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回顾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
1979年，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胡耀邦同志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这场讨论影响很大。现将本人参与和知道的有关情况，略作介绍。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性决定，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具体讲，就是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以后的提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上就是政治路线的改变。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就要解决如何有效进行经济建设的问题。这也是多年存在的一个症结，关键是要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为此，胡耀邦发动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生产目的讨论从1979年10月开始，延续了一年半时间。《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第1498期（1979年9月8日），刊登了蒋映光（理论部编辑）、李悦（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两位同志撰写的一篇文章。该文认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批评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现实意义。胡耀邦看了之后，即批转给理论动态组，要求就此写一篇文章。胡耀邦的批语全文如下：
转《理论动态》
这两位同志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同志们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的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东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希望四中全会前能完成。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 耀邦9，10
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吴振坤同志，承担了这一写作任务。耀邦同志两次审阅文稿。这篇文稿以《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为题，发表在《理论动态》第160期（1979年9月30日）。这篇文章阐明，任何一个社会，生产总有一定的目的，都不是为生产而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是为了满足广大劳动者的需要，从而也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文章指出，从我国多年经济建设的实践来看，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文章列举了为生产而生产的各种具体表现：（一）安排整个社会生产计划，不是从人民的消费需要出发，而是从若干种主要产品的增产指标出发，在计划的出发点上就忽视了人民的消费需要。（二）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重视积累，轻视消费。积累率越来越高，1970年到1978年达到36％以上。过高的积累率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三）在积累基金的分配上，重视生产性积累，轻视非生产性积累。长期生产性建设规模过大，造成“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非生产性建设欠账很多，公共交通十分拥挤，职工住它极度紧张，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许多困难。（四）在生产性积累的分配上，重视重工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对农业和轻工业投资过少，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 （五）在重工业内部，重视工业自身的需要，轻视为农业、轻工业服务。重工业自我服务比重过大，钢材、电力等消费量中，用于农业和农机维修的比重很小，重工业为轻工业提供的机器也比较少。（六）不顾市场需要，盲目生产。许多企业片面追求产量、产值指标，片面追求利润，往往不顾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花色等，挤掉了产值低、利润小而人民生活需要的商品。以上这些，相当深刻地揭示了生产建设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状况。文章说，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为生产而生产，为重工业而重工业，是我们经济工作中许多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的症结所在。目前，农业技术基础薄弱，轻纺工业上不去，基本建设战线减不下来，消费品供不应求，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大大超过商品可供量，等等，都与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有很大关系。10月20日，《人民日报》将此文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理论动态》的文章。 10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于光远《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一文。文章指出，研究这个题目，是为了进一步明确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我们全部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进一步明确从什么出发来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生产，应该以什么做标准来衡量整个国民经济的成绩。10月23日，《光明日报》从第一版开始，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提出以后，立即引起经济学界、经济工作者和领导干部的注意。10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座谈会，首都二十多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参加会议，热烈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与会者从各个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并建议对此深入展开讨论，肃清“左”倾思想的影响，端正调整经济的指导思想。新华社于11月2日就此发了电讯稿。《人民日报》于11月3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这一条新闻。首都和全国各地的经济学者、经济工作者，积极参加这个讨论，他们或开座谈会，或写文章，阐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11月5日，首都八百多名技术经济工作者举行大型座谈会，于光远在会上讲话指出，目前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是一个意义深远、关系到调整国民经济方针能否顺利贯彻的重要讨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轻工业部等机关都组织有关干部进行讨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经济学会于11月6日、7日连续召开座谈会。河南省经济学会也召开了讨论会。北京、上海、辽宁、四川、天津、广东、新疆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报道了当地理论工作者、经济部门座谈讨论的情况，刊登了评论员文章，有的还开设了专栏，讨论发展很快，势头很好。这个讨论也引起了领导干部的重视。浙江省委常委会讨论指出，搞好经济工作，在指导思想上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二是要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都对本省如何展开讨论提出了指导意见。在各方推动下，很快形成了全国性讨论的态势。胡耀邦对这个讨论的进展很高兴。1979年11月5日，他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要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篇文章，在经济界，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开窍了，当然认识还不足。他要求再写文章，将讨论引向深入。这场讨论也出现了超出预想的矛盾。讲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必然要讲发展生产与人民生活的关系。《要真正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有一段讲了这个问题。文章说：“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有一个口号，叫做‘先生产，后生活’。如果把它理解为生产决定消费，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无疑是对的。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克服困难，这个口号也是必要的。可是，这个口号把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机械地割裂开了，容易产生种种误解。”文章进一步说：“多年来经济工作中存在只重视积累，不重视消费；只重视‘骨头’，不重视‘肉’的做法，与套用这个口号是有关系的。”文章提出：“必须生产生活一齐抓。”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段话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际情况看，都不能说有什么错，而且，还讲了特定情况下这个口号的必要性，但这一段话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务院某部负责人，在他们单位的大会上抨击《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和这个讨论。他们单位办的报纸，对此文进行大批判，给我们扣上了“反大庆”的帽子。那个时候，这顶帽子同“反大寨”的帽子份量至少是相等。这事闹到最高层。《人民日报》也按指令暂停了讨论，但其他报刊还是继续讨论。依据耀邦的意见，吴振坤又撰写了一篇《再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文稿。但这篇文稿已不宜在《理论动态》发表。《人民日报》的同志对于中止这场讨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给胡耀邦写信申述自己的意见。耀邦找他们谈话作解释。据说，谈话时耀邦情绪非常激动。耀邦在我们理论动态组会议上也说过，人家给我们扣上了“反大庆”的帽子，也没有什么。我记得，那天他的态度倒是很平静的。以上所说的这些事，只是发生在极小的范围，外界并不知晓，所以，面上的讨论还是照样进行。这个讨论适应了客观的需要，得到广大的经济学者、经济工作者和领导干部的支持，是无法阻拦的。这场讨论持续了一年半时间，其影响和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必然要求。在长时期中，提出为实现跃进目标而生产，为祖国增光而生产，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而生产，为领袖放心而生产，等等，而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胡耀邦借用斯大林的“为生产而生产”来概括这种现象，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个命题，抓住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一个要害问题，使大家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有了更深更切实的理解。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的实践意义是，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当时形象的说法是，“骨头”太多，“肉”太少。具体表现是：重生产性建设，轻非生产性建设；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和农业。市场上作为消费品的商品严重短缺，人民物质和文化的最起码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这样的局面，从指导思想来说，存在着为生产而生产的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开启了人们的思想。正如有的同志所说，各部门都说自己是短线，不能压缩。要搞清楚什么是短线，什么是长线，就有赖于把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弄明白。有的同志指出，只有把指导思想扭转到为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上来，我们大家才能有调整的共同语言。这一讨论从基本经济规律的高度提高了大家对调整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调整。通过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比较深入地揭露了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左”的思想对经济建设的最大干扰，但“左”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中还有许多具体表现。在讨论中，大家深入剖析了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基本统一了认识。这对整个经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发展观的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其实就是发展为了什么的问题。这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问题。为生产而生产，这是一种很片面的、盲目的发展观。近些年来，某些地方又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为GDP而生产、为显现政绩而生产等倾向。实质上，这也是为生产而生产。可见，发展观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经常注意、不断解决的问题。在理论上，这个讨论已经越出了经济的范畴，触及到了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这篇文章指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的主人，更好地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不仅是社会主义再生产所要求的，而且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在讨论中，有的学者指出，经济工作如果离开了为全体人民谋福利，就会丧失其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生产不仅要充分地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而且要保证他们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这些，已经触及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也体现了以人为本，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而且，至今没有过时。
借撰写本文，介绍一下已故的吴振坤同志。吴振坤也是理论动态组最早的成员，正式组建理论动态组时，他是副组长，后任理论动态组组长。吴振坤回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后，任教研室主任。在那一段时间内，《理论动态》有关经济方面的文章，都由吴振坤撰写。胡耀邦同志多次赞扬吴振坤撰写的文章。本人在阅读了有关社会主义的一些著作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也深化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书中，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3页）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恩格斯指出了三点：（1）发展生产力；（2）实现一切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3）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恩格斯讲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指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2023年7月31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