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部首任部长钱瑛,那年“误入”夹边沟
这年冬天,甘肃河西走廊,冷得让人受不了。
一辆吉普车在空旷的戈壁滩上颠簸,车上坐着当时任内务部部长的钱瑛。 她刚结束在张掖的检查,正准备走高台县那边。可车子开了一阵,司机有点找不到北,对这条路他也不熟悉。
一眼望过去,周围都是一个样子的沙地,稀稀拉拉长着骆驼刺,连一个能问路的人都找不到。
天色渐渐暗下来,司机把车停下,正不知道该怎么办时,他突然指着远处地平线下一处凹陷的地方。那里,有一缕几乎看不见的、淡淡的青烟飘了出来。
钱瑛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马上就拍板:开过去看看,可能是有人家。这个决定,让她撞见了她此行原本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一个地方。
(一)
坐在车里的这位女干部,名叫钱瑛。1903年,她出生于湖北潜江周矶农村,从小读过书,也学过做精细手工活,是个很灵巧的姑娘。
但她的人生,却走上了一条充满凶险的路。1924年,她考进了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那里认识了董必武,开始参与到社会变革里面去。
1927年,她正式加入队伍,开始干地下工作,在上海的工会做过秘书。后来,她转到湘鄂西苏区,帮助组织了洪湖地区的武装力量。电影《洪湖赤卫队》里面韩英的形象,就带有一部分她的事迹。
她跟丈夫谭寿林一起在革命的浪潮里摸爬滚打,多次跟死亡擦肩而过,练就了一副铁骨头和一双能看清真相的眼睛。
她看问题,从来不只看表面,而是要一竿子插到底,看到最真实的情况。
(二)
新中国成立后,钱瑛的能力和做事的风格,让她成了做特殊工作的最合适的人。
1954年,她当上了中央纪律检查机构的首任负责人之一。
这个位子是做什么的?简单地说,就是专门查纪律、管作风、纠正问题的。她在这个位子上,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但也让很多人不高兴。
她这人,只认道理,不认人情,铁面无私,眼里揉不进半点沙子。
不管你是多大的干部,只要被她抓住问题,一律都得被严格查到底。
时间久了,大家私底下都叫她“女包公”。周恩来也曾当面称她“女包公”,这个外号就这么传开了。
她有一个习惯,每年有差不多的时间,她都不在北京待着,而是往下面跑,搞基层调查。
她不喜欢看下面报上来的那些材料,她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和自己耳朵听到的。
(三)
1960年,钱瑛接到了一个新任务。中央安排她带队去甘肃,全面检查那里的真实情况。
这一年的甘肃,情况非常不好。各种困难的事情加在一起,让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日子过得极度艰难。
但是,北京那边收到的情况,和地方上传上来的各种消息,却是两个样子。钱瑛的任务,就是要去看看,到底哪个版本才是真的。
她带着工作组,首先到了张掖。她一路看,一路问,心里已经装满了疑问。她手里拿到的官方数据,和她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根本对不上。
地方上的干部围着她,讲得口干舌燥,钱瑛只是静静地听着,不点头,也不摇头。
她那张一向严肃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可越是这样,陪着她的那些人,心里就越是打鼓。
(四)
结束了张掖的行程,钱瑛没有休息,立刻要求去高台县。
她没有走安排好的大路,而是要求走小路,去看最真实的村子。她要看的,就是那些最没有准备、最能反映真实情况的基层。这才有了开头发生的那一幕。
吉普车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走迷了路,司机自己也慌了神。
在那个年代,戈壁滩上迷路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那缕微弱的轻烟,像一个指引,带着他们往前走。
司机把车朝着沟的方向开。越靠近,大家就越觉得有点不对劲。这个地方太荒凉了,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怎么会有人?车子开到沟边,停了下来。
司机和警卫员下车查看,钱瑛也跟着走了下来。一股说不出来的寂静笼罩着这个地方。
警卫员朝着沟里大声问:“你们这里是什么地方?”沟里有人影晃动,一个非常微弱的声音传了上来,说自己也不清楚,让他们去问场长。
钱瑛收起了笑容,她走到沟边,往下面一看。
沟坎下面,竟然躺着不少人,一动不动。而那缕烟,是从一个像是地窖一样的房子里冒出来的。
一个当地的干部模样的人听到声音赶来,脸色慌张,解释说这里是省里管的劳教农场,名字叫“夹边沟”。
(五)
夹边沟。这个名字,钱瑛在来甘肃的路上,隐约听人提过一嘴。它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边上,离酒泉大约三十多里远。这个地方,土地盐碱化非常厉害,种下去的粮食,收成连糊口都做不到。
从1957年开始,全省各地的三千多名知识分子和干部,被陆陆续续送到这里进行劳动教养。
钱瑛的脸色沉了下来。她没有多说什么废话,直接要求下去仔细看看。
她走进了那个冒烟的地窖,里面的气味让人喘不过气。她看到了那些缩在草席上的人,一个接一个面黄肌瘦,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她又去了所谓的医务室,里面空空荡荡,几本登记册随便扔在桌子上。钱瑛一句话没说,只是默默拿起了登记册。
(六)
钱瑛让人把所有的登记册和供给物资的记录,全部搬到了农场办公室里。
她坐下来,一本接一本地翻看。办公室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农场的管理人员站在旁边,连大气都不敢出。
钱瑛看得非常仔细,她的手指一页一页地翻过。登记册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名字,最开始登记的人数是三千多。
她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从1960年的夏天到秋天开始,册子上用红笔画掉的名字,突然间就多起来了。
死亡原因那一栏,写得都一样:不是“肠胃炎”,就是“心力衰竭”。
她抬起头,目光像刀子一样看着那个场长。
她问,名册上总共登记了多少人?场长支支吾吾,报了一个数字。
钱瑛把册子合上,拍在桌子上。
她接着问,那现在,活着的,还有多少人?场长低着头,不敢再说话了。
钱瑛让警卫员立刻去清点人数。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整个农场区,能喘气的,只剩下了几百人。
(七)
三千多人,只剩下几百人。那剩下的人呢?
钱瑛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管理人员。她问,那两千多人,到底去哪里了?场长知道再也瞒不住了,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在几个月前,因为夹边沟这里实在养不活这么多人,上级部门下了一个命令,把大部分人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那个地方,名字叫明水滩。当地的条件比夹边沟还要恶劣,是一片几乎没有水源的盐碱滩。
那批人被转走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钱瑛的心情跌到了谷底。
她根本不相信什么“转移”的说辞。她看着登记册上那一个个因为“肠胃炎”而被划掉的名字,再想想几百个快要断气的人,她知道,如果她今天没有走错路,没有开进这个沟,这里所有的人,可能都熬不过这个冬天。
(八)
钱瑛没有发脾气,她只是非常果断,她走到了办公室里那台唯一的手摇电话机旁边。
她摇起了电话,对着话筒,用一种不容别人质疑的口气,要求接通酒泉地区负责人。
电话接通了。钱瑛拿起了话筒,她说的第一句话,就让在场的所有人镇住了。她报了自己的职务,然后下达了她的第一个命令。
她要求酒泉地区,立刻、马上调动他们能调动的所有客车,全部都要开到夹边沟这里来。
“对,所有客车,一辆都不许留下。”电话那头的人,很明显被这个突然的命令搞得一头雾水,不知道这位中央来的部长到底想干什么。
钱瑛没有多做解释。她紧接着下了第二个命令,她要求酒泉地区,立刻调集所有的粮食和药品,有多少调多少,必须在客车队出发前装上车,一起送到夹边沟。
她不听对方任何推脱,只是重复了一句话,这是中央内务部的命令,如果出了任何问题,她钱瑛一个人来承担责任。
挂断电话,她转过身,看着那个场长。她宣布了她的第三个决定:这个劳教农场的劳动教养任务,从这一刻起,全部终止。所有活下来的人,马上遣返回家,一个都不能少。
这个决定,在那个时候,需要顶住的压力,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有多大。
(九)
酒泉方面的行动速度非常快。第二天一大早,几十辆客车组成的车队,拉着粮食和药品,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夹边沟。
钱瑛亲自在现场看着,让幸存的几百人先吃饱了,然后一个一个搀扶着上了车。
她仔细核对着名单,确保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妥善安排。做完这一切,她没有马上离开。
她对夹边沟管理人员的失职和上报不实,提出了非常严厉的质问。
她指出,物资供应的中断和消息的堵塞,才是导致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
她没有到此为止。处理完夹边沟的事,她没有按照原计划去高台县城,转头扎进了高台县周边的乡村里。
她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一家一户地看。她要亲眼看看,老百姓家里的粮缸,到底还能不能找到米。
(十)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钱瑛的足迹踏遍了河西走廊的许多村落。她看到的景象,跟她在夹边沟看到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很多村子,粮食颗粒无收,农户们靠着吃草根和野菜勉强维持生命。
她每到一个地方,都直接推门走进老百姓的厨房,揭开锅盖看。她亲手统计存粮和人口的真实情况。
她发现,基层上报的数字,和实际情况,相差得太远了。比如,有些地方明明已经没粮了,但上报的数字,却是说“产量很好”。
她还了解到,水源的干涸,导致牧业也遭了殃,羊群数量大大减少。
这些第一手资料,让她手里的报告,分量变得越来越重。她知道,这些问题,不只是甘肃一个地方才有,但甘肃的问题,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
(十一)
钱瑛没有在甘肃多待。她带着她收集到的所有第一手资料,汇总的数字,包括急需的粮食吨位和药品需求,立刻赶回了北京。
她没有经过任何中间环节,直接把这份沉甸甸的调研纪要,交到了中央那里。
报告里,她详细写明了在夹边沟和河西走廊农村看到的一切。她指出了基层管理上的漏洞,和情况上报的严重失实。
她用事实说话,建议中央,必须立刻调整甘肃的领导班子。这份报告的分量,可想而知。中央的批复很快就下来了。
第一,立刻组织拉粮的车队,火速西进,把粮食和物资,直接分发到甘肃的村社。第二,对甘肃省委的领导班子,进行重大调整。
(十二)
钱瑛的这份报告,和她当时采取的果断处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新的领导班子到任后,甘肃的局面开始迅速往好的方向发展。基层管理得到了加强,他们修缮渠沟,恢复生产,田地的收成开始慢慢变好。
而夹边沟,那个让人惊心的地方,在钱瑛上报之后,很快就迎来了它的结局。1961年10月,夹边沟劳教农场被下令正式关闭。原址后来变成了一个林业基地。
那些从夹边沟活下来的人,在钱瑛的干预下,被送回了原来的单位或者家乡,大部分人都得到了医疗救助。
钱瑛的甘肃之行,可以说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挽救了一大批人的性命。她的做法,不仅是救急救灾,更是推动了检查工作的改善。
(十三)
从甘肃回来后,钱瑛继续在她“女包公”的岗位上战斗。她负责核查案件,审阅档案,派工作组下基层执行任务。
在1967年机构调整之前,她亲自处理了多项违反纪律的事件,维护了行政管理秩序。
她痛恨坏人,但又心怀善良。她对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批评归批评,但只要不是没救了,她都会给改正的机会。但对那些欺上瞒下、压榨老百姓的人,她却是半分人情都不留。
她的一生,都在实践她当年的承诺。她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只关心她所看到的事实,和她所坚持的道理。
1973年7月26日,钱瑛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岁。她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公墓。在她的追悼会上,许多老同志都来送她最后一程。
甘肃夹边沟的幸存者,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记住了这位在绝望中给了他们活下去机会的人。
来源:文史选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