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两头真”李维汉的反思有多可贵

发布时间:2026-11-10 13:59 作者:周志兴 浏览:1,367次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群人被称作“两头真”,就是青年时期追求真理,到了晚年仍然追求真理。

当然也有“一头真”,青年时期追求真理,晚年就躺在曾经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

从我们读过的历史看,任何时候都不能用固定的、静止的眼光看人物,因为历史是复杂的,人物也是复杂的。

李维汉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说到李维汉,很多人就会联想到他和邓小平的关系,因为李维汉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曾经是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那时大家叫她阿金。1931年,因为上海党中央组织遭到破坏,她和邓小平结伴去江西苏区,路上产生了感情,结为夫妻。

1933年,邓小平因“邓毛谢古事件”遭到批判之后,阿金改嫁给李维汉,当时李维汉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而阿金后来就进入了中央组织部工作。

金维映曾参加红军长征,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李铁映。

有人八卦说,李铁映其实是邓小平的儿子,所以才仕途大顺,这显然不是事实。李铁映出生在1936年9月,而邓小平和金维映离婚是在1933年,差了足足三年多。

我听到的说法是,早年在上海中央工作时,李维汉和阿金关系就很好,只是那时李维汉有婚姻,他的结发妻子叫曹文玉,两人是1914年春结婚的,婚后育有一子三女。只不过战争年代,后来两人分隔两地,断了联系。

李维汉和阿金的关系,也许可以算旧情复燃。当然这对邓小平打击不小。

说一个花絮。1993年,我为邓小平女儿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做责任编辑,一天,毛毛给我一张照片,是阿金的,说是好不容易找到的。但是,第二天她又来要回去,说,要是李铁映来问我,为什么把我妈妈的照片放在你爸爸的书上?我不好回答。

这是一段插曲。

李维汉是老资格,他生于1896年,湖南长沙人。1916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时候,一位比他大三岁的学长,也算是乡亲,已经在这所学校读了两年了,他是毛润之。

毛润之在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一年后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并在这所学校待了5年多。

李维汉毕业后留校任初级部主任,所以,他和毛润之有长达三年多的一师共处时间。

在毛润之当时的师友名单中,就有李维汉的名字。当然还有后来在中国革命中大名鼎鼎的蔡和森、何叔衡等。

1918年4月,李维汉同毛润之、蔡和森、罗章龙、何叔衡、萧子升、萧三等14人在长沙创办新民学会,之后,他和李富春等人去了保定的育德中学,为留法学习文化知识。

其实,这所学校现在被提到的很少,但是当时却汇集了很多精英,刘少奇就是比李维汉低一届的校友,我曾经到保定附近的高阳县去探访留法勤工俭学的学工旧址,那时,刘少奇在这里学习木匠。

1919年10月,李维汉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做了一份很苦力的活儿,在法国施乃德钢铁厂做铸工,工作环境艰苦,劳动强度极大,对于这个20岁出头的学生来说,这是接触社会和接触产业工人的重要一课。

1922年,李维汉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共同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负责组织工作。当年回国后,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维汉在党内的起点很高,一度高过了校友毛润之,不过,那时候大家都习惯叫他毛泽东了。

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得幼年的中共损失惨重,就在十几天以后,中共在武汉召开了“五大”,主要是正确判断局势,研究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

在五届一中全会上,李维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他同时当选的,还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等,都是厉害角色。其实,出席“五大”的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等人。当时还选了三位常委,陈独秀、张国焘和蔡和森,陈独秀为总书记。

陈独秀这个总书记很快就下台了。几个月后,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特别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这个会议的主持人,就是瞿秋白和李维汉。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三个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政治局分工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管中央秘书厅。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和张太雷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次当选政治局常委,是他担任的中共最高职务。后来他的职务也很重要,但明显逐渐边缘化:党校校长、城市工作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统战部长等,“文革”之后,出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李维汉的边缘化,和他的过失是有关的。

因为反陈独秀的右,李维汉表现出来的是“左”。

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和群众力量已经受到严重损失,但李维汉当时仍认为革命正在高涨。

据他本人回忆,1927年11月1日,他同瞿秋白、苏兆征讨论形势时,认为革命高涨的形势比八七会议时更加明显,主张把各地暴动发展成为总暴动。他同时又承认,湖南、广东的党组织几乎被摧毁,其他地方的组织力量也很薄弱。

一方面看到组织力量严重削弱,另一方面仍判断可以发动总暴动,这很矛盾,但也正是他当时“左”倾盲动的具体表现。

李维汉当时的“左”,也表现在组织政策上,因为他是常委兼组织部长,所以他有话语权。他提出,要坚决改造党,撤换一般知识分子领导,提拔工农分子。随后,1927年11月扩大会议通过的组织决议,把以工农新干部替换知识分子干部作为重要任务。

问题在于,这把干部的出身当成了判断政治是否可靠的重要尺度,把纠正政治错误简化为更换人员。

李维汉担任常委的时间很短。192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上,他不但丢掉了常委,连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没有当上。

但是,他的“左”还在继续。

1933年,中央苏区开展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受到打击。他们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地方武装,反对不顾条件地进攻和扩红,却被指责为退却逃跑、右倾机会主义。李维汉参与了这场错误斗争,晚年对自己在其中的责任作过专门反省。

李维汉也从具体实例中看到党群关系的变化。他说:

最近安徽张劲夫同志乘汽车出去,路上遇到一个女病人,他下车让了车子。那地方的群众传颂很广,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也登了。这在共产党,本来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群众为什么这样称颂呢?因为多少年了,群众遇不到这样的事情。当年打仗的时候这样的事情是很起码的,这很值得我们去深深想一想。为什么这样?不是偶然的。这样的事情报上登是可以的,这是一种社会的反映;但值得我们深思。这样的事情不以为奇,很值得我们想一想。

李维汉的晚年,一生追求真理,化作了宝贵财富,很多话可以说了,也敢于说了。他的话都是经过了思考的,而他的思考是由一生的实践作为基础的。尤其是,他一生的实践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他经历过危险的对敌斗争,也经历过残酷的党内斗争,挨过整,也整过别人。所以,他晚年的求真之所以可贵,在于他所反思的历史,也包括自己曾经参与造成的历史。

来源:粥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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