后父亲出发了。这事本来是无需我父亲去的,但潮梅地区的党组织有恢复武装活动的想法,必须向南方局请示,两件事并成一件,护送这个家伙上延安就成了我父亲的任务。

这个人叫姚铎,原来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的秘书长, 后来果然叛变了。

关于这事的处理,父亲说得简单,他说,他在出发之前已经准备了预案。他发出电报,组织接到电报,潮梅地区的同志立即按原定方案疏散了。姚铎潜回了广东,一潜回,立即被盯住,后来打了个伏击,以牺牲了一位同志的代价,消灭了这个叛徒。

3. 特例与必然

我孤陋寡闻,就我的知识范围,怀疑有人会叛变而不杀,冒着自己被杀的风险,千里迢迢护送交由上级处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唯一的特例。

这事对于潮汕党来说,首先,这里面隐含了好些政治伦理问题,其一,姚铎当时是上级,有叛徒嫌疑杀得杀不得?其二,在战争年代,通讯工具有限,请示不可能说得清楚,情况又在不断变化,能不能不请示?其三,既然请示了,南方局也有了指示,然而,姚铎的腐化及叛徒嫌疑日益清晰化,可不可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然后,可以收拢到一个纯粹的道德选择,譬如说,一个人重要还是整个地区的党组织重要?如果潮汕党组织当时当地就把这个人处理了,会不会更好?

更具体一些,有没有绝对保证党组织安全的手段,有了这个手段,又会产生一个有没有人可以执行的问题。如果杀了,有没有杀错的悬疑必然存在,他到底是不是叛徒呢?这有点类似于量子力学里的薛定谔的猫,猫到底是死是活必须在盒子打开之后,才能确定。薛定谔提出这个问题旨在论证量子力学对微观粒子世界超乎常理的认识和理解,用在这里只是一个比喻。

关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父亲说,“党组织丝毫无损是一,处理姚铎的事发生在他彻底暴露之后,党史上没有留下是否杀错人的悬疑,算是一件前前后后处理得圆满的事情。”……

来源:风马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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