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青鸟：梁启超：唤醒沉睡的精神

1月19日是梁启超先生的152周年诞辰，在中国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梁启超的名字。

稍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对梁启超在百日维新、新文化运动等关键历史中的作用有些印象。

但是除了教科书上讲述的历史，梁启超这个人本身，在很多人的感受中是“面目模糊”的。

在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梁启超是一个重要的建设者。

从1896年开始，梁启超在33年时间里，写了至少1400万字，涉及时事批评、战斗檄文、组织章程、学术专著……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都在阅读他的作品。

就像胡适说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没有一个年轻人不受到梁启超的影响。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有知识的门类和学科，都跟他有某种关系和牵连。

我们今天纪念梁启超，因为梁启超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当下所处的世界，有一种很强的呼应：我们都在面对一个大变局的时代。

如何借时代的抓手，变现自己的能力。

或许，还要从梁启超的“中国新民”说起……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中国之新民”，是梁启超先生自己起的号和笔名，也是他对于当时国民的倡议：能去旧染之污者，谓之自新；能去社会旧染之污者，谓之新民。

梁启超所谓的新民并不是“心醉西风”之流，也非“墨守故纸”之流，而是“国民独具之特质”，是“一国之立于世界”的基础。

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使之成为“新民”，是梁启超一生的目标。

“中国新民”的面貌

能够摆脱奴性束缚的品格，有高尚的公德意识，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有尚武精神。

梁启超说：“吾国之受病，盖政府与人民皆有罪焉”。

梁启超认为，奴性是中国民众数千年形成的顽疾，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障碍，而封建专制主义则是造成奴性的根本原因。

由于在政治上“服一王之制”，君主对民众奴役有如奴隶，防之如盗贼，久而久之，民众也认同奴隶或盗贼的身份；由于在文化上“守一先生之言”，久而久之，思想界变成一潭死水，容不下不同声音。这两方面的综合效应，就是必然形成“专制久而民性离”“学说隘而思想窒也”局面。

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梁启超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

他是一个枢纽式的人物，也是一个被世界舞台低估了的人物。

以国而言，梁启超所谈的国学，其实需要从更大的视角去理解，是一国立于世界之学问特质。

在个体层面，他是一个持续在更新知识结构的人。

他在1890年之前，接受的是非常传统的举人教育。

到了1890年看到世界地图，在万木草堂读到新学的书，他突然对全新的世界充满了兴趣。

所以办《时务报》后，他写出了大量介绍西方世界的物件、理念的新文章。

你熟悉的《福尔摩斯》就是他翻译引进到中国的。

梁启超曾说过一句话：“自己做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此外，他所强调的独立的人格、求真的精神，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值得体悟的。

面对当时那么巨大的一个知识新领域，他的反应不是拒绝、不是排斥，而是积极拥抱，并且还要引导大家一起拥抱，他让自己成为了新知识和旧系统之间的桥梁，而且这种自我迭代持续了他的一生。

除此之外，他还是慈爱的父亲，给总统的工作信件中不忘提及儿子伤情；儿女们在国外留学时，他也会感到寂寞。

他的家庭教育极为成功，“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而他言传身教给子女的，除了家国情怀，还有最重要的 “趣味主义”。

他一生涉猎极广，对一切都有兴趣，是兴趣让他不断汲取新知，不断思考新意，而他一生的成长都基于此。

在他看来，用兴趣去持续探索，正是为人的意义。

破除心奴

梁启超提出“破心奴”的主张。他把自由分为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两种。二者相比较，精神自由更为重要。如果人身的不自由，可以叫做“身奴”；而精神的不自由，那就是“心奴”了。

我们可以采取斗争手段使“身奴”得以解放，而解放“心奴”就只能靠自己努力了。“心奴”比“身奴”更为可怕、更为可悲。

奴隶性

长期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人们逐渐形成安分、柔顺、依赖、卑怯的顺民性格，形成甘于奴隶身份的奴才意识。这种性格和意识具有可怕的消极性，“举国之人，他无所学，而惟以学为奴隶为事，……不觉其辱，反觉其荣焉。”对于这种弊陋的人格，梁启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的感慨是：“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矣。”

依赖性

由心奴作祟，民众难以养成主人翁意识，我责人，人亦责我；我望人，人亦望我。由于互相推诿，互相依赖，谁都不愿意出头，社会便丧失前进动力。

梁启超气愤地说：这种指望别人、不指望自己的依赖心态，乃是没有血性的表现；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简直就是犯罪。

爱国心薄弱

由心奴作祟，致使爱国主义精神无法得以弘扬。他说：“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尤其令他气愤的是，面对国家危亡，一些人依然歌舞升平，袖手而作壁上观。这种“灭损国民体面的行为”，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缺乏公德意识

由于心奴作祟，导致民众道德素质低下，特别是公德意识缺位。梁启超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在他看来，由于儒学过度推崇束身寡过主义，才导致公德意识缺位，以至于形成“一盘散沙”的状况。

进取精神缺位

由于心奴作祟，导致政治体制内没有活力，大多数民众随之也丧失创造性，丧失主动性。

大多数人甘愿墨守陈规，毫无进取心，遂使中国形成死气沉沉的局面，简直可以说落入“有女德而无男德，有病者而无健者，有暮气而无朝气，有鬼道而无人道”的惨境。

愚昧无知

由于心奴作祟，导致民众文化素质低下、知识极其贫乏。民众的文化程度和创新能力乃是立国之本，西方各国对教育事业无不高度重视。他们大力发展培养有用的人才，想方设法“美人性质，长人志趣，增人识见”；而中国则不然，士子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弄得人才匮乏，国将不国。

柔弱不武

由于心奴作祟，导致民众身体素质低下，难以抵御外辱。他指出，当今世界是强者的舞台，“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必无以自立于竞争激烈之舞台。”面对此种形势，中国人仍旧处于柔弱不武状况，“此实中国历史上一大污点。”虚伪成风由于心奴作祟，人们沉溺在虚伪的社会风气之中而不察觉。梁启超气愤地说：“好伪至极，至于如今日之中国人，真天下所希未闻，古今所未有也。”这种虚伪的风气在全国蔓延开来，为官者欺下瞒上，为士者不务实学，人人尔虞我诈，中国简直就是一个不堪入目的虚幻世界。

总的来说梁启超提出的“破心奴”的办法是：面对任何事物、任何言论，要都本着循“以公理为衡”的原则，大胆地独立思考，决不盲目服从；要敢于发扬自由精神，堂堂正正地作人。

摆脱“心奴”的束缚，才能作一个“自主、自立、自治”的新公民;由新公民做基础，才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国。

公德意识

新民不同于与旧式子民，最突出的特点第一在于具有公德意识。所谓公德，乃是指自觉的合群意识，与独善其身的私德相对而言。他所给出的定义是：“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梁启超认为，在儒家文化主导之下，历来中国的私德比较发达，而公德相对滞后。由于公德不发达，国家徒具形式而已，无疑乎“一盘散沙”。这种情况必须扭转。

在他看来，能否做到利群，应当成为评判公德善恶的标准。凡是有利于“群”的事，都可称为善；反之，皆称为恶。公德作为新道德的核心，维系着“群”与“国”的一致性，乃是必不可少的粘合剂。

梁启超指出，人不但有独立自由诉求，还有合群的诉求：二者皆为天所赋予人的本性。从这一点来看，公德必须以私德为基础。

根据进化论的原理，养成独立自由的个性，乃是为了生存的需要；然而私德的完善，离不开作为“合群之道”的公德。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群体；群体的组成，也离不开个人：二者相辅相成。

至于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梁启超主张实行群体优先的原则，也就是先公后私的原则。他说：“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而进焉。”梁启超由“利群”观念联想到“利国”，因为国家是最大的群体。他大声呼吁，人们应当树立“国家思想”，化利群意识为爱国意识，而“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养成独立自由人格

新民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具有自由独立的人格。

他既看重人在身体上的自由，也看重人在精神上的自由，而尤其重视人在精神上的自由。

他告诫人们：“勿为古人之奴隶”“勿为世俗之奴隶”“勿为境遇之奴隶”“勿为情欲之奴隶”。

“独立者何?不藉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国而不能独立，时曰附庸。于公法上不认为公国。嗟乎！独立之不可以已如是也。”关于独立，他的理解是：凡事皆靠自己，从不寄希望于他人，在世界上独往来，昂然挺立。借用《中庸》上的话说，就是“中立而不倚”。

个人独立是群体构成的基础，以至于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品格，才有群体可言。既要提倡“独立之德”“自由之德”，又要提倡“合群之德”“服从之德”。

来源：云中青鸟

梁启超56岁像这幅最后的照片，摄于先生临终前半年，先生时年55岁，瘦削憔悴，目光中有忧虑，也有希冀。

先生当时看不到的未来，我们能看到。这一百年里，历经无数动荡崎岖，波折坎坷，一个现代的少年中国，始终独立而稳定地屹立在东方。

恰如先生当年，面对浩瀚的太平洋，写下的那样：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来源：云中青鸟