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西林：绪言——《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

承蒙彭文曼女士一再建议与督促，《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以修订版交付上海“六点”出版集团出版。此书1996年初版迄今二十年，历经四个出版社不断被要求修订出版；出乎意外的是，今日已是学界中坚的一批北大、中国社科院、复旦、人大、台大中年学者在与我初次见面时几乎都告诉我曾精读或讨论过此书；此书的核心概念“意义-涵义”甚至被厦门大学几位教授引入法理学展开讨论；特别是曾启蒙我进入学术的已逾八十岁的赵宋光老师，2014年告诉我他“一直在看这本书”，并结合此书第二章提出三个命题与我“辩论”，……上述情况使此书凸显为一个独立于我的思想客体。

此书的影响力直接缘自知识分子主题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史地位，导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困境”一节叙述了这段思想史。1978年中国现代化转型以消极（弱化）意识形态与积极经济变革相结合为特色，务实治国的新意识形态不再关注精神意义。然而，后文革的中国精神状态却是：

否定文革，不仅是政治转折，而且是亿万人十年社会心理大转折。狂热的革命人生观与世界观顿时失效，但文革所培养的极度意义化的奇特生活方式（全社会职业革命化）却酿造了巨大的社会心理能量。这一社会心理曾拥有“无神论宗教”的狂热、崇拜、仪式化与组织化等全部元素。当这一社会心理失去目标后，无意义的生活立刻产生精神危机。标志性事件即是以“潘晓”化名引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大讨论。1980年发生的这一思想史事件，完全没有故事情节与特殊背景，平淡无奇的一封倾诉人生苦闷的读者来信，在短短的半年中竟激起了六万多封回音共鸣，规模影响之大，使执政党总书记胡耀邦、意识形态权威胡乔木、中宣部长王任重亦介入讨论。这一事件重要的不是其纷纭驳杂的具体观点，而是其信仰层次与全社会规模。它适足表明中国后文革信仰危机的深广度与力度。①

八十年代上半叶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讨论承担了革命意识形态变革重建的工作，与之呼应的“美学热”以及文化讨论，均以人文主义的精神思潮承载了后文革的信仰诉求。这一潮流在八十年代中期被遏制，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性质的否定使意识形态继文革之后进一步失去精神感召中心地位。与之形成对比，中西文化学术的大规模传播启蒙至八十年代后期，现代化的知识系统与现代性的人文科学价值公理已构成中国新的广义意识形态，它超出了执政党的经济改革定位及其意义解释，由此势必从实践角度呼唤承担这一新意识形态的知识阶层。“知识分子”观念从而在全新意义上被关注与讨论。1988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年”。后文革知识精英的信仰追求已趋向定位于“人文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感透露出浓郁的信仰性乃至教团气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八十年代末叶反腐败运动，从而成为规范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知识分子”介入实践。九十年代初开始强化的产权改革，在将新中国的全民资产主权分化为社会学涵义的等级阶层同时，在人文科学层面则形成了以金钱为象征的唯利益驱动机制。由此形成了现当代中国人以文革为界限的不同精神偏向：此前被鼓动的仇恨与此后被张扬的贪婪。这一格局使知识分子对以经济行为为代表的人的谋生意义的人文阐释与结合法学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实践介入均空前严重了。21世纪以来大学这一知识分子基地的体制化强化，则使知识分子自身严重分化与被限定，从而发生了知识分子生存样态多样化的正当性乃至关于“犬儒”的思想史争论。

上述社会史及其思想史所包含的问题至今横亘为真实且关键的问题。贴近并依托上述社会与思想问题史的《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一书的生命力庶几在此。

但是，九十年代以来“人文精神”与“人文知识分子”已成流行话语，此类名义下回应甚至“回答”上述问题的话语夥矣！而为何其中许多被讥为“心灵鸡汤”？撇过问题意识的深浅度以及贴近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真切度，聚焦滔滔感想并揭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深层结构，人文话语的生命力终须学理支撑。此书的核心学理，却并非全书主题的“知识分子”理论或人文精神话题，也非“天下”观念这类当代已趋热点的章节内容，而是“劳动二重性”理论。正是“劳动二重性”及其意义与涵义的抽象，使知识分子这一经验社会学对象获得了尽可能抵达的深度。

此书“劳动二重性”并非《资本论》商品生产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二重性，而是指劳动这一人类学行为具有永恒的谋生与自由双重性。劳动的谋生工具性直接来自《资本论》关于作为生命体的人必须与自然变换物质新陈代谢的思想，劳动的自由性集中体现于青年马克思同斯密、李嘉图的论辩中，却又在后期逆转并呈现复杂的分裂关系。正是分梳这一复杂关系的困境促使我反向采取了劳动二重性的综合立场，也成为人文知识分子特质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哲学人类学根据。但是，信息化与电子化时代的劳动形态演变要求将肢体动作与工具及其劳动意识扩展，这促使我将劳动二重性语言学与符号学化，并基于汉语概念获得了劳动的涵义（meaning）与意义（significance）二重性这一普遍形态。凭借劳动的涵义与意义二重性结构，此书对从日常动作到专业技术、从无语沉默到逻辑概念思维乃至人工智能制造的人类行为进行了普遍阐释。劳动二重性以对立统一矛盾体回应着柏拉图与基督教以来的西方两个分裂世界的紧张关系，以及西周以后中国以一个世界消弭两个世界所包含的紧张关系。这一理论甚至回应着全部思想史：劳动二重性使人摆脱了非神即兽的虚假选择。永恒而正当的劳动谋生性并不耻于自然受动性，但需要劳动自由意义的转化提升以保持人类的超越性。这一“原罪”式生存使劳动二重性既不沉浸于欲望涵义驱动的劳动占有-消费的各类世俗主义中，也不会自我超拔为工团主义或无产阶级名义下的劳动神圣意识形态；劳动自由意义的超越以转化谋生劳动涵义为依赖性前提，因而劳动二重性不会如奧古斯丁那样蔑视人生为客旅或道家与印度佛教那样以否弃现实社会关系实现自由（解脱）；劳动二重性又以其人类学根基行为形态的真实存在不同于抽象为各种名言概念的思辨哲学，即使黑格尔式的思辨体系很大程度上表述出劳动二重性的逻辑形式，但劳动二重性本身就“是”生存状态与历史运动的辩证法；甚至在劳动二重性看来，禅宗式“搬水运柴”，也因其未区别劳动的受动性与自由性的差异阶梯而将劳动匀质化浪漫化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为世俗主义精神平衡消费品的“心灵鸡汤”，为何多要引用佛道类出世与处世铭言，由于其精神超越并不基于对受动性劳动的“物性”对立统一关系，因而其主观超脱即使启迪个体调整私人态度，却无力介入与转化刚性严酷的生存真实对立面（从一项繁冗工程到社会制度变革），当这类美文格言完成其正当短暂的心灵修养或抚慰功能后，便成为清灵的小品。

20年来的学术专业化进展已使此书的具体学术史引据显得简陋。但其核心学理依然具有植根现代性特别是植根当代中国的思想生命力。就学术类型及其方法而言，此书初版即定位于以现代思想史对话人性永恒母题的人文科学而非新陈代谢的专业知识史。人工智能空前凸显的“人-机”之辨，使这一定位获得了不仅属于当代而且指向未来的关键意义。真思想者是以各自母语思想着同样问题。“母语”应包括生活世界及其真问题。这近于阳明贬斥“口耳相传之学”而自述良知说乃百死千难中得来。我之所以仍然同意修订再版，不仅是基于此书的课题依然现实重大，而且基于劳动二重性及其涵义与意义的学理一直置身于当代深度学术对话中。此书初版的阐释背景指向中国唯经济发展的新意识形态，因而以人文立场批评将动作与意识分裂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学派与国内李泽厚-赵宋光实践哲学、将皮亚杰建构认识论行为主义操作主义化、工具本体与情本体的分裂，以及偏向认知规律的康德马堡学派到分析哲学及其当代科技主义的偏向。十年前增订版时的时代背景却是权贵资本主义对改革的利益主宰，20年前初版时的人文阐释中心遂移向社会科学的政治学法学批判，由此突出了此书后三章即人文知识分子与权力、意识形态、公共团体的关系。此次修订版注意到了阿伦特复兴古希腊“Praxis”与“poiesis”相区别的新实践哲学，指出其基于希腊城邦制的奴隶与自由民经验以“action”（行动）贬抑“labor”（劳动）的基础狭隘性，以及追随其后的当代新实践哲学以“实践”伦理吞没“劳动”自然本体的问题。同样指出了阿伦特到哈贝马斯将康德反思判断与审美共通感政治学化并想象为对话共同体的浪漫主义。而与此相反的关注方向却是：精神信仰与法制保护双重缺失条件下的生存竞争如何使劳动的谋生一维原始化，并激发出笼罩中国的悍戾之气。与此相关，修订新版批评将社会科学范畴的现代化平等移用于人文科学精神领域的民粹主义与启蒙主义的混合意识形态，指出在平庸化乃至世俗堕落与升华人格两极之间的精神品级差异存在；形成有别于权威意识形态的现代性精神品级的提升示范结构，将是现代化转型中国精神重建的重大课题，并从这一角度结合劳动二重性审视了百年中国民众革命的社会学构成及其派别分野的精神意义背景。

修订新版在回应新的思想潮流同时发展着劳动二重性的涵义与意义。由此指向“六点”出版集团向我邀约多年的一本劳动与现代性著作。此次修订，已向这一著作重要推进并扩展了篇幅。

愿在此引用拙著《人文科学导论》后记中的话回答与此书有缘的所有同道者：“感谢那些对我著作中的思想产生共鸣的中青年精神同道，特别是以四川大学为主体的‘成都地区高校面向21世纪学术月会’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对拙著的两次专题研讨会，我视此种纯粹精神境界的共鸣为人生最高的回报，并将永远记得那些使我获得升华的诚挚来信。”

来源：美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