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组：：从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说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营企业发展目的及价值取向研究（一）

目的，据《辞海》释义，即“人在行动之前根据需要在观念上为自己设计的目标或结果”。中国古人很智慧，以眼睛为“目”、箭靶为“的”，合起来便成“目的”一词。如同射箭总有靶向一样，在现实世界里，人们做事无不受到特定目的的驱使。目的，作为人类一切行为所必然呈现的“人的自觉能动性”，其指引和导向意义是显而易见、勿庸置疑的。例如，“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本是所有奥运健儿致力奋进的共同目的，而“一起向未来”则是本届北京冬奥会的点睛之笔，它在整个国际社会遭受新冠病毒疫情持续侵害、全球化和平发展格局遭受严重冲击的当下，更为真切地凸显了举办方追求团结、呼唤信心的美善目的及根本意义，让世界看到了“双奥之城”的担当，看到了新时代中国的飞跃，看到了“无与伦比”的伟大事物注定有着“无与伦比”的伟大目的牵引......

史料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将目的问题最早纳入哲学范畴，随后带动起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领域研究及实际应用，主要是西方学者所为。而我国在目的问题的专门研究方面则较为迟弱。但是，本研究报告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虽鲜有专论目的者，然而古圣先贤们光耀世代的天下观、民本观、义利观等等，历久弥新，仍可启悟和赋能当代中国的广大民营企业增强底气；他们阐理析物的辩证思维，也能让今人体悟到“不染纷华别有神、乱山深处吐清新”的奇妙境界，助力解决好自身的发展目的及价值取向问题。比如，老子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本来，歙与张、弱与强、废与兴、取与与，均为反义词，但从目的与手段的角度看来，所谓张之、强之、兴之、与之，均成为各自达到歙之、弱之、废之、取之目的之手段，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有机性、灵动性以及在特定条件下的置换性（互为目的与手段）等等，都耐人咀嚼，深有寻思空间！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本报告并非着意于目的问题的纯学术研究，而是试图深入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的丰富思想和精神资源，结合民营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发展目的及价值取向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尽可能做出一些有新意、有独到视角的分析和梳理，以促使其行稳致远，踏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的天理大道。假如说此为“目的”定位，那么，本报告釆取的“手段”（方法）则主要是两个“相结合”，即现场访谈和集体研讨相结合、识读史料和分析实例相结合。本报告历时五个多月，先后五易其稿，为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和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继2021年共同完成《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民营企业提振信心调研报告》后的又一合作成果。

一、从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说起

在汉语语境里，“目的”是与好多词汇近义甚至同义的，比如目标、鹄的、使命、愿景、希望、宗旨、志向、意愿、意图等等。而目的素有好坏、良莠、善恶、高下、优劣、真假、正确与错误、清晰与模糊、一贯与动摇、纯粹与纷杂以及单一与集合等区别，反映着每个行为主体（个人和组织）内在心理活动上的种种差异以及千变万化。与之相应，人们要达到目的的手段（方法），也是如此这般难以尽数。因此，依哲学观之，目的问题便固有其普遍性、复杂性和重要性。而本报告对于民营企业发展目的及价值取向的研究，不仅出自对哲学范畴的目的问题的关注与重视，而且也出自一种历史记忆，即发生在40多年前那场影响深远的有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的回瞻及启发。

众所周知，1978年5月11日，刊发于《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直接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由北京向全国各地辐射，由思想理论界向各行各业辐射，成为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讨论中，许多有识之士进一步提出要尽快结束国民经济徘徊不前状态、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1978年9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朝鲜后到东北三省及河北唐山、天津等地视察，阐述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迫切性。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细细体会，这其实已触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

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相呼应，或者说受其影响，另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大讨论正在首都理论界酝酿并相继发生。而且，如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一样，也很快超出理论界范围，影响波及党内外及全国各地。

1979年9月，《人民日报》编印的内部刊物《理论宣传动态》发表了该报理论部编辑蒋映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讲师李悦合写的文章《斯大林对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观点的批评》。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对该文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这两位同志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求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杂志“根据这篇东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希望四中全会前能完成”。同年9月30日，《理论动态》第160期发表了8000多字的《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此文由理论动态组成员、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室吴振坤执笔，以本刊评论员署名刊出。随后，《人民日报》即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全文转发。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

同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著名经济学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9月11日发表在《财贸战线》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的问题》。文章指出，“研究这个题目，是为了进一步明确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我们全部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进一步明确应该从什么出发来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生产，应该以什么做标准来衡量整个国民经济的成绩。”“我们的经济目标只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而不应该是其他别的东西。”

这些重要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全国经济界及广大读者的普遍关注，纷纷来信来稿，发表看法，迅速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据有关人士回忆，“在当时很多人不接受，包括许多党政机关干部也不理解，说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了，这还要讨论吗？”（引自胡德平著《与时俱进的民营经济》第120页）大家各抒己见，讨论逐步深入。例如，吴振坤自1979年10月至1980年6月，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又先后在《财贸战线》《红旗》《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物质利益的文章。这场讨论所持续的时间比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还要长，所产生的影响也很深刻、深远。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是民本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粹的复归和回响。其主要成果表现在：

一是促进了经济指导思想大转变。大讨论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次思想大解放，抓住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核心问题，把生产目的扭转到为满足人民需要这个根本上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使各界人士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更深更切实的理解。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就明确提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不仅如此，大讨论还强化了民主意识，强化了目的或目标思维。例如，1989年至1992年期间，还有一场改革目标大辩论，就经济体制改革应当“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展开过激烈争辩。在充分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又有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党的十四大最终正式确定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

二是澄清了生产目的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认识。过去，在经济工作中存在“为生产而生产”、“为计划而生产”、“为路线而生产”等错误倾向，农、轻、重比例失调,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1979年10月9日，在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就有领导同志发言指出，“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或者是把手段当成目的了，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生产而生产，使得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是畸形发展的，同社会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长期脱节，缺乏活力”。大讨论使人们弄清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科学含义，划清了正确与错误的界线，为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三是拓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此前，也有个别经济学家曾涉及生产目的问题。例如，薛暮桥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提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要满足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我们提倡艰苦奋斗，目的是为迅速发展生产，为富裕幸福的生活创造物质条件，决不是为了永远过贫困生活”。大讨论之后，不少经济学家开始或加强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学术探索，拓宽了研究视野。例如，吴敬琏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人民的需要只有通过市场才能灵敏反应出来......由于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社会及其成员的需要不能及时反映出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也就难以顺利实现，生产和需要脱节成了经常的现象。而在生产和需要脱节的情况下，是难以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的”（引自《吴敬琏自选集（1980-2003）》第89页）；又如，于光远在《经济改革杂谈》一书中专门以“‘下海’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为题深入阐述说，“‘目的’这个概念本来是主观领域内的东西，它的本义是在活动中对某一种将要出现的状况的有意识的追求”“达到同样的目的，可以做不完全一样的事，说不完全一样的话”“不能说整个社会的生产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生产的目的也就是什么。整个社会生产的目的与每个人生产的目的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很显然，其理论或哲学意味已大大超越大讨论之前。与此同时，一些大专院校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陆续辟出专章，详尽论述社会主义生产本质和生产目的。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其中第十一章“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对生产目的问题有较大篇幅的理论阐释。

这场关于生产目的大讨论，迄今已时过40多年。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实现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已成为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及企业运行的使命所在、责任所在、目的所在。而“两个健康”（即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积极实践，也使广大民营企业走在“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康庄大道上。但是，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也依然不时出现生产目的（包括企业发展目的）的偏离、偏差、偏失等现象。这更说明当年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有多重要！

比如，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等考核指标，将当地的经济建设工作变成了为GDP而GDP、为政绩而政绩，过分偏重投资建设，忽视服务民生，甚至刻意搞大拆大建、形象工程、数字造假等，导致当地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明显有悖于政府工作服务人民的初衷的。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曾经尖锐地指出，“现在的情况，一方面过剩的产能那么多，长板那么高，短板又明显存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教育、养老都是需求，短板这么低，为什么？这就要问我们的生产目的是什么。”“我国经济运行存在的诸多问题，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的矛盾问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我们对生产目的还是不清楚。如果清楚的话，也不会产生当前严重的经济产能过剩的问题”“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解决人们的吃、喝、住、穿，是为了生产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发展重工业，也是为了促进生活资料的生产，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如果整个社会都以利润为原则（竞争性企业除外），都以赚钱为目的，就会造成生活和生产的对立、割裂和颠倒。重复建设、盲目投资以及不置身于市场的生产，同样是一种头足倒立的生产观”（引自胡德平著《与时俱进的民营经济》第120页、121页、200页）。南怀瑾先生也曾在一次演讲中批评说，“现在一提经济就想到钱，大家都为钱，全体向钱看，全民向钱看，做生意受教育也是为了钱......。”他引用孟子的话警醒世人：“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

生产目的问题，反映在企业层面，具体而言，就是发展目的或经营目的问题。且不论有些国有企业片面追求规模和产值，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竞争性领域无序、无度扩张，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模糊了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支柱性作用的应尽职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偏离了国有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目的的；仅从民营企业来看，所出现的片面追求利润、热衷于短期行为、缺乏长期主义能力建设、有的还带来严重的外部性和社会危害等问题，其实多半还是首先在发展目的及价值取向上出了问题。要么，有良好的发展目的而不能坚守，在实际运营中产生迷失，沉溺于短期或阶段性目标，放弃了对长远发展目标及合理价值取向的追求；要么，对时势、大局缺乏独立判断，将企业发展目的沦为“跟风”。例如，当前几乎所有企业都在讲推进数字化进程。用友网络董事长兼CEO王文京则在提供相关服务的亲身经历中发现，很多企业还是“为数字化而数字化”。他认为，数字化的底线是要让企业生存下去。因此，数字化转型首先应基于业务本身，然后组织管理变革要跟进，更大程度上是需要创新，注重挖掘数据驱动价值，不能脱离实际，盲目从众；要么，一开始就动机不纯、居心不良，一切以攫取钱财最大化为出发点，或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侵犯消费者权益，或搞恶性竞争压榨上下游，或以破坏资源与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之利......，以致最终跌入万劫不复之深渊。

有的企业家说，发展目的与手段（方法）两者，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念来看，原本就是一体的。一个良好的发展目的，若是名副其实，那就必须依托于或者通过相应良好的手段（方法）来实现，否则，很难称得上“名副其实”。发展目的说得再好，如果手段（方法）不好，也必然令人生疑。近期披露成都有个火锅店反复用老油，被告人被判1376万元，有期徒刑10年。其结果表明，凭借不良手段去达到目的，即令怎样标榜，也不可能是真好，注定要大打折扣。据2022年“315”晚会曝光，名特产禹州红薯粉条竟为廉价木薯所做，部分老坛酸菜包则是在土坑腌制而来......。近期，又据一些重要媒体披露，随着防疫措施的优化调整，家庭及个人对相关药物的需求飙升，有的药店就乘机哄抬物价，例如连花清瘟暴涨240％，还强求捆绑购买另5种药品......。这种“为赚钱而赚钱”（赚昧心钱、发疫情财），其目的与手段（方法）则因悖离良知而一并败坏。可见，目的与手段只有同一于“道”，即同一于“致良知”，企业发展才能站得住、行得正。诚如《传习录》所云，“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著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真可谓“道者万物之奥”！

来源：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