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当今的中国呼唤思想家、哲学家

我退休八年以后，基本不参加学术会议了。我对李泽厚先生确实没有任何研究，对哲学一窍不通，不知道到底要讲什么。

我只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讲三个问题。

李泽厚在80年代有一个自我定位，说他是第二代学者，第一代就是冯友兰、朱光潜他们。当时我是被称为第三代学者，实际我自己应该是第二代，我刚才算了一下，李泽厚先生是1930年出生，我是1939年出生，我们都是30后，他是头，我是尾，我是1956年上的大学，跟李先生都是50年代的。

当时研究生中的第三代人，最佩服第一代，对第二代的评价就比较复杂，有的让人尊敬，有的就不大让人瞧得起。李先生自己也说过，他那一代是问题最多的一代，这不是谦虚的说法，是反映了客观事实的。但李先生恰好作为第二代学者而在80年代脱颖而出，并且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现在研究李先生，大概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代人，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在批判封资修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在知识结构方面有重大缺陷，李先生这点比较好，他的知识结构相对合理一些，至少比我们合理，这可能是他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特点，跟马克思主义、跟革命有非常深的关系。大家谈到李先生是马克思主义者，归根到底他和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纠缠的关系，是摆脱不掉的。对此，我自己就有很深刻的体会。别的几代人，都可以很客观、很轻松地谈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革命的问题，我们这一代却不能，因为，我们就在其中，革命的问题、失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失误，都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我们不可能采取决绝的态度来对待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知道它的问题在哪里，要摆脱它，但是无论从思想哪个层面，又很难摆脱。

当然我们这代人有几种选择，有一种僵化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些人过分轻率地和马克思主义告别，但是李先生不这样，我自己不这样，而是跟马克思主义有非常缠绕复杂的关系，从李先生身上可以看出来，这是非常艰难的任务，一方面批判马克思主义，从当中跳出来，另一方面，在更高层面接受某些东西。我觉得李先生在这方面是比较成功的，我们不可能设想，没有马克思主义，李先生能有今天的成功吗？不可能，但是他既批判马克思主义，同时在更高层面上继承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些方面的经验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这代人还有一个特点，有很强的社会责任，很强的政治意识、人文关怀。中国革命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卷入历史潮流，政治潮流，就形成了这一代根深蒂固的历史情结，政治情结。不管别一代人如何批评，还是摆脱不掉。即使是理论思考，也总是面对现实的，总是要对现实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李先生就是这样。这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但这又是一个特点，未尝不是一个长处。

有人感觉李先生很悲壮，我理解他的艰难和悲壮、无奈，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无奈，也是需要别代人去理解的。我感觉，如果要把李泽厚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可能要对50年代以来的成长背景，做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完全理解他的一些东西。

回过头看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历史，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80年代，影响思想文化界全局的有李泽厚，我们那一代研究生，那一代大学生，都深受其影响，他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但到90年代，李泽厚这样的影响全局的学者就没有了，当然有人提到王元化先生，李慎之先生，但是他们不是全局性的影响，只是局部的，不像李先生那样有全局性的影响。这样的人物只出现一个，而且应该说，李先生所发挥的影响主要在80年代，到90年代，他的影响越来越弱，当然这跟他离开国内本土有关系。这一代学者和现实的联系是天然的，脱离本土，对李先生是很大的损害。

我们回顾这几十年，我们现在能举出来的就是李泽厚，这样的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就这一个，而这一个，还有重大缺陷，这是什么原因？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我想把问题拉开来说，谈谈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我分了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就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即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坚守自己的社会理想、价值理念，对现实不公正、非正义的现象和现行体制的问题，不断提出公开批判，在当下受到很高评价。

第二，实践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文化教育的具体建设性实践，也有很大影响。

第三，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专业发展有很大贡献，他们中间有些人有脱离，甚至逃避现实的倾向，但他们所作的专业工作，也是社会需要的。

这三种知识分子在中国都有，但是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就是真正的思想家、哲学家。我们现在正是一个信仰缺失、价值混乱的时代，需要有真正的哲学家、思想家，能够为社会提供新的思想价值观念、新的理想，在我看来这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或者说，这应该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社会职能，但恰恰在当下中国，是缺失的。

我领会刚才尤西林先生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是解决社会的精神问题。当下中国有无数危机，但我认为精神危机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真正危及中国的未来的。知识分子应该用自己的专业来回应精神危机问题，给这个时代提供精神性、建设性的东西，这就是思想家、哲学家的任务。因此，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是真正的思想家、哲学家。我们至少要有李泽厚式的思想家、哲学家，虽然我对李泽厚并不很满意，但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我们至少要有李泽厚这样的能够影响全局的思想家、哲学家。在我看来，我们今天开这个会，最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就是要呼吁能够对当下中国精神危机作出回应，作出新的精神建设的思想家、哲学家的出现。

尤西林先生希望形成一个有影响的群体，我觉得现在比较难，对这个问题我比较悲观。我们不要谈大师，中国现在没有、相当一段时间也不会出现大师——我说的是真正的大师，而不是自封的，或被某种政治势力捧出来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大师。我们只能期待思想家、李泽厚式的思想家的出现。或者退一步，有一批关注、思考、提出精神问题的思想者出现；应该说，这样的思想者在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在民间社会，是有的，但力量还不够，他们的声音，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还很微弱，影响也很小。但如何让这样的思想者越来越多，并形成力量，是当下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所面临的很迫切的问题。尽管现在一时难以形成有影响的群体，但我们总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因为这样的思想者，是培育真正的思想家，以至真正的大师的“泥土”。鲁迅说过，我们做不了天才，起码可以做泥土。这或许是更为切实的吧。

最后顺便讲一点，我们讨论80年代中国思想，还有一个很大维度，我们关注不够，就是中国民间思想，这些年我作了一点研究。在我看来，中国从1957年开始，就有了自觉的民间思想运动，这个运动一直延续下来，从1957年到60年代，到文革，特别是文革后期，形成“民间思想村落”，到改革开放开始80年代初期。1980年以北大竞选为中心的大学校园竞选，实际也是一个思想运动，产生了一些思想的成果。例如“文化：世界与中国”编委会，《走向未来》丛书，湖北的《青年论坛》，王元化的《新启蒙》，等等。

从新世纪到现在，就逐渐形成三大民间运动，一是维权运动，一是网络民主运动，再一个是民间社会组织活动。这三大民间运动，都有很多知识分子参与，虽然主要是社会运动，但也有思想成果。问题是这样的民间社会、思想运动至今还没有进入我们的历史叙述与研究中。中国现代思想史，不能只有一个正史，还需要一个民间思想史，这两者关系很复杂、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很宽阔的研究领域，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参与，从中可以吸取很多宝贵的思想资源。由于政治原因，我们总是把前人的思想遗产用强力割断，强迫遗忘。结果后来人只能从头开始。在我看来，这样的思想的切断，是中国思想发展未能达到更高水平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也想借这次以李泽厚为例，讨论80年代中国思想的机会，向学术界，特别是年轻学者，提出一个呼吁：请注意对民间思想的研究，可以就从对80年代的民间思想研究开始，再上溯七、六、五十年代，下延九十年代和新世纪。 ��

（原题《当今的中国呼唤思想家、哲学家——在李泽厚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转载自《静悄悄的存在变革：退思录之六》华文出版社2014年，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